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中心考古新發(fā)現：隋唐名寺福感寺遺址現身實業(yè)街。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成都考古新發(fā)現，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成都考古新發(fā)現：鬧市挖出佛教經版 千年古寺坐標確認

　　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fā)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歷經數月發(fā)掘，在市中心實業(yè)街發(fā)現福感寺遺址，讓此前僅見于文獻資料的這座益州(成都)名寺終于重現于世。福感寺的現身，也再次印證了“揚一益二”所言非虛。該區(qū)域正是隋唐時期成都宗教活動的主要區(qū)域。

　　據考古發(fā)掘現場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易立介紹，從去年4月至今，現場主題工作已經基本完成，發(fā)掘面積達到1.1萬平方米。目前的發(fā)掘現場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發(fā)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出土了1000多塊刻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的經版，多達五六百塊佛、菩薩、羅漢、天王、伎樂等石刻造像殘件及蟠龍碑首、模印密檐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構件，伴隨出土大量杯、碟、碗、盞等日用陶瓷器。出土的一塊經版上刻有“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的字樣。“結合這塊經版上的寺名和蟠龍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們基本確定了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

　　昨日，記者來到考古發(fā)掘現場，看到了出土的部分文物。面目慈祥的菩薩、吹奏排簫的樂人、腳踩夜叉的天王等，從南北朝到唐宋的各式石刻造像精致美麗、風格多樣。經版上面留存的金粉依然清晰可見，經文字體以楷書、行楷為主，秀麗飄逸。出土的部分文物已經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樣貌。考古發(fā)掘現場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說，“像這尊佛像雕塑，雖然只有腳部，但看大小，應該是座等身相。目前我們看到的只是殘塊，不過根據推算，這些佛像的整體最高可以達到四五米。”

　　成都考古新發(fā)現：隋唐時期香火鼎盛 劉禹錫曾為它寫文

　　福感寺始建于東晉，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來往不絕，并常有高僧駐留。唐末宋初，受幾次大的戰(zhàn)亂波及，福感寺逐漸衰落。“古代關于福感寺的記載比較多，但是相對零散，絕大多數是在佛教經典當中。福感寺最早是當地民眾祈雨之地，因為十分靈驗，就取名為‘福感寺’。”張雪芬介紹，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載：“(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經版上的“章仇來臨”則牽出一則“腦洞大開”的傳說：唐玄宗時期，章仇兼瓊出任益州長史時，剛剛走出劍門關，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著一只雞來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幫助把寺廟的塔移位。于是，他將塔向東北方向，移了42步。從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詩人劉禹錫曾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形容其“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唐末著名詩僧貫休也曾寫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fā)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zhàn)國的墓葬，東漢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溝，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構件，以及兩宋和明朝的部分遺跡。易立說，在附近區(qū)域，比如寬巷子、西安路、同仁路，發(fā)現過不少寺院，而且歷年來，也都有大量佛教遺存陸續(xù)出土。“可以看出，這塊區(qū)域是成都當年重要宗教文化區(qū)域。這片區(qū)域的興盛得益于益州當時經濟文化的發(fā)達。”

　　“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xù)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發(fā)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zhèn)水石犀、‘魏魏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qū)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易立表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認為，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fā)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這片區(qū)域上的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f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