茶文化在古代中國地位
茶文化在古代中國地位
對于中國的茶人來說，飲茶是一門生活藝術(shù)，著重追求品茶時的藝術(shù)情趣，而不是缺乏詩意的清規(guī)戒律。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茶文化在古代中國地位，一起來看看。
茶文化在古代中國地位
中國人飲茶飲了幾千年，開始是將茶作為食物，然后作為藥物，后來成為飲料，至遲從西晉開始，就將飲茶發(fā)展為一門生活藝術(shù)。作為飲料的茶湯，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為了滿足人們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晉詩人張載的《登成都白菟樓》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區(qū)”詩句，已經(jīng)在描寫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可見當(dāng)時人們飲茶開始講究欣賞香味，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的滿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賦》除了描寫茶葉生長環(huán)境、采摘情況之外，還涉及用水、茶具、茶湯泡沫以及飲茶功效等，可以看出當(dāng)時飲茶已經(jīng)有了一套技術(shù)要求。特別是其中描寫茶湯泡沫的幾句：“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嘩如春藪。”意思是剛煎點的茶湯，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積雪，亮麗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視欣賞茶湯泡沫的色彩和形狀，則當(dāng)時必有培育茶湯泡沫的技術(shù)，據(jù)關(guān)劍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時期就已經(jīng)采用茶筅攪打茶湯使之產(chǎn)生泡沫。[1](p306)而對茶湯泡沫的欣賞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飲茶就具有藝術(shù)性了。至于《荈賦》的最后兩句：“調(diào)神和內(nèi)，倦解慵除。”描寫飲茶的功效，可視為中國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國茶藝的成熟是在唐代。這是因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動，撰寫了眾多的茶詩，提升了飲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為一種藝術(shù)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齡、李白、皎然、盧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齊己、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都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茶詩，對唐代品茶藝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唐代詩人們品茶，已經(jīng)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滿足，著重從審美的角度來品賞茶湯的色、香、味、形，強調(diào)心靈感受，追求達(dá)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這從他們的眾多茶詩中可以得到印證。[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詩的“三飲”之外，盧仝在《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描寫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fā)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xí)習(xí)清風(fēng)生。”這樣的品茶已經(jīng)不再把茶湯當(dāng)做是一種飲料，而是成為藝術(shù)欣賞的對象或者是詩人們審美活動的一種載體。可見，我國的品茗藝術(shù)至少在唐代中期已進入成熟的時期。因此，陸羽的《茶經(jīng)》對此進行了全面總結(jié)。
陸羽將唐代的煮茶技藝總結(jié)為：“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茶經(jīng)·六之飲》)，就是茶葉采造、鑒別、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飲用等九個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據(jù)《茶經(jīng)·五之煮》記載是先將茶餅放在炭火上烘炙，兩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狀，然后趁熱用紙囊包起來，不讓精華之氣散失。等茶餅冷卻后將它碾磨成茶末，再篩成茶粉。等水燒到冒起如魚眼大小的水珠同時微微發(fā)出聲響，稱為一沸，要放點食鹽進去調(diào)味。等水燒到鍋邊如涌泉連珠時為二沸，先舀出一瓢滾水備用，再用竹笑環(huán)擊湯心，然后將茶粉從中間倒下去。過一會兒鍋里的水翻滾為三沸，將就剛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時鍋里的茶湯會產(chǎn)生美麗的泡沫，稱為“湯華”。這時茶湯就算煮好，分別舀人茶碗中敬奉賓客。
陸羽提倡的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羅(篩)茶、燒水、一沸時加鹽、二沸時舀水、環(huán)擊湯心、倒人茶粉、三沸點水、分茶人碗、敬奉賓客。整套程序是相當(dāng)完整的，其技術(shù)要求也是頗為明確、具體。陸羽特別重視煮茶時要培育出美麗的“沫餑”。稱之為“湯之華”，華者花也。指的是茶湯表面上浮泛的一層細(xì)密均勻的白色泡沫：“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xì)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于環(huán)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墮于尊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肚F賦》所謂‘煥如積雪，曄若春藪，有之’。”陸羽用了棗花、青萍、鱗云、綠錢、菊英、積雪、春藪等一連串美麗的名詞來形容茶湯的泡沫，可見他對此是何等的重視。其實，唐代的詩人們也都很欣賞湯華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來形容：“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洲》)、“銚煎黃蕊色，碗轉(zhuǎn)麴塵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詩·茶》)、“白云滿碗花徘徊”(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腳碎，香泛乳花輕”(曹鄴《故人寄茶》)、“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鄭遨《茶詩》)……總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鍋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講究培育茶湯面上的沫餑(湯華)?？梢韵胂笠幌拢拼餍杏们嗑G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湯是金黃色(杜牧《茶山詩》：“泉嫩黃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詩》：“銚煎黃蕊色”)，湯華又是“煥如積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賞心悅目，難怪詩人們會產(chǎn)生那么多美麗的聯(lián)想。
不過，在唐代茶藝發(fā)展進程中，除了陸羽等人之外還有一位茶人的貢獻值得注意，這就是臨淮縣(今江蘇洪澤縣西)的常伯熊。據(jù)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記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tǒng)籠貯之。遠(yuǎn)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蜓圆苌撇枵?，李公為請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zhí)茶器，口通茶名，區(qū)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fù)請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人。既坐，教攤?cè)绮芄适?，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
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jīng)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已經(jīng)有一定的服飾、程式、講解，具有一定的藝術(shù)性和觀賞性，成為一項藝術(shù)形式。(3)茶藝的基本程式雖然是陸羽制定的，但卻是經(jīng)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進行很大(“廣”)加工(“潤色”)之后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4)陸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陸羽的表演是“教攤?cè)绮芄适?rdquo;，可見陸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經(jīng)“廣潤色之”后的茶藝程式，那么，現(xiàn)在看到的《茶經(jīng)·五之煮》中有關(guān)煮茶的記載，應(yīng)該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潤色”而修訂過的。因此，應(yīng)該承認(rèn)常伯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茶藝表演藝術(shù)家，是現(xiàn)代茶藝師的祖師爺。
唐代茶人們對“湯華”的追求對宋代的影響很大，宋代的點茶法的最大特點正是對泡沫(湯華)的追求。斗茶時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勝的，即所謂“斗浮斗色傾夷華”(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當(dāng)宋代的茶人們發(fā)現(xiàn)將茶粉直接放在茶盞中沖點擊拂會產(chǎn)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時，自然就會放棄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將早已存在民間的“閹茶法”加以改進發(fā)揚。早在三國時，張揖《廣雅》就記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這與《茶經(jīng)》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將搗碎后的茶葉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開水沖泡，《茶經(jīng)·六之飲》中稱之為“癱茶”：“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于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癱茶。”宋代的點茶法則是將“瓶缶”改為茶盞，將茶粉放人茶盞中用少量開水調(diào)勻后再沖點開水，然后用茶筅擊拂使之產(chǎn)生泡沫。顯然，用茶筅擊拂產(chǎn)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觀。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發(fā)明。由此可見宋代的點茶法并非突然憑空冒出來的，而是有悠久的歷史軌跡可尋。
從宋代的《茶錄》、《大觀茶論》等茶書記載中，可以了解到宋代點茶法的點茶技藝是：炙茶、碾茶、羅(篩)茶、候湯(燒水)、炤盞(烘茶盞)、調(diào)膏、注水、擊拂、奉茶。
宋代茶人們除了追求美麗的茶湯泡沫外，也講究茶湯的真味。陸羽在《茶經(jīng)》中雖然反對民間傳統(tǒng)煮茶加進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還是保留了加鹽的習(xí)慣。宋代的點茶則連鹽也不用，單純品嘗茶葉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詩人們也寫了大量歌頌茶湯色、香、味的詩句，經(jīng)常三者并提，如“味觸色香當(dāng)幾塵”(黃庭堅《送張子列茶》)、“色香味觸映眼來”(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勝仲《謝通判惠茶用前韻》)、“色香味觸未離塵”(劉才邵《方景南出示館中諸公唱和分茶詩次韻》)。而且還將三者稱為“三絕”：“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蘇軾《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宋代的茶書就將色香味列為三大標(biāo)準(zhǔn)。如蔡襄《茶錄》指出：“茶色貴白……以青白勝黃白”;“茶有真香……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則將“味”擺到第一位：“夫茶以味為上，香甘重滑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
但是，宋代點茶所使用的茶葉仍與唐代一樣，是用蒸青餅茶，即茶葉采摘后要蒸熟、搗碎、榨汁、壓模、烘干成團狀或餅狀的茶餅，特別是斗茶講究茶湯泡沫貴白，盡量將茶葉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盡”(宋子安《東溪試茶錄》)。致使茶葉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損失，有時會加進一些香料作為彌補，結(jié)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間飲用的散茶，卻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氣和滋味自然勝過餅茶，于是逐漸傳播開來。明代謝肇涮《五雜俎》引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說：“始知南渡之后，茶漸以不蒸為貴矣。”正如明代許次紓《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萬錢，僅供數(shù)盂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蘊真味。”特別是明代發(fā)明了炒青、揉捻技術(shù)之后，增強了茶葉的香氣滋味。張源《茶錄》記載：“候鍋極熱，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緩，待熟方退火，徹人篩中，輕團數(shù)遍，復(fù)下鍋中，漸漸減火，焙干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復(fù)加烘焙，更加芳香，葉色青綠可愛，經(jīng)過揉捻滲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們就直接采用開水沖泡，以品嘗茶葉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時期就已在民間流傳的散茶沖泡法迅速發(fā)展起來，特別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餅茶改進貢芽茶之后，宋代的點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沖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據(jù)中國飲茶方式的主導(dǎo)地位。
瀹茶法是用條形散茶直接沖泡，杯中的茶湯就沒有“乳花”之類可欣賞，因此品嘗時更看重茶湯的滋味和香氣，對茶湯的顏色也從宋代的以白為貴變成以綠為貴。明代的茶書也開始論述瀹茶法的品嘗問題。如陸樹聲《茶寮記》的“煎茶七類”條目中首次設(shè)有“嘗茶”一則，談到品嘗茶湯的具體步驟：“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咽。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要求茶湯人口先灌漱幾下，再慢慢下咽，讓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觸茶湯，感受茶中的各種滋味，此時會出現(xiàn)滿口甘津，齒頰生香，才算嘗到茶的真味。品茶時不要雜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點心，因為它們會奪掉茶的香味。羅廩的《茶解》也專門談到品嘗問題：“茶須徐啜，若一吸而盡，連進數(shù)杯，全不辨味，何異傭作。盧仝七碗，亦興到之言，未是事實。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戰(zhàn)，儼聽松濤，傾瀉人甌，云光縹渺，一段幽趣，故難與俗人言。”主張品嘗茶湯要徐徐啜咽，細(xì)細(xì)品味，不能一飲而盡，連灌數(shù)杯，毫不辨別滋味如何，等于是傭人勞作牛飲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親自動手，觀水火相戰(zhàn)之狀，聽壺中沸水發(fā)出像松濤一般的聲音，香茗人杯，茶煙裊裊，恍若置身于云光縹渺之仙境，這樣的幽人雅趣是難以和俗人講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槃馀事》卷3“茶箋”中強調(diào)要識趣：“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xí)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講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動中所追求的藝術(shù)情趣，也是中國茶藝的一大特色。
這樣的品茶最適合用小壺小杯來品啜，許次紓《茶疏》“飲啜”就主張：“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馀芬剩馥尚留葉中，猶堪飯后啜漱之用。”馮可賓的《岕茶箋》也主張用小壺泡茶：“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的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漸形成了功夫茶藝。最早見于記載的是清初袁枚的《隨園食單·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這是典型的小壺小杯沖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藝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藝就已經(jīng)很成熟了。
據(jù)寄泉《蝶階外史·功夫茶》記載，其具體沖泡程式如下：“壺皆宜興沙質(zhì)。龔春、時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壺，需爐銚三候湯。初沸蟹眼，再沸魚眼，至連珠沸則熟矣。水生湯嫩，過熟湯老，恰到好處頗不易。故謂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中火候一甌。好茶亦關(guān)緣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蕩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yù)用器置茗葉分兩若干立下壺中，注水，覆以蓋，置壺銅盤內(nèi);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之周四面，則茶香發(fā)矣。甌如黃酒卮，客至每人一甌，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飲，即以為不知味，肅客出矣。”
由此可知，清代功夫茶藝的程式為：煮水、溫壺、置茶、沖泡、淋壺、分茶、奉茶?？腿嗽谄穱L茶湯時則要求“含其涓滴而玩味之”，徐珂《清稗類鈔》提到邱子明泡功夫茶時也說：“注茶以甌，甚小，餉一甌，含其涓滴而咀嚼之。”這“玩味”“咀嚼”的是茶湯之色香味，至于如何“玩味”“咀嚼”?清代梁章鉅《歸田瑣記》“品茶”一節(jié)中提到福建泉州、廈門人的功夫茶時指出：“一日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钪蛔?，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梁章鉅將茶之香味區(qū)分為香、清、甘、活四個品級，要從舌頭上去細(xì)細(xì)辨析、體味，可見清代品茶是何等之精。
不僅如此，明清文人品茶還講究環(huán)境的幽雅。徐渭在《徐文長秘集》中對品茗環(huán)境有概括的論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夜清談，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鳥間，宜清流白云，宜綠蘚蒼苔，宜素手汲泉，宜紅妝掃雪，宜船頭吹火，宜竹里飄煙。”許次紓《茶疏》對品茗環(huán)境談得更詳細(xì)：“心手閑適，披詠疲倦，意緒棼亂，聽歌拍曲，歌罷曲終，杜門避事，鼓琴看畫，夜深共語，明窗凈幾，洞房阿閣，賓主款狎，佳客小姬，訪友初歸，風(fēng)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課花則鳥，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闌人散，兒輩齋館，清幽寺觀，名泉怪石。”其中“心手閑適”、“聽歌拍曲”、“鼓琴看畫”、“賓主款狎”、“訪友初歸”等等是屬于品茗的人文環(huán)境，“明窗凈幾”、“洞房阿閣”、“兒輩齋館”、“清幽寺觀”等等是屬于品茗的室內(nèi)環(huán)境，而“風(fēng)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名泉怪石”等等則是屬于室外的自然環(huán)境。品茶品到這種地步，完全變成一種充滿審美情趣的藝術(shù)行為，也標(biāo)志著中國的茶藝至此已經(jīng)高度成熟。
普洱茶在古代的歷史地位
晉朝、南北朝、隋朝三個時期(265年～617年)
茶葉貿(mào)易是封建社會為數(shù)不多的經(jīng)濟項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會撒手茶山的占有。早在唐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政權(quán)不顧千里之遙，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設(shè)置為“利潤城”，視茶林為獲利潤之物，顯示了王朝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
南詔政權(quán)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線點即后來的普洱設(shè)置瞼治，取名“步日瞼”。當(dāng)時步日瞼的南方，即瀾滄江外有車?yán)锿了竟苤?，江?nèi)大片地方為步日瞼轄地，自然包括江內(nèi)的利潤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瞼歸銀生節(jié)度(駐景東)管轄。此時茶已傳至中原，再隨文成公主陪嫁給松贊干布而進入西藏。由于茶葉品質(zhì)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膩等功用被藏族青睞，視其為配置“酥油茶”的極佳配料，從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過麗江、銀生城再至步日，以馬匹、乳制品、藥材、豆金交換步日的茶葉。這便是南宋人李石著《續(xù)博物志》中所記載：“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據(jù)清代《普洱府志》記載：“年運吐蕃之茶達(dá)三萬擔(dān)”。此時期，為馱運方便，茶商便將收購到的散茶再蒸而緊壓為團茶，大者如人頭稱“人頭茶”，小者如牛心，稱“牛心茶”。緊團茶千里之遙運西藏，途中經(jīng)熱濕及至寒冷各地段，長日馱運中，團茶內(nèi)茶多酚促氧化自然發(fā)酵，茶葉變黑色，味有陳香，別于其他茶葉，易辨易識，漸為藏區(qū)喜愛。
宋代(960年～1279年)
大理政權(quán)將南詔時期所設(shè)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先屬威楚府，后劃歸蒙舍鎮(zhèn)管轄。此時宋朝與北方金朝連年征戰(zhàn)不止，急需戰(zhàn)馬，大理政權(quán)便在步日部設(shè)“茶馬市場”，以步日部茶葉換得西藏馬匹，再將馬匹北轉(zhuǎn)與宋朝，換取綿緞珠玩首飾。茶市擴大，促進步日各地茶葉種植加快。據(jù)《瀾滄縣志》稱：“班崴大茶樹為北宋栽種”。
元代(1206年～1368年)
蒙古鐵騎占領(lǐng)云南，將宋代的步日改為普日，在思茅一地設(shè)為思么，兩地各設(shè)“甸”治，于普日加設(shè)“普日思么甸司”，轄兩甸及南方各地。甸司歸屬元江路節(jié)制。元代中期，普日生產(chǎn)的茶葉隨同以食肉、乳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進入俄國，后被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寫入《戰(zhàn)爭與和平》。《瀾滄縣志》稱：“有景邁、勐本、芒埂、糯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園為元代栽種”。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
將普日改稱為普耳，劃歸車?yán)镘娒裥渴顾竟茌?。萬歷年間(1572～1620年)，李時珍著藥典《本草綱目》中記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編纂的《云南通志》記有：“車?yán)镏斩颂幃a(chǎn)茶”。兩書語若同出，一致將普洱一詞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無變。兩名固定時間，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據(jù)考證，普洱一詞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萬歷的普耳演變而來。此時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愛，明朝方志學(xué)家謝肇淅著《滇略》中將此情況記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朝(1644年-1911年)，順治十六年(1619年)
吳三桂平定云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yǎng)、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tǒng)歸元江府管轄。據(jù)《思茅縣志》載：“順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葉10萬擔(dān)，經(jīng)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設(shè)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駐普洱，為普洱通判，管轄十三版納。雍正七年(1729年)設(shè)立普洱府，為流官制，轄六大茶山、橄榔壩及江內(nèi)(瀾滄江以東、北片)六版納(即猛養(yǎng)、思茅、普滕、整董、猛烏、烏得)，對江外各版納(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設(shè)車?yán)镄克?，為土司管制，根?jù)流官管土官原則，普洱府對車?yán)镄克緦嵭辛b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設(shè)茶葉總店，將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趕走，不得經(jīng)營茶葉生意。由云南總督鄂爾泰選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緊茶.茶膏，進貢皇帝做為貢茶。雍正十年，普洱鎮(zhèn)總兵官李宗應(yīng)以巡邊到茶山搜括民財，普洱知府佟世蔭又圖以“過山聚糧”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總刀興國，刀興國憤而發(fā)動茶山人民起義。在官軍六個月圍剿下，起義失敗，刀興國等人殘遭殺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設(shè)寧洱縣為附廓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轄一縣三廳及車?yán)镄克尽Ｍ?，清庭對普洱府茶業(yè)情況作調(diào)查，對私商經(jīng)營茶葉有改動，道光《普洱府志·食貨》對此況追述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納茶六、七千馱(每馱120斤計，合72~84萬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數(shù)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為了“杜絕釁端(鬧事)，不許客人上山作茶”;又從收繳茶稅入手，準(zhǔn)許私商辦“茶引”購茶，規(guī)定：“普洱府年發(fā)茶引三千，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加其他稅費，合每引征稅一兩，年征收茶稅合三千余兩)，行銷辦課，定額造冊題銷”。
其后在府地設(shè)“茶局”專辦茶引發(fā)放、稅銀征收和貢茶的例銀發(fā)放、貢茶押運的監(jiān)督機關(guān)。
乾隆九年(1744年)
普洱茶由于品質(zhì)優(yōu)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獲西藏人民喜愛，在明代中期大量進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層人民喜愛。清代，阮福專著《普洱茶記》稱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稱：“普洱之名在華茶中占特殊位置，遠(yuǎn)非安徽、閩、浙(茶)可比”。清代學(xué)者趙學(xué)敏著《本草拾遺》中提出普洱茶的藥性及功能為：“普洱茶清香獨絕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溫味甘，解油膩、牛羊(肉)毒，下氣通泄”?！镀斩尽酚洖椋?ldquo;普洱茶名重京師”。在大眾茶已普遍受歡迎基礎(chǔ)上，清庭將普洱茶首次列為“貢品，分芽茶、團茶兩種”。同期志學(xué)家張泓著《滇南新語》中記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兒之號。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貨銀以積妝資故名”。女兒茶在此時隨貢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復(fù)將普洱貢茶改為：“團茶(內(nèi)分5、3、1、0.4、0.14斤五種)、錫瓶裝蕊茶和芽茶、緞綿木匣裝茶膏”，稱為八色貢茶。阮福著《貢茶案例》中記述采辦情況為：“每年進貢之茶，列于布政司庫銀息項下，動支一千兩，由思茅廳領(lǐng)轉(zhuǎn)采辦，并購茶瓶、緞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記普洱貢茶采摘情況為：“于二月(農(nóng)歷)采蕊極細(xì)而白者，謂之毛尖作貢，貢后方許民間販(買運)茶。”《普洱府志》記為：“農(nóng)歷二月開始采茶，芽頭細(xì)嫩且多白毫(毛)者為毛尖，農(nóng)歷三～四月采摘為小滿茶，六～七月采摘為谷花茶”。
普洱貢茶的采摘、加工、包裝，產(chǎn)品多種多樣，加工極為認(rèn)真精良，達(dá)到當(dāng)時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宮喜愛，廣泛在士大夫階層流傳品嘗。據(jù)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紅樓夢》第61回寫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著說：該悶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悶了一大缸子女兒茶，已經(jīng)喝過兩碗了。”一可見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間的鼎盛名氣，二可見曹雪芹那除卻普洱(茶)不是茶的獨鐘之心。我們今天唯能從巨著的精美描述中，去領(lǐng)會普洱貢茶當(dāng)時的風(fēng)采和聲望。從此，普洱大眾茶為獲利占有廣大茶市的基礎(chǔ)上，又增一條貢茶獲取最高名聲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為名，雙管齊下，普洱茶名利雙收。普洱茶沿貢至清宣統(tǒng)年間(1744年~1912年)，據(jù)老舍問皇帝喝茶情況，傅儀答：“每年龍井、普洱貢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證實普洱貢茶沿貢至少168年。普洱貢茶別于普洱大眾茶，在供銷路線、包裝、種類和各類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發(fā)展，大大推進普洱茶的發(fā)展。
茶文化在古代中國地位相關(guān)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