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吳研人在《俏皮話》中揭露了捐官即買官的實質(zhì)。在清朝，官職確實已成一種商品?？纯丛谀莻€時代，社會是怎樣被金錢給腐蝕的?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揭露清代時期的官場資料，希望你喜歡。

　　揭露清代時期的官場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這等勾當了，清朝的地方官員當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無恐。過年過節(jié)是清朝官場的官員最為忙碌的時節(jié)，可謂他們的活動旺季，上下打點，殷勤周到，生怕遺漏了某某關鍵人物。有些甚至變賣家產(chǎn)，趕搭官場這輛班車。

　　清朝為何有這么多人熱衷于當官呢?“遍天底下買賣，只有做官的利錢最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緣由的，有些人說不上有多喜歡當官，喜歡的是當官后可撈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沒當上官之前，當然得變賣家產(chǎn)也要下夠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員太明白這個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說《活地獄》中有句話叫“千里為官只為財”，說得太好，清代的官場，捐官就是為發(fā)財。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銀子鉆進口袋，只進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無憂地坐收漁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場如戰(zhàn)場，永遠也別想只進不出。只要你還想在官場上混，你就得繼續(xù)四處打點。僅從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員之間的關系就可窺得清朝官場的黑暗。“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樹底下好乘涼”，清代京官與地方官之間，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風吹草動，耳耳相傳，總能獲悉一二，相對地方官員，京官的信息要靈很多，且大多權重。《歧路燈》里說：“這官場中椒料兒，全憑著聲氣相通，扯撈的官場中都有線索，才是做官的規(guī)矩。”京官不僅掌握這些信息，還掌握著任免、參撤官員等權力。而地方官員為獲取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應，讓官路越走越通達，往往會向京官饋贈銀錢物件等。這樣，地方官用錢物換取高升的機會，京官也多了一種聚財?shù)氖侄危舜烁魅∷琛?/p>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還把這種賄賂雅化，說是一種饋贈相交結(jié)的方式。甚至在饋贈銀錢禮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聽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錢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錢財叫“炭敬”，離京時送的叫“別敬”，或者“別儀”，年節(jié)送的叫“年敬”、“節(jié)敬”，甚至在時令季節(jié)，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個名號叫“瓜敬”，雅潔的禮品則稱為“筆帕敬”等等。

　　清朝有個名叫張集馨的官員，曾著書《道咸宦海見聞錄》談到此等情況說：“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饜，即十分周到，亦總有惡言。甚而漠不相識，絕不相關者，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乞幫。怒其無因，閔其無賴，未嘗不小加點染。”據(jù)說張集馨多次外任大吏，關是“出京留別”(送別敬)就花了不少錢。任陜西糧道出京前留別一萬七千余兩，任四川臬司留別一萬三四千兩，任貴州藩司留別一萬一千余兩，調(diào)任河南藩司留別一萬二三千兩。

　　不僅是張集馨，連在清朝還算紅人的曾國藩也沒有例外。同治年間，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中就又談到自己曾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過一萬四千余兩別敬。京官擺洗塵酒等來索取別敬之類，并不是張集馨和曾國藩兩個人遇到。嘉慶年間刊印的《都門竹枝詞·芽京官》云：“外任官員怕進京，逢人說苦萬千聲。勸君莫貼洗塵酒，別敬于今久不行。”饋送諸敬花銷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萬雪花銀全從百姓那搜刮而來，也得需要一定時間吧，所以并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敢隨便進京的。張之洞曾聽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議論“不愿進京，恐花錢耳”之事。

　　但饋送諸敬花銷再大，京官索取別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場的黑暗，可憐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晚清官場的送禮慣例

　　晚清官場發(fā)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什么“別敬”、“程敬”、“炭敬”、“冰敬”、“三節(jié)兩壽”等等。這幾個“敬”要解釋一下。所謂“別敬”，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別時致送的禮金;“程敬”是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炭敬”、“冰敬”是冬夏兩季送給京官和地方領導的禮金;“三節(jié)兩壽”則指春節(jié)、端午、中秋及領導本人、夫人的生日，這也是必須要送禮的日子。

　　這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又總稱為“陋規(guī)”。陋，是丑陋、見不得人的意思;規(guī)，可以理解為規(guī)則。“陋”而且“規(guī)”，說明這已經(jīng)是一種半制度化的官場守則。盡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guī)定送禮的義務，但是，致送陋規(guī)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連禮金的規(guī)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

　　有個叫張集馨的官員，以其親身經(jīng)歷，將他為官二十年來的送禮清單都記錄了下來，也給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清代官場送禮政治的珍貴資料。

　　張集馨被任命為陜西督糧道時，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一來感謝諸位此前的照顧、提攜，二來拜托各位以后多多照應，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折合人民幣約250萬元。當時張集馨并無積蓄，別敬的錢是向廣東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不過，他任督糧道一年，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還給儀征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張集馨也心中有數(shù)，因此“心每不安”。我覺得，能心每不安，算是有良知的好官了。

　　其他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任四川按察使(相當于省高院院長)時送出一萬五千余兩;任貴州布政使(相當于副)時送出一萬一千兩;調(diào)任河南布政使時送出一萬二三千兩。別敬具體如何分配，張集馨也有記述：軍機處(清廷的決策機構(gòu))大臣每處四百兩;上下兩班章京(軍機處辦事員)每位十六兩，如有交情或相通信、協(xié)助辦摺的章京，一百、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都御史一百兩;侍郎五十兩;其他部門領導五十兩，按級別依次遞減;同鄉(xiāng)、同年以及有世交的朋友，概行應酬。

　　可以看出，別敬的份額，大致是按京官的權力等級進行分配的，比如軍機處大臣實權最大，所以孝敬的數(shù)目最多，章京雖然是小辦事員，品秩很低，但“有交情或通信辦摺”的章京，因為掌握著影響張集馨仕途命運的隱權力，也需要奉上較多的銀子。

　　以上是“別敬”的支出，以其他名目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shù)目。張集馨的記述說，他擔任陜西督糧道時，駐西安的過三節(jié)兩壽，督糧道每次得送禮八百兩銀，另外還有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一次。駐西安的兩名都統(tǒng)(軍區(qū)長官)，每節(jié)每員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八名協(xié)領(軍區(qū)中層將領)，每節(jié)每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折銀約八兩)。、都統(tǒng)還推薦家人在糧倉工作，其實也就掛個名不干活，按節(jié)領工資。這是地方文官對駐地滿族軍官的尊敬與照應。當時的八旗兵驕橫跋扈，如果招呼不周，他們領糧米時就會百般挑剔，平日以刁難老百姓為能事的糧倉管理員，這時也是秀才遇上兵，只能忍氣吞聲。督撫以下的地方官又無權節(jié)制官兵，所以對管兵的將領們需要先打好關系。

　　給陜西巡撫的禮金則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兩銀，一年下來，就是五千二百兩，巡撫三節(jié)兩壽，還要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這個接受張集馨賄賂的陜西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給陜甘總督的禮金按三節(jié)致送，每節(jié)一千兩，再加上表禮、水禮、門包雜費，派人到蘭州呈送，一年合計也得三千多兩銀。另外，每年春節(jié)還要給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數(shù)目多少，張集馨沒有記錄。

　　張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彈劾，數(shù)度被革職，又起復，幾經(jīng)宦海沉浮，見慣官場險惡，萌生退意，加之權力值下降，收入減少，因此對于官場應酬、聯(lián)絡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盡管如此，他任甘肅布政使時，給地方實權派、按察使明緒張羅的母喪奠銀達一萬兩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時，送給總督與巡撫的壽節(jié)禮金及門包，也有八百余兩銀。

　　張集馨三十七歲出任知府，六十六歲請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時間達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種“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張氏有記錄在案的，按記錄的數(shù)目計，沒有記錄的三節(jié)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合計起來，二十年來，張集馨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guī)禮。應當說，這個估算是非常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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