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以獨特的學術發(fā)展理路而在人類文明文化史中獨具一格，占有重要地位，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精心整理的有關哲學的論文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關哲學的論文篇一

　　反思中國哲學的理路

　　摘要：中國哲學以獨特的學術發(fā)展理路而在人類文明文化史中獨具一格，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這種獨特理路不能僅僅作為“獨特”而存在，否則，就像珍禽一樣，只具有參觀價值，豈不可悲?因此，必須經過反思和批判讓世界認識到它的價值之所在。該文主要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的反思。

　　關鍵詞：創(chuàng)新;中西比較;出路

　　1.創(chuàng)新

　　中國哲學到底如何創(chuàng)新?這是每一個中國學者都應該考慮的問題。“中國哲學是一個以注釋圣賢經典為獨特發(fā)展理路的哲學。”這句話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

　　中國哲學是哲學;中國哲學是具有特色的哲學;中國哲學的特色是注釋;注釋的是圣賢經典。

　　下面逐條分析：我們不引入西方哲學家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上的評價，我們承認中國哲學是哲學，承認了這一點，2、3點就已經包含在其中了。那么，圣賢經典為何?先秦諸子，特別是以儒、道兩家影響最大。我認為，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的思想直接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模式以及倫理觀念。而對他們的著作的解讀成了后來思想者的主要工作，這種傳統(tǒng)在儒學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既然以注釋作為其獨特的學術發(fā)展理路，那么，所謂“創(chuàng)新”也只能在經典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否能為人所接受要依賴于解讀者對經典的把握程度，否則，就會被指責為誤解、誤讀。這種觀念極大的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新能力，他們一直想恢復圣賢之“原意”，然而，到底是否有“原意”?圣賢真的說(say)出了他們的意圖(mean)，他們真的意圖(mean)了他們所說(say)的么?沒有人反思這個問題。其實，文本一旦產生，就成了既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心的另外一種東西(如果有所謂二元對立的話)，獨立于作者，提供了巨大的意義解讀空間。如果在這么廣闊的意義空間中只尋求所謂“原意”，豈不是一種最大的誤讀么?再者，“原意”是不存在的，說什么是作者之原意呢?他意圖(mean)的還是他寫(say)下的?這中間有很大差別，書寫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無法真正寫出我們意圖的東西，通常是What we say is not what we mean;what we meanis not what we say.因此尋求恢復“原意”的努力其實恰恰誤解了“原意”，作者肯定說出了他自己意識不到的東西，而對這些東西的揭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尋求“原意”的努力使得中國哲學自身缺乏有力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后來人對前人的批判只是指出前人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圣賢之“原意”，沒有說出自己的回應的努力，總是“托古言志”。

　　然而，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即那種由易學精神充分體現的“大宇宙”視野以及歷代思想家一直追求的“成圣”“成賢”的生命境界的提升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對生命人生的了悟，從來都與認識論無關;從一開始就參透了人生宇宙的一體合流之道，這是西方人繞了很大的一個圈子才體會到的。不過，他們經歷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昌明的科學成果，當然也經歷了科學成果帶來的嚴重問題，但是，經過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們已經能夠在自己文化內部找尋解救之道，顯然與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以提高生命境界至上追求具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里不能說哪種文化優(yōu)劣的問題。但是，由兩種文化產生的文明是可以有標準來評價出其高下的。這一點將在后面詳盡闡述。

　　2.中西哲學的比較

　　“比較”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zhàn)，兩種在同一范疇級別的東西或人難免碰到比較的處境，中西哲學以前面臨過，現在面臨著這個問題，將來很有可能繼續(xù)面臨這個問題。但是，由于兩種哲學的異質性使得我們必須先問這個問題：比較如何可能?然后，若可能，采取何種視角何種方式進行比較?比較的意義、意圖何在?

　　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中西哲學是異質文化的產物，不同的精神氣質、不同的發(fā)展理路，甚至有不同的問題。這使得很難把握比較二者的分寸，不留神就會陷入用其中一種哲學來否定另一種哲學的境地。因此，要選擇一個很好的立場。如何選擇呢?設想我們比較貓和狗兩種動物，比較的前提是它們同屬于哺乳動物，我們在“哺乳動物”這個高一級的范疇內比較貓和狗兩個次一級范疇，能夠看出貓之為貓的特色之處和突出特點。再設想我們比較貓和桌子，有意義么?貓和桌子甚至沒有共同點，所謂比較就只是分別列舉貓和桌子各自的屬性而已，不能通過二者的比較使得我們更加清晰的認識到貓的特點，這不是真正的比較。因此，中西哲學比較的前提也必須是中西哲學的共同、共通之處，在這種共同、共通的基礎上再談比較才來得更有意義和價值。否則，就像比較貓和桌子一樣荒謬不堪。二者是否有共同、共通之處呢?有，同是人類文化的產物，都關注過一種怎樣的生活。但是，差別從誕生之日起就產生了，兩種哲學沿著不同的路向發(fā)展：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人倫，以及人與萬物在宇宙大背景下的和諧相處，最高境界當然是天人貫通之道。這一點在《易傳》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大衍筮法”通過蓍草這種祖先認為有靈性的植物進行占筮，向全幅視野下的宇宙開放，感通天、地、人三才的格局，納入陰陽二氣以及由陰陽二氣生發(fā)的宇宙萬有，宇宙萬有都存在于宇宙大化的特定時段——四時、年月等，通過感通就進入了與宇宙大化一體無隔的生命狀態(tài)以及對未來了如指掌的精神豁然狀態(tài)。這種初始狀態(tài)體現的精神使得中國哲學表現出向原點回歸的圓而神的品質。西方哲學自發(fā)端之處就有一種知識理性的傾向，蘇格拉底將人的道德理性的建構訴諸“知識理性”。“美德即知識”、“認識你自己”，當然這里的“知識”、“認識”不同于由笛卡兒開始的二元對立模式下的“知識”和“認識”，也決不同于中國哲學的內省工夫。后來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學的真正開端。亞里士多德一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道出了整個西方哲學的精神——不斷的超越。西方哲學家們在很長時間內都把對真理的追求作為自己的目標，把確定性作為知識的堅固基礎，現在他們已經意識到這種思維模式的巨大缺陷，于是對傳統(tǒng)哲學展開了猛烈批判，試圖尋求走出這種思維模式的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一個國家概念，而“西方”則是一個地域概念，這種比較可能會遭到很多非議。我們可以自豪于中華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們要看到，今天傳統(tǒng)的東西已經所剩無幾，因此，我們必須反思這種文明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如果中國哲學以及傳統(tǒng)思想只是在線裝書中存在的東西，那么她的生命力已經很脆弱了。

　　3.中國哲學如何在世界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中華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是第一次遭受異質文明的沖擊，之前的佛教還是同屬東方文明的范疇，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什么影響，反而以獨特的存在形式在中國發(fā)展壯大。

　　前面提到了文化與文明的不同，這里具體展開一下：

　　作為文化中西沒有優(yōu)劣之分，但是文化造就的文明可以做出高下的衡量，標準是人的發(fā)展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的表現。一種文明如果能夠為人提供更多的閑暇時間和生活、思想空間，我們可以斷定這種文明的質量要高，因為這種文明為人的發(fā)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這個角度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很明顯，西方文明的質量要高。中國有很多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階層，抱有一種“優(yōu)雅”的懷舊情結，思念所謂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聲稱羨慕中國農民那種“無憂無慮”的“浪漫”的田間地頭的生活，自己卻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一切便利，如果真的讓他們回到那種生活，他們大多是不愿意的，對以西化為特色的現代化的批判不能通過回復所謂“前現代”狀態(tài)而徹底完成，不能一味追憶逝去的東西，而要以積極的心態(tài)面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中國和西方都在批判現代化，中國如何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很明顯發(fā)出聲音不是說再建古代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而是要使得世界上能有更多的人發(fā)現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可貴，并且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發(fā)展出有助于全球問題解決的路徑，才不至于出現在世界哲學會議上沒有中國人的聲音的悲哀局面。西方社會對現代性的批判產生了后現代主義，但是后現代的破壞性以及消極的特征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方案，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有很多可貴的思想，或許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另外一種積極的批判。

　　然而，如何找到這樣一個路徑是最大的問題，是當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務。出路還得從圣賢經典中發(fā)掘，但不再是緊緊追索圣賢原意的解讀，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譬如，《莊子》一書的最獨特之處不在于他表達了什么思想，而在于莊子的言說方式本身，完全可以對莊子進行這種暫時剝離內容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因為哲學的創(chuàng)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言說方式的選擇，語言可以成為思想的桎梏也可以成為思想的完美表達，因此找到自己的言說方式就是創(chuàng)造性的重要一步。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以優(yōu)美的對話體為特色，后又經歷了近代多種形式，有幾何公理式的也有其他一般論文文體，德國古典時期哲學職業(yè)化之后哲學著作的書寫與其思想一樣枯燥、嚴謹。尼采反對傳統(tǒng)哲學的武器除了其思想本身之外還有其一反傳統(tǒng)的寫作方式，他采用格言式的表達，使得哲學思想再次靈動鮮活起來;海德格爾一生都在尋求自己獨特的言說方式，他知道“語言是存在的家”，認為只有藝術和詩才能真正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并且也寫了很多詩歌，盡管被詩人們認為是蹩腳的，不過我們可以從海氏的努力方向獲得啟發(fā)。語言一旦選定就會攜帶著思想向前流淌，至于是否順暢取決于二者的協調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處之所以剝離思想和語言，即內容和形式，是為了強調語言對于創(chuàng)造的重要性，實際上，內容和形式永遠無法分離，不是想用什么樣的語言表達思想就可以用什么樣的語言的，思想的特質也能制約語言的選擇。不過，我們可以在這種“短暫”的剝離中獲得啟發(fā)，因為出路通常在普通判斷認為沒有出路的地方。(作者張洪杰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職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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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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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6]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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