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論文范文(2)
中國經濟論文篇1
試談中國經濟波動與對外經貿的關系
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波動
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周期的研究源于對市場經濟發(fā)展中波動現象的認識。美國經濟學家密契爾對經濟周期的定義是:“經濟周期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國家總體經濟活動的一種波動,一個周期是由很多經濟活動的差不多同時擴張,繼而以普遍的衰退、收縮與復蘇所組成,這種變動會重復出現。”一個完整的周期相繼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古典經濟周期以經濟發(fā)展的絕對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為觀察和研究測定值,而現代經濟周期則以經濟發(fā)展的相對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為觀察和研究測定值。
對于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是否存在經濟周期問題,人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論斷。中國經濟學界曾認為,經濟周期現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經濟周期。但是這一認識無法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國家經濟幾輪攀升到高峰又滑入谷底的客觀現實。改革開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關于中國經濟發(fā)展呈現波動性變化的理論研究逐步開展。對于這種現象,有的學者稱之為經濟周期,也有的學者稱之為波動。本文取后者。經濟波動最具代表性的指標是GDP。從下列經濟平衡等式尋求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支出法的GDP=消費+投資+凈出口。
在中國的GDP支出中投資傾向大于消費傾向,因此首先是觀察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然后是消費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政府財政支出既用于投資也用于消費,因此將政府財政支出列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至于凈出口,公式中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出口減進口所剩差額。其影響方向和力度較為復雜,學者們研究不多。
對中國自按計劃經濟開始實施到目前整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學者們趨于總共存在10輪波動,其中改革開放前后各5輪波動,但對于起訖年份認識不盡一致。就改革開放以來的波動而言,分歧主要表現在第4輪與第5輪波動的分界點上,有的主張第4輪波動在1991至1999年,相應的第5輪波動始自2000年;有的主張在1991至2001年,相應的第5輪波動始自2002年。本文按許蕾、段旭捷的劃分(2008)對有關問題進行歸納。
中國經濟波動的特點:第一,波幅顯著下降。改革開放前的特點是“大起大落”,改革開放以來是“高位—平緩”。第二,持續(xù)時間有逐漸加長的趨勢。改革開放前平均為4·8年,此后(不算第10個周期)平均為5·75年。中國經濟波動的形成機理:改革開放前是典型的“計劃—供給”型,改革開放以來是從“計劃—供給”型向“市場—需求”型轉變,但并未完成。這決定于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前是典型的中央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各輪經濟波動中的宏觀調控
由于國民經濟在改革中發(fā)展,因而在中國經濟波動中,既有經濟周期性因素,也有經濟轉軌時期經濟體制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依據經濟運行特征和經濟體制基礎,針對經濟波動中出現的不同問題,分別出臺不同的調控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經濟發(fā)展中的不平衡,從而保障經濟在30年間持續(xù)、快速、平穩(wěn)地發(fā)展。
進入21世紀之前的4輪經濟波動中各有一次調控,都是收縮型宏觀調控,但采取的手段逐次進步,由單純行政命令和強制計劃發(fā)展到以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為主,由硬著陸發(fā)展到軟著陸。具體是:第一次在1979—1981年,是典型的計劃式宏觀調控;第二次在1985—1986年,是“雙緊”式宏觀調控;第三次是在1989—1990年,是“硬著陸”式宏觀調控;第四次是在1994年“軟著陸”式宏觀調控。
1999年開始的最近一輪經濟波動,歷時已經9年,在2008年第四季度走過高峰,但遠未進入谷底。這輪波動時間長,開始時仍然是事后應對,但方向是提升。中間是事前應對,預防過熱,有壓有提?，F在則是事后應對,確保發(fā)展速度。這樣的變化說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更深,情況更復雜,因而也需要以復合性對策應對復雜多變的局面,不像前幾輪那樣單方向調控。
關于宏觀調控,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討論,一是中央政府這幾次調控的效果,二是政府在經濟波動中所應起的作用。
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次調控,仍然延續(xù)以前的單純計劃經濟手段,雖然強制地平衡了供求矛盾,但對經濟抑制過猛。后來改用主要依靠綜合經濟手段是一大進步,但是力度不當,容易造成反彈。再往后則在調控力度和著力點上有新的進步,使得“硬著陸”變成“軟著陸”,調控效果趨于良好。最近一輪波動中交替采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是調控進步的表現。總之,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經濟增長和波動問題,堅持用改革的手段去解決。30年的較為平穩(wěn)的持續(xù)、快速增長,年均增長9·8%,創(chuàng)造了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奇跡,正說明中央政府的調控從總體上是成功的。
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主張盡可能減少政府對于經濟運行的影響,盡可能多地交給企業(yè)去決策,交給市場自身去調節(jié)平衡。中國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經濟波動持如此主張,認為政府只應扮演市場的“培育者和監(jiān)管者”。另外一些學者通過回顧和總結30年的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正面贊許政府的調控作用和措施的進步。
筆者認為,第一,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應該參與或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諸如下達指令性計劃、批條子、拉項目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必須承擔起宏觀調控的責任,在必要時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干預經濟走勢。第二,政府的調控應該更多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伴以法律手段,盡可能少地使用行政命令。第三,政府的調控應該,在措施上有保有壓,具有結構上的可操作性,盡可能避免“一刀切”,不搞“硬著陸”,減少反彈力度。這次美國政府的“救市”行動,被認為是對自由主義傳統(tǒng)政策的背離,甚至被譏為“社會主義”政策,也從反面說明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三、對外經濟貿易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對外經濟貿易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主要通過外國投資和對外貿易來實現。一方面是利用外資和外貿為中國經濟增長作貢獻當中直接影響經濟波動;另一方面是外資和外貿把世界經濟波動(主要是發(fā)達經濟體和與中國有密切經貿關系的相鄰經濟體的經濟波動)傳導到中國境內。
在國內外兩個市場分割或中國經濟與外部經濟聯系不緊密狀況下,中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周期不具有直接的關系,即同步變動關系,但后者對前者仍然有方向和程度不同的影響。由于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經濟總態(tài)勢是供給不足和投資沖動,造成出口增長難以滿足進口投資品的需要,所以一旦經濟過熱,必然出現大量外貿逆差。在1977—1981年這輪波動中,由于大量引進外國設備,1978—1980年三年的外貿逆差分別達到11·4億美元,31·2億美元和27·6億美元,當時曾有“洋躍進”之說。1982—1986年這輪波動中,外貿差額不但由正轉負,逆差還跳上三位數,1985年和1986年兩年分別達到448億美元和416億美元,創(chuàng)下空前紀錄。
從20世紀80年代未,一方面外貿體制改革調動了出口積極性,另一方面大力發(fā)展加工貿易,使得進出口平衡局面得以逐步穩(wěn)定。1990年以后,除了1993年出現逆差701·4億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順差,且上升很快。1995年達到1403億美元,1998年達到3597億美元。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9年順差回落。1999—2003年(最近一輪波動的上行區(qū)一段)增長緩慢。經過恢復,到2005年躍上8000億美元臺階,到2007年躍上20000億美元臺階。
展示改革開放以來30年中國出口額環(huán)比增長率與GDP環(huán)比增長率的走勢對照。由于我國沒有編制進出口物價指數,出口額增長率是按現價計算的,為保持一致,GDP增長率也按現價計算。從整個30年期間看,兩者走勢之間看不出相依關系,經計算兩者相關系數為0·12。而自2001年起的7年中,兩者走勢表現出較為清晰的同向變化,經計算兩者相關系數為0·56。之所以GDP增長與出口增長大致同步,是因為中國在入世后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加深。
外貿依存度上是測定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對外貿依賴程度的指標。從看,中國外貿依存度1985年跨上20%的臺階,1991年跨上30%的臺階,2002年跨上40%的臺階,然后迅速逼近70%。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一方面對國內經濟是強有力的推動因素,另一方面外部經濟波動向國內的傳導作用也增強了。2007—2008年上半年,國際市場糧食、能源和鐵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揚,給中國造成了輸入式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式通貨膨脹。
如果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經包括貿易等的渠道傳導到境內,給中國經濟發(fā)展造成了一定的副作用的話,那么最近到來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導致中國主要出口伙伴的需求大跌,造成中國出口乏力乃至單月份的同比負增長,對整個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產生了一個相當大的副作用。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乃至達到目前過高的程度,是多年來中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過高的貿易依存度意味著外部和內部經濟失衡的風險高,這在目前已有共識。
外資對一國經濟波動的影響主要是投機性資本或曰熱錢,其流動性、易變形和投機性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能夠形成沖擊力量。在不少新興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過程中,國際資本看好經濟增長而大量流入,導致國內出現經濟泡沫、貨幣升值打擊出口,從而最終使經濟基本面因素惡化,外資抽逃導致貨幣貶值和金融危機,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投機性資本的流向主要為外向,即資本外逃。到亞洲金融危機時,因為預期人民幣貶值,資本外逃量達到高峰。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出于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投機性資本的主要流向又表現為內向,大量熱錢涌入加劇了國內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而當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金融危機后,投機性資本又呈撤離趨勢,這股熱錢外流和直接投資企業(yè)撤資合在一起,給國內經濟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熱錢的國際流動既可以通過投資途徑也可以通過貿易途徑,惟其數量很難準確計量,大多數學者也只是估算。劉樹成等(2005)認為熱錢屬于非FDI,并提出測算非FDI的方法,即以國際收支表中儲備變動額減去經常項目差額,再減去FDI差額。國際收支統(tǒng)計的金融賬戶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和儲備資產。上述算法是把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都歸為非FDI,但其中有多少是正常的證券投資和信貸往來,又有多少是熱錢,很難分清楚。美《商業(yè)周刊》2006年5月29日刊登文章說,經過大量的假定和推斷得出: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50億美元,另外670億美元是隱藏的非貿易資本流入。Ferratino等(2008)提出在中美貿易中進出口商通過低報或高報通關數據,來達到其規(guī)避國內稅負和關稅、轉移價格和洗錢的目的,并對這種行為給雙邊貿易數據差異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實證。
還有一個貿易貢獻和拉動作用的測度問題有待于糾正。有關方面按照本文前面列出的支出法GDP的組成公式分別測度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其中貢獻率=各分項增量/GDP增量,拉動系數=GDP增長速度×貢獻率。這樣的算法對于投資和消費沒有問題,但對于貿易則欠妥。這等于說貿易順差對GDP是正面貢獻和正向拉動,而貿易順差對GDP是負面貢獻和反向拉動;貿易順差越大對經濟發(fā)展越有利。其實如本文前面所說,并非貿易順差越大對經濟發(fā)展越有利,我們不需要片面追求巨額貿易順差。貿易差額是出口和進口雙向流動造成的,即使出現逆差,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對經濟發(fā)展具有副作用。關于貿易貢獻和拉動作用的認識,需要將出口和進口分開看,還需要進一步將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分開看。只是這樣的測度很復雜,目前尚未研究出來實用的指標和公式。李軍(2008)推導出來計算出口和進口對GDP貢獻率的兩個公式,但其本人認為“從理論到實際測算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09年要“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wěn)定外需相結合,進一步增強抵御外部經濟風險能力”。“堅持加強政府調控和發(fā)揮市場機制作用相促進,進一步增強經濟發(fā)展內在活力”。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大力拉動內需,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調整貿易結構,使對外貿易與GDP保持適度的平衡增長,適度降低貿易依存度,有利于減少外部經濟不利因素向國內傳導的力度,有利于中國經濟繼續(xù)保持平穩(wěn)、快速發(fā)展。
中國經濟論文篇2
試論中國經濟危機的對策
【摘要】在全球金融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由美國起源的金融危機也將國際經濟步入衰退期，必須認真分析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以及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才能避免更大的損失。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增長，金融體系，貨幣結構
一、 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1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是典型的低儲蓄高消費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對債務存在高度的依賴性，次級債危機必將導致其國內市場信用級別下降，而這會減少流向美國的國際資本，于是建立在國際資本流入基礎上的美國國內需求將因此而下降。與美國相反，中國目前正處于高儲蓄的狀態(tài)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長成為國內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國內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較高。美國對于中國而言，比中國對于美國而言更為重要。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量高達中國出口貿易總量近百分之五十。當因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導致的國內需求下降發(fā)生后，美國人會把消費更多地轉向商業(yè)投資和更加保守的理財策略。這將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造成抑制作用，從而影響國內經濟的發(fā)展。當大批以出口加工貿易為主體的中小企業(yè)處于生產萎縮、利潤下降的狀態(tài)時，為中小企業(yè)提供能源、礦產、鋼材等上游產品的國有企業(yè)也難以避過產能過剩的困境，國有企業(yè)利潤下降、上繳稅收大幅度減少在最近幾個月表現特別明顯。而此前存貨較多的國有企業(yè)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經營困難的地步。因此，外向型經濟主導下的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實體企業(yè)已經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所處的行業(yè)和環(huán)境不同，因此各企業(yè)所受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由于出口受到抑制，所以對外貿型企業(yè)影響較大。而對以內銷為主滿足內部需求的企業(yè)來說，影響相對較小。
2 對國內金融機構的影響
目前全球金融動蕩的主線在發(fā)達國家。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開始的金融動蕩從美國開始，蔓延到歐洲、日本，造成了發(fā)達國家經濟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場的不穩(wěn)定。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相對封閉，到目前為止，這次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仍然有限。
另外，國內銀行海外投資頭寸的風險需要引起警覺。次貸危機演化而來的全球范圍內的金融風暴，由于國內銀行的海外投資大部分都是美元資產，因此不可避免將受到較大沖擊。
而在當前更應該關注的是次級債危機帶來的心理恐慌和負面預期。這種負面預期正在向金融產品體系和金融監(jiān)管領域延展，并勢必對全球金融體制和框架帶來深遠影響。盡管目前全球金融動蕩對國內金融安全和穩(wěn)定影響不大，但中國作為經濟迅速增長、金融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中國金融機構國際化拓展和金融產品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國內金融機構還不是很成熟，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對其進行監(jiān)管，科學防范類似風險。比如減少期貨、期權對實體經濟的沖擊，降低對國內經濟的傷害。
二.中國的應對措施
1、積極調整產業(yè)結構
金融危機對全球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給我們帶來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一個國家的經濟要長期依賴出口是不可持續(xù)的。因此，找出一種新的增長模式，一種共享式經濟增長模式，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改善，這應該是中國所追求的。如果我們展望未來20年或者30年，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日益接近美國的水平。中國經濟重心必須從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領域轉換，就像五十年來美國和歐洲所經歷的一樣。這將讓中國經濟與今天截然不同。與其做一個制造業(yè)大國，不如成為一個以高科技創(chuàng)新為驅動，面向消費服務的經濟大國。在提高國內需求和對美出口貿易萎縮的問題上，中國應當進行認真的思考，使得中國經濟全方位地平衡發(fā)展。
2、防止房地產市場的過熱與崩塌
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房地產市場的過熱與崩塌帶來的次級債危機，中國同樣存在這樣的隱憂。所以，中國政府要嚴防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此類情況。在國內，居民的住房按揭貸款一直被認為是優(yōu)質資產，其實不然。中國的住房按揭貸款風險可能比美國次級債券風險還要高。因為，從住房按揭的對象來看，美國次級債券的次級貸款人信用還有等級之分(即"次級信用")，但對中國的按揭貸款者來說，估計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連"次級信用"都沒有。這是因為近幾年來，凡是個人要申請住房按揭貸款，沒有誰是不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住房按揭貸款者基本上是沒有什么信用等級可分的。過高的房價會把這類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風險掩蓋起來。一旦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就必然會暴露出來。
3.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
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f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機構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貸標準，由于房價的不斷上漲而忽視了住房貸款的第一還款來源，也就是貸款人自身的償付能力。貸款公司和銀行為了營銷推出了一系列新產品，包括所謂的"零首付""零文件"貸款等，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些行為都是不審慎的。銀行將這些貸款證券化，把風險從銀行賬本上轉移到資本市場，風險本身并沒有消失，而是為后來危機的爆發(fā)埋下了禍根。
金融體系是國家經濟運行的血脈，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也說明了我國必須建立和保持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目前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活動才剛剛起步，目前尚不具備建立內部信用風險模型的條件;由于缺乏信用風險預警和評估的有力工具，商業(yè)銀行不能從源頭識別、防范和控制風險，信用風險居高不下，嚴重困擾整個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在此過渡期間，需要借鑒國外信用風險管理技術，選擇最適當的信用風險識別理論模型并將其與我國信用風險管理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構建中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識別模型。這將有效控制和化解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提高我國銀行業(yè)信用風險管理水平和國際競爭能力。同時，中國金融企業(yè)"走出去"是大勢所趨，但是"走出去"一定要注意審慎經營，不能盲目地搞粗放型擴張。
4.實行國際貿易貨幣結構的多元化
這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引發(fā)的原因與歷史上的危機不同，底部的特征也不同，未來重演的形式也不同。認清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本質也許是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帶給人們最重要的教訓。為了減少未來世界經濟風險和金融危機的再次爆發(fā)，終于引發(fā)了重新構建世界貨幣結構體系多元化改革這一新的歷史潮流。
信用危機、債務危機已經導致華爾街銀行相繼倒閉，已經使美元帝國正加快走向衰落。美國的高額債務風險和超前消費注定了今后某個時期美元長期貶值的大趨勢。人們對華爾街金融的不信任，對美元壟斷國際貨幣體系的風險和世界多元化貨幣結構體系的崛起已經看的越來越清楚。認清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本質也許是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帶給人們最重要的教訓。各國在尋求和平發(fā)展中，從本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戰(zhàn)略上會吸取這次金融危機和通脹引發(fā)的全球經濟衰退教訓。這必將推動國際貨幣結構體系多元化改革和發(fā)展加快。
為了提高歐元的國際地位，歐盟提出加強國際金融監(jiān)管。然而歐元區(qū)經濟大國目前的國內金融風險正在迅速擴散，已經自身難保。俄羅斯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提出世界應推進貨幣結構體系多元化，打破美元霸主的壟斷地位。中東地區(qū)國家正在積極醞釀中東地區(qū)國家統(tǒng)一貨幣。中國和俄羅斯建立了雙邊貿易用盧布和人民幣結算制度。建立新的超主權國家的國際貨幣儲備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因此，它必然是各國多元化結構力量的合作成果。
5.嚴格控制戰(zhàn)略性資源
美國金融投資公司參與全球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的過度炒作，也是釀成全球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另外，資源為王時代已經到來，為了我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必須確保所有可能關系國計民生的資源能牢牢地為國家或民眾撐控。
在本次金融危機的救市大行動已經播下了全球通脹的種子，到通脹危機爆發(fā)時，各種以紙幣形式儲備的財富必將大幅縮水，有的甚至化為烏有。在這個背景下，能夠實現保值并可能在未來實現數倍升值的的唯有各種稀缺性或戰(zhàn)略性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有色金屬、石油、煤碳、森林等珍貴的自然資源和以高科技人才資源與知識產品資源。我國卻把這些最具有增值潛力的稀缺資源賤賣，換來了最容易貶值的紙幣儲備起來，由此給中國在本此金融危機中造成了難以彌補的重大財富損失和國家安全損害。我們唯有通過最嚴格的法制來守衛(wèi)住本國的資源，并利用現有外匯購買和儲備我國緊缺的石油等戰(zhàn)略性資源，鼓勵企業(yè)走出去，搶占戰(zhàn)略性資源的制高點，我們才能在將來的各種經濟戰(zhàn)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結語
宋鴻兵在貨幣戰(zhàn)爭中有這樣一段話：從世界經濟發(fā)展模式到國際貿易分工，從全球貨幣機制到金融市場重建，從國際關系均勢到地緣政治版圖，從新能源革命到綠色時代的來臨。這場金融危機對現有世界格局的沖擊將不亞于一場世界級別的戰(zhàn)爭。為了贏得這場戰(zhàn)爭，使我國的經濟長期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必須需要更深入思考這場經濟危機的本質，結合我國的國情采取更詳盡的規(guī)劃以及更全面的戰(zhàn)略。只有揚長避短、抓住戰(zhàn)略機遇，中國經濟才能真正擺脫困境，化危為機，締造又一個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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