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教育現(xiàn)代化的促進作用論文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guī)模地開展起來。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淺析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教育現(xiàn)代化的促進作用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析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教育現(xiàn)代化的促進作用全文如下：

　　關于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教育現(xiàn)代化的影響，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變遷、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規(guī)模擴展方面，很少論及具體的辦學途徑、層次，而且對辛亥革命在這方面的內在作用缺少實證分析。關于商人與近代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關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問世，側重于商人資助小學、中學教育，以及職業(yè)教育方面;對于大學教育方面，雖有所涉及，但大多作為商人個案研究中的資助教育活動事例而提及，缺少專門而系統(tǒng)的研究。關于近代的大學教育狀況，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辦大學和教會大學，對于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亦有涉及，但對商人在私立大學教育興起和發(fā)展中的作用，同樣缺少較全面的專題研究①。本文試圖通過考察商人在民國時期大學教育興起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及其緣由和成就，透視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教育現(xiàn)代化的推進作用。

　　一 辛亥革命催生商人捐辦大學的新平臺

　　從1894年開始醞釀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實質在于革故鼎新，推進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務除了創(chuàng)建民主政治、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之外，還包括發(fā)展新式教育。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體現(xiàn)。

　　一是體現(xiàn)于作為革命領導者的孫中山和革命黨所提出的革命綱領和任務之中。孫中山于1894年在美國檀香山創(chuàng)建興中會時，提出的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②，體現(xiàn)了辛亥革命創(chuàng)建民主政治的任務。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興中會時，手訂章程規(guī)定：“本會之設，專為聯(lián)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③ 這些規(guī)定表明，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革命黨，不僅把發(fā)展新式教育作為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而且把“講求富強之學”,“立學校”“育人才”作為領導這場革命，實現(xiàn)振興中華目標的主要途徑之一。

　　二是體現(xiàn)于作為革命目標趨同者的立憲派和開明官員的改良主張之中。開辦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憲和新政活動的一項主要內容，各地的立憲派和開明官員，不僅開辦了不少的新式小學和一些中學，而且開辦了京師大學堂和北洋大學堂，并提出了擴辦各類?？拼髮W的主張。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張謇，早在戊戌維新期間，就為中國自辦的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擬訂辦法，主張將大學堂分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專業(yè)分類設堂。

　　1902年，他與繆荃孫、羅振玉為劉坤一起草《學制奏略》和《興學次第》，建議盡早興辦師范學校，用1年左右的時間，在各州縣分別設立高等、尋常小學校，3年后各府設立中等學校，5年后各省設立高等?？茖W校，京師設立大學校①。1905年，他又聯(lián)合一些立憲人士向兩江總督建議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創(chuàng)建工科大學，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間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義國大臣錢詢奏請設立海軍大學;1910年5~6月間又有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奏請設立廣東大學，以造就憲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開辦學校，特別是開辦大學之事尚未付諸實踐;立憲派人士和開明官員的擴辦大學設想和建議，限于經費和時局，既無力自辦，亦未獲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納。清廷的辦學方針，將大學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學務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陳的《宣統(tǒng)三年籌辦教育次第折》中，將全國學堂分為三項，第一項包括初等小學堂、初級師范學堂、實業(yè)教員講習所;第二項包括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優(yōu)級師范學堂、初等農工商學堂、中等農工商學堂、高等農工商學堂、高等專門學堂、女學堂;第三項即為大學堂。并指出“以第一項為最急，第二項次之，第三項則在從緩之列”.所謂“從緩”,就是只就已設之大學進行整頓，議設之新大學均暫不開辦，“應俟數(shù)年后次第增設”④。因此，終清朝之世，中國自辦的完整意義上的大學僅有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三所，且規(guī)模較小，學生較少，辦學范圍亦較窄，均為官辦。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黨人在這短暫的政局相對穩(wěn)定時段，便將興學育才方針付諸實踐。在指導思想上，孫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興實業(yè)之外，還提出了“學問為立國根本”的主張，把振興實業(yè)和發(fā)展教育作為建設民國的兩翼，且以發(fā)展教育為根本。他認為“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以往倡導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學說之鼓吹”;民國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壞之學問者，今當變求建設之學問”;若“使中國學問與歐美并駕，則政治、實業(yè)自有天然之進化，將來中華民國庶可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⑤。欲求學問，必須興學。因而，孫中山又聲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是，“專辦振興工藝，及改良社會之大設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動從小學“而至大學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實際行動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積極支持和率先創(chuàng)辦大學。

　　1912年，孫中山支持宋教仁聯(lián)合革命黨人及原立憲派人士、開明官員開辦民國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學---民國大學。該校于1912年10月12日獲民國政府國務院批準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黃興為校長，轉委彭允彝為校長;12月，與上海中國公學合并，改名為中國公學大學部;1917年，因上海中國公學停辦，更名為中國大學。擔任該校董事的共計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孫中山、胡漢民、姚雨平、李烈鈞、孫拱伊、譚延凱、熊希齡、唐文治、汪大燮、陳錦濤等⑧。同時，孫中山還幫助了具有高等學校水準的復旦公學在辛亥革命后的復校，于1912年3月?lián)芸?萬元作為該校的復校經費;又于1913年年初，為支持和促進復旦公學的發(fā)展，與陳其美、于右任、唐紹儀、王寵惠等組成校董會，并親任主席①。接著，孫中山又于1914年會同伍廷芳、唐紹儀、蔡元培，贊助了金陵大學農學科的創(chuàng)設②。此外，黃興也于1913年春領銜發(fā)起在北京創(chuàng)辦明德大學，聘章士釗為校長。該校到1916年停辦，后遷回漢口復校③。除了孫中山、宋教仁、黃興等革命黨的上層人物之外，還有普通的革命黨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創(chuàng)辦大學。

　　1912年，同盟會會員陳時，說服其父陳宣愷④、伯父陳樸生，捐田200石(約合1300畝)、白銀3000兩，官票5000串，書籍3000余部，折合銀元共計3.9萬元，在武昌創(chuàng)辦大學，命名“中華大學”,取“振興中華”之意。該校先辦中學和大學預科，1913年4月改辦大學，1915年3月呈準民國政府教育部立案，成為正式大學⑤ .該校的創(chuàng)辦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產物，陳時自述其辦學動機是：“民國成立，以教育為陶冶共和國要圖。”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進一步表白說：“漢江湯湯，大別蒼蒼。武昌首義放出五千年歷史的光芒，中華大學隨中華民國同年誕降。達材成德三民大同與河山具永，與國族人類以無疆。”⑦復旦公學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頗有將自己隨即升格為大學的設想。當時正任該校校長的革命黨人馬相伯說：“民國光復，吾復旦亦光復矣。吾十余年來所夢想共和政府下的學校，今始遂愿矣。”并“呈準教育部照大學辦理在案”⑧，使復旦公學開始成為一所沒有大學之名而初具大學教育水平的準大學。

　　革命黨人的這些舉措，不僅推動了民國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學的開辦，而且具有引導民辦大學新方向的意義。與此同時，民國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興中華精神的影響下，日益重視大學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種集合政府、民間力量和利用外國資源興辦大學的機制。

　　1912年10月，中華民國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學令》，不僅將政府開辦大學作為一種法定責任，表明了政府提倡發(fā)展大學教育的政策意圖，而且規(guī)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設立大學”⑨，力圖動員民間力量興辦大學，開啟了大學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專門頒布《私立大學規(guī)程》，系統(tǒng)規(guī)定了開辦私立大學的程序和師資要求、教學設施等，為民間興辦大學制定了規(guī)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學日本自費生暫行規(guī)程令》中規(guī)定：“凡經本部認為合格之自費(留學)生畢業(yè)回國后，得與官費畢業(yè)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勵學生自費到外國大學留學。這一系列的制度規(guī)定，使私立大學和自費出國留學，具有與國立大學和官費留學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進一步明確了允許開辦私立大學的基本原則。該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對繼承辛亥革命事業(yè)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為：“凡一國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隨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現(xiàn)在，教育在于整理未來。”“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療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針，其中第一條規(guī)定：“變通從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國家根本在于人民，喚起人民的責任心，而后學務能起色也。”這也就是說，要注重發(fā)展私立學校，發(fā)動民間力量推進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再次確定大學教育的位置及其發(fā)展路徑，指出：“大學校為全國最高學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與世界之學術相應。”其辦學的方法是：“國家擇其需費較巨之科力求設備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則聽民間之私立而嚴格監(jiān)督之;或各省互相聯(lián)合創(chuàng)立公立大學，視其財力，考其學程，足以符大學之本旨者，準予設立，以廣人才。”①從而確立了大學的三種辦學模式：國立、公立和私立。

　　為了動員民間力量辦學，教育部還制定了獎勵捐資興學者的辦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資興學褒獎條例令》，規(guī)定：人民以私財創(chuàng)立學校或捐入學校及有關教育事業(yè)，捐資在100元至1萬元者，均經由地方政府呈請不等級別的褒獎②。此后，多次修訂這一獎勵條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資興學褒獎條例》，除重申1913年的獎勵辦法外，還將授獎的最低捐資額度提高到500元，對捐資在3萬至10萬元和10萬元以上者，由國民政府給予明令嘉獎，對持續(xù)捐資者累計其捐資數(shù)額晉級嘉獎;并規(guī)定所捐資的動產或不動產均“折合銀元計算”③。這些獎勵條例所規(guī)定的授獎范圍，既包括資助中小學教育者，更包括資助大學教育者。

　　民間捐資興學，早就有之，但民間資助大學教育，則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見及。在清末新政時期，雖有如張謇這樣的個別紳商向政府和官員提出過開辦大學的建議，也萌生過自辦大學的設想，但均因時代條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響下，政府所制定的以發(fā)展大學教育為重點，以發(fā)展私立學校為導向，以動員民間力量為重要途徑的發(fā)展教育方針，才為民間的捐資興學活動構筑了進入大學教育領域的新平臺，使商人的興學活動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二 商人捐資興辦大學教育的動機和投入

　　民間捐資興辦大學，其捐資者當然包括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資者應屬從事各種工商業(yè)投資和經營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軍人等其他身份的人。這在中華民國教育部所編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中有足夠的佐證，其所記錄的出資1萬元以上資助大學的總共有盧木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陳芝琴等5人④，可以說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華僑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產大商人，陳芝琴是天津買辦大商人;而盧木齋，在晚清時曾官至提學使，民國后則廣置地產，并投資于開灤煤礦、啟新水泥廠、濟安自來水廠、耀華玻璃公司、張家口電燈公司，已經明顯地商人化;杜月笙則既是幫會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獎捐資興學3~10萬元的人員名單中，捐助大學的有：海南籍廣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資4.8萬元)，華僑商人胡文虎(捐資3.64萬元)，軍人黃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萬元)⑤。這兩則記錄當然不夠全面，有的資助者沒有登記在內，不過下面的一些具體例證，還將繼續(xù)證明這一點。

　　辛亥革命雖然建起了商人捐辦大學的新平臺，但是商人的捐辦大學活動并非隨之而至。捐辦大學與捐辦中小學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資金，商人必須要有較大的資金積累才有能力捐辦大學，必須要以工商事業(yè)的發(fā)展和穩(wěn)固為基礎，正如張謇所說：“父教育而母實業(yè)。”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幾年，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商人們主要是乘國內、國際的有利時機致力于興辦工商實業(yè)。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時，不僅中國的工商實業(yè)獲得較大發(fā)展，而且商人們的個人財富也獲得了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認為是進入了“和平競爭”的時期，商人們便迅速投入于捐辦大學的活動之中。商人捐助大學教育的動機，主要表現(xiàn)為思想意識、培養(yǎng)后代和謀求救亡圖存三個方面。

　　在思想意識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隨著振興實業(yè)高潮的持續(xù)興起和民族工商業(yè)的較快發(fā)展，特別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黃金時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懷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識到發(fā)展大學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學識水平，進而促進工商實業(yè)更快、更好發(fā)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實業(yè)家張謇，早在1905年向兩江總督建議創(chuàng)建工科大學時，就指出了興工以興學為本的原則。他說：“茍欲興工，必先興學。”建立工科大學，將使中國“有完全之工學”,使“各省熱心從事工業(yè)之處，得有相助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騎盲進”現(xiàn)象，“于國計民生，關系實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張謇的這種思想理念更加堅定，并付諸于一整套的促興大學教育的實踐活動。

　　上海著名棉紡織企業(yè)家穆藕初，則更多地闡述了興學與興商、興國的關系。他在1920年為資助北京大學優(yōu)秀學生留學之事致函蔡元培說：“竊思吾國學術尚在蔭芽時代，欲求高深之學，非求自歐美不可。”②把選送中國優(yōu)秀學生赴外國大學留學，視為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科學知識，使中國得以彌補欠缺，跟上世界發(fā)展潮流的不二法門。

　　1922年11月，他作為東南大學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務會議秩序委員會會議，在講話中指出：中國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開辦新式商業(yè)教育以來，“甲乙兩種商業(yè)學校之程度，僅足供初等商業(yè)之訓練，未能培養(yǎng)高等人才，實不能應社會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組織事業(yè)之能力，足為工商界之領袖者”,則必需開辦商業(yè)大學③。因此，他積極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學的開辦。

　　1928年11月，他又在為中華國貨展覽會開幕而撰寫的文章中說：“余在我國工商業(yè)中不無痛苦之經驗，故深感提倡國貨之根本在科學教育。”并提出三條辦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學教育，積極擴充科學教育之各種設備，在各大學設極完備之研究室，務以與各國大學研究室設備相等為目標而努力進行。一面提高科學教育之程度，務使在校學生，不僅以略知科學大意為滿足，務必進求深造，以創(chuàng)造為己任。一面再擇本國大學教授及畢業(yè)生之有專長者，資送國外專精研究，俾在本國設備未完之時，先造就可以應用之人才。”④上述兩位著名企業(yè)家所指出的發(fā)展大學教育，以適應民國時期所面臨的工商實業(yè)和學術發(fā)展之需要，可以說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識。誠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業(yè)發(fā)展蒸蒸日上之時，舉凡實業(yè)界之領袖人物，亦已公認需要一強有力之教育機關。不僅以之完成商業(yè)專門知識與學藝，抑須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與領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說的這一強有力之教育機關，就是商科大學。在培養(yǎng)后代方面，民國成立以后，許多商人為使自家的工商事業(yè)后繼有人，紛紛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國內外大學就學，成為大學教育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

　　送后代上國內的大學學習，是商人們培養(yǎng)后代的一種主要選擇。在民國時期的大學生中，來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資料，難以統(tǒng)計。不過，有一則關于燕京大學學生來源構成的統(tǒng)計，可以作為一項佐證，1925年時該校的學生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國留學接受大學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業(yè)大商人劉鴻生送4個兒子留美、4個兒子留英、2個兒子留日，送3個女兒分別赴美、英、日留學⑥。無錫的棉紡織業(yè)和面粉業(yè)大企業(yè)家榮宗敬、榮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國內的大學就讀外，還有多人出國留學，“七兒、九女及二房兩孫在美，每月共需費用1000美元;外孫中則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倫，亦均赴美留學”.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資，國內大學“如果辦得好，較外國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決心自己集資創(chuàng)辦大學。

　　在謀求救亡圖存方面，把興辦教育作為中國救亡圖存的一個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國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資辦學的一個主要動機。如華僑商人陳嘉庚于1919年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時，號召工商各界說：“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圖存，匹夫有責”;“眾擎易舉，眾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內外同胞也”.使有的閩商感到：“如果不惟陳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辦大學的商人，雖然沒有像陳嘉庚那樣直白的救國表示，但亦有同樣的思想。如張謇建議創(chuàng)辦工科大學時說：“棋劫將窮，河清難俟，權衡形勢，而先其所至急”,則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辦上海商科大學時，也有同樣的思想，旨在提高國貨生產之水平以增強抵制洋貨之能力。

　　商人對大學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創(chuàng)辦和資助私立大學。商人在這一方面的舉動，可謂建樹頗豐。從1919年起，商人出資創(chuàng)辦和資助私立大學，開始有比較明顯的舉動，使20世紀20年代成為商人捐辦大學的高潮階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資助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以及南通大商人張謇的開辦大學事業(yè)。

　　在私立南開大學的創(chuàng)辦過程中，商人捐助居于決定性的地位。南開大學于1919年由南開學堂升格而成。南開學堂由張伯苓、嚴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創(chuàng)辦。張伯苓說，南開學堂之創(chuàng)辦，靠的是“嚴范孫、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經費，鄭菊如先生之捐助南開地畝，以及袁慰亭、嚴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資起建校舍”③。此中的嚴范孫即嚴修，他雖是一介文人，當過清朝的學官，但他也是寧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輩是天津著名鹽商，積有豐厚家資，使之能夠給南開學堂捐資;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錢莊商人，在創(chuàng)辦南開學堂時，他不僅自己出銀1萬兩，還帶動天津鹽商紛紛解囊資助，共計籌集捐款2.6萬兩;鄭菊如是一亦紳亦商之人，擁有祖?zhèn)鞯拿缿c成羅底鋪;嚴子鈞是上海的慈溪籍嚴家大商人，被嚴修拉來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凱)是官員。

　　到南開學堂升格為南開大學時，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對此，張伯苓有較詳細的敘述，他說：“民國七年冬，苓自美歸國，壹志創(chuàng)辦大學，得前大總統(tǒng)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純)先生之贊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學講室于中學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遺產五十萬為大學基金。十年，李組紳先生捐助礦科經費，于是大學又增設礦科。”“在大學部，有李秀山、袁述之、盧木齋、陳芝琴、李組紳、傅宜生(傅作義)、李典臣、吳達銓(吳鼎昌)諸先生，以及美國羅氏基金團等，或慨捐基金，或資助常費;或出資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實圖書。尤以吳達銓先生所發(fā)起之‘南大學生獎助金’運動，每生年得獎助金三百元，名額約三四十人，于清寒學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屬于商人者5人：李組紳(5年累計捐助礦科經費15萬元)、盧木齋(捐助圖書館建設費10萬元)、袁述之(河南礦商，捐助理科經費7萬元)，陳芝琴(捐助1.5萬元)、吳達銓(捐助學生助學金)，他們的捐助額度均在1萬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軍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業(yè)投資⑤，已明顯地商人化，且捐資數(shù)額較小，徐世昌捐1.67萬余元，李純所捐遺產50萬元實際交付10萬元，其余均在1萬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孫捐白銀十萬兩(約合銀元14萬元)，并動員鹽商富戶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萬元以上的還有商人化的官員梁士詒、周自齊，各捐4萬元⑧。

　　廈門大學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資開辦的私立大學。華僑商人陳嘉庚于1919年出巨資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氣勢非凡。他“認捐開辦費100萬元，作兩年開銷，復認捐經常費300萬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萬元。并擬于開辦兩年后，略具規(guī)模時，即向南洋富僑募捐巨款⑨，以期學校的持續(xù)發(fā)展。后來，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兩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萬元和30萬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計劃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經營的企業(yè)不景氣而最終于1933年停歇，無奈于1937年申請國民政府將廈門大學收歸國立。至此，他對廈門大學的實際捐資數(shù)額，正好為其在開辦時所承諾的400萬元②。

　　張謇從清末起就在家鄉(xiāng)捐辦中小學校及師范和各種專門學校，并有創(chuàng)辦大學的設想，從1919年起便將設想付諸實踐。他于1919年因蘇北農墾事業(yè)的迅速發(fā)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農業(yè)研究基礎的專門人才，于是將自己前設的農業(yè)專門學校改制為”私立南通農業(yè)大學“,設有農藝、農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將1912年由自家開辦的南通醫(yī)學專門學校，升格為”南通醫(yī)科大學“.于1927年，將1913年聯(lián)合一些紡織企業(yè)家創(chuàng)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升格為”南通紡織大學“,除原設的紡織、染化兩個系外，又增設了金工系。于1928年，將南通紡織大學與南通農業(yè)大學、南通醫(yī)科大學合并，組建”南通大學“.

　　除了上述三個典型之外，還有面粉企業(yè)家榮氏家族于1947年創(chuàng)辦江南大學，預算耗資200億法幣。學校設有文學院、理工學院、農學院，三院下轄九個系③。

　　至于商人們對私立大學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舉。如對復旦大學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資1萬兩白銀建造學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資5萬兩白銀，興建心理學院教學樓，稱”子彬院“;后來又由其子郭輔庭捐助心理學院的開辦費④。華僑商人黃奕住，于1921年出資1.5萬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圖書館和辦公樓⑤。煙草企業(yè)家簡照南、簡玉階兄弟，于1921年捐資5萬元建造”簡公堂“教育樓⑦ .杜月笙亦捐助2萬元⑧。又如1924年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夏大學，其創(chuàng)辦和擴建經費，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長和校長的王伯群籌措11萬余元，并以家產向銀行抵押貸款外，也得到了商人們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萬元、程霖生捐1.5萬元，胡文虎捐1萬元，喬鴻增捐0.6萬元，戴培元、吳寬各捐0.5萬元，李逖先捐0.3萬元⑨ .簡照南、簡玉階兄弟還分別對南開大學、武昌大學、暨南大學捐助了辦學經費瑏瑠?。僑商胡文虎，還對廣州嶺南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捐助了辦學經費。化工企業(yè)家吳蘊初對燕京大學、滬江大學有所捐助。

　　2.捐助國立和公立大學。民國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國設四大學之議，其預定地點為北京、南京、武昌及廣州，終因人力及財力關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國立大學的開設，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設國立大學是東南大學，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張謇聯(lián)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資支持東南大學的創(chuàng)辦。張謇、穆藕初、陳光甫、錢新之、聶云臺、榮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會成員;穆藕初、錢新之、聶云臺還擔任經濟校董。這些校董都設法為東南大學籌措經費資助，穆藕初資助農具院建筑費6000元;以榮宗敬為首的上海面粉公會，補助改良小麥試驗費每年6000元，又擬資助4.6萬元購地40畝擴充小麥試驗場;以張謇、聶云臺為首的上海紗廠聯(lián)合會，補助改良植棉試驗費每年2萬元;由上海合眾蠶桑改良會，補助本年蠶桑試驗費4000元。

　　緊接著，商人們又支持了第二所國立大學---上海商科大學的創(chuàng)辦。該校于1921年由東南大學、暨南學校聯(lián)合發(fā)起籌組，其合組委員會的15位委員中有黃奕住、史量才、聶云臺、穆湘玥(穆藕初)、錢新之、張公權、陳光甫、簡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設國立大學才是完全由政府機構交通部創(chuàng)辦的交通大學，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國立和公立大學逐漸增設。此外，還有商人們對國立大學的分散資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別于1934年和1935年為中山大學建設石牌新校區(qū)捐資4.8萬元和3.6萬余元③。

　　3.資助和獎勵大學生。商人對大學生的資助和獎勵，除了個人提供資助的方式以外，還采取了集體提供資助的新方式，即使是個人提供資助亦出現(xiàn)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體提供資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潯大絲商劉錦藻家族所設義莊，在20世紀20年代，將獎勵資助族中子弟上大學及出國留學作為”義舉“之一。在其規(guī)條中，有資助、獎勵族中子弟上學讀書的專門條文，有關資助大學生的條文規(guī)定：”省學畢業(yè)送考京師大學堂者支錢三十千，官費咨送出洋游學入高等專科者，東洋支錢四十千，西洋倍之。“有關獎勵學業(yè)優(yōu)異者的條文規(guī)定：”大學堂畢業(yè)分科列最優(yōu)等者八十千、優(yōu)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選科最優(yōu)等六十千、優(yōu)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滬寧波商人為主體的寧波旅滬同鄉(xiāng)會，則成立了資助同鄉(xiāng)弟子上大學的基金會。1931年7月，寧波旅滬同鄉(xiāng)會會長虞洽卿，在上海各團體為其蒞滬50年舉行的紀念大會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學“的倡議，獲得旅滬寧波商人的廣泛贊同，并開始籌備。在籌備期內，于1934年議定先設”四明大學獎學金“,資助和獎勵在學之本籍優(yōu)秀大學生，旨在”獎進甬籍優(yōu)秀子弟研求高深學問“,由虞洽卿等寧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數(shù)教育界人士共25人組成委員會。基金會初定獎助名額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當年的第一屆獎學金總額為5萬元，由四明銀行、三北輪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劉鴻生、王伯元等6人認捐。計劃以后每年增加獎助學生125人、金額5萬元，直至第四屆的500人、20萬元⑤。

　　在個人提供資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業(yè)家吳蘊初，于1930年發(fā)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該基金由吳蘊初所辦的天廚味精廠及其個人出資，”以資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為宗旨“,資助對象以學習化學及化學工程的大學生為主，至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止，共資助學生200名，發(fā)放款項4萬余元⑥。

　　旅滬寧波籍銀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資于1931年設立”伯元獎學金“,資助高中畢業(yè)，成績優(yōu)異，有志進入大學的學生。前后共資助學生90余人⑦。

　　4.資助學生到國外大學留學。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決定捐資5萬兩，設立基金，資助優(yōu)秀學生出國留學⑧。先出資1萬兩，資助北京大學選派5名優(yōu)秀學生”赴歐美大學求學“⑨。1921年，又捐贈1萬銀元，資助河南的4名學生去菲律賓留學。后來，又先后資助10多人出國深造瑏瑠?。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從1920年起由簡氏個人及其所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設專項資金，資助優(yōu)秀學生赴英美大學留學，計劃每年選派15人(簡氏個人資助5人，公司資助10人)，連派三年，共計45人，最終實際選派37人①。

　　總的來說，捐資興辦大學可以說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種相當?shù)囊?guī)模，尤其在捐辦大學方面，其貢獻更為卓著。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統(tǒng)計，1929~1937年全國獲得教育部褒獎者及其捐資興學金額總數(shù)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資數(shù)額為50 829元。其中，捐資最多的年份為1936年，達到20 971 705元，占總數(shù)的64.87%;捐資者人數(shù)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資數(shù)額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過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資數(shù)額。在捐資總數(shù)中，捐資興辦?？埔陨蠈W校的總金額為21 670 900元﹡，占各類捐資總數(shù)的67%;捐資最多的年份亦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該項總數(shù)的93.5%,占該年各類捐資總數(shù)的96.62%.其中還有捐作貧寒學生補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學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獎學基金者21 420元，其資助對象也包含?？埔陨蠈W校及其學生②。這里所顯示的資助?？埔陨蠈W校的金額，無疑以大學為主要資助對象，而且有些年份數(shù)額特別巨大。當然，在這筆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會涉及各個階層，但是商人無疑是最主要的一個階層。

　　三 商人捐興大學教育的意義

　　商人在民國時期捐辦大學活動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民國時期大學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進作用，助成了民國政府所提出的三種模式辦學方針，促進了大學教育規(guī)模的擴大。具體而言，這一作用的發(fā)揮主要有四個表現(xiàn)。

　　1.推動私立大學的興盛。從國立、公立、私立三種大學的數(shù)量構成來說，據教育部公布的全國由國人自辦大學的資料顯示，國立大學，從清末時的3所，直至1920年無一所增設，而新設的私立大學則達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③，使私立大學成為這一階段中國大學教育發(fā)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國立大學增至17所，公立大學增至8所，私立大學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學在數(shù)量上幾乎與國立大學并駕齊驅。如果加上未獲教育部批準立案的私立大學，其數(shù)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雖然加強了國立大學的建設，有些私立大學被收歸為國立大學，但私立大學仍保持著發(fā)展的勢頭。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一年的1936年時，國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學的構成狀況是：學校數(shù)量，國立大學13所，省立大學9所，私立大學20所。在校學生數(shù)量，國立大學11 694人，省立大學4689人，私立大學13 033人，私立大學在校生數(shù)量超過國立大學的11.45%.歲入經費數(shù)量為，國立大學13 943 158元，其中財產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雜項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學4 408 542元，其中財產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雜項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學9 025 834元，其中財產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雜項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為國立大學的20多倍⑤。這一統(tǒng)計表明，私立大學除了經費之外，在學校數(shù)量和學生數(shù)量上均超過了國立大學，而且其經費來源中以捐助收入為最多。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以后，中國的大學教育受到嚴重挫折，私立大學受挫更重，國立大學日益成為大學教育的主體?？箲?zhàn)勝利后，經過恢復，私立大學之陣營雖已不及國立大學但仍有所發(fā)展。到1949年時，全國有國立大學39所，私立大學27所。私立大學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對私立大學的重視，使之走上了一條有規(guī)可循的制度化發(fā)展道路。從1919年起，各地相繼設立私立大學，發(fā)展勢頭頗猛，難免魚龍混雜，參差不齊，甚至出現(xiàn)”借辦學以斂錢，以開辦大學為營業(yè)者“①的現(xiàn)象。對此，民國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斷完善私立大學法規(guī)之外，還迭次加以調查整頓，將學科設置和教學質量合格的私立大學予以注冊登記，其余者或責成整頓，或指令停辦。凡經注冊登記的私立大學，不僅對其加強業(yè)務監(jiān)督，務令符合大學規(guī)章，而且給予一定的經費補助，使之規(guī)范而持續(xù)發(fā)展，有不少成為名校。

　　3.促進了國立大學的發(fā)展。商人捐辦大學的領域雖以私立大學為主，但亦關注國立大學的建設。如上面所說的商人們對創(chuàng)辦東南大學和上海商科大學的支持，以及對中山大學校舍建設的資助，對北京大學、河南大學的學生留學資助，都對國立大學的建設和教學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幫助和導向作用。尤其是助成東南大學和上海商科大學的創(chuàng)辦，由于該二校是民國后新設大學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動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大學的學科建設。商人在捐辦大學時，有的會根據自己所經營的企業(yè)行業(yè)，或資助某一大學開設相應的專業(yè)學科，或在自己集資開辦的大學中設置相關的專業(yè)學科。

　　如旅津寧波商人李組紳是礦產企業(yè)家，所以與嚴修、張伯苓商定在南開大學創(chuàng)設礦科，并由自己獨力捐助開辦經費②。此舉，不僅為南開大學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學科專業(yè)，也為全國各大學所稀有。

　　又如助成東南大學的商人們，結合自己的行業(yè)設置相關的學科專業(yè)。穆藕初與自己經營棉紡織業(yè)，改良棉花品種，引種美國棉花相結合，委托該校農科負責華商紗廠聯(lián)合會所設植棉改良委員會的棉種研究、改良和推廣工作;并由華商紗廠聯(lián)合會，在1921~1924年間每年提供經費2萬元，在全國設立植棉試驗場16處③。既有利于棉種改良，也有益于學校植棉專業(yè)的進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資助復旦大學建設心理學院，使該校建立心理學專業(yè)的設想得以實現(xiàn)，成為中國較早設有心理學專業(yè)的大學之一。

　　面粉企業(yè)家榮德生，于1947年在無錫創(chuàng)辦江南大學時，先設有文學院、理工學院、農學院。到1948年，又根據自己所經營的企業(yè)行業(yè)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業(yè)同業(yè)公會全國聯(lián)合會的支持，增設了面粉專修科，成為國內外大學的獨創(chuàng)④。

　　第二，對人才培養(yǎng)方式起到一定創(chuàng)新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選拔資助對象時把學習成績與品德、能力相結合，并委托有關專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學生出國留學時，所采用的選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與學問并佳，日后堪為各界之領袖者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個人資格于國立北京大學畢業(yè)生中擇優(yōu)送之“.由其創(chuàng)建的”穆氏獎學貯金“,”委任黃任之、沈信卿、蔣夢麟三君為管理人“⑦，實現(xiàn)了選拔資助對象上的商人與教育家相結合，資金使用上的捐助者與用者相分離，從而避免了人情關系的干擾和個人意志的偏見。這種資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資助出國留學的人員中，大多成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資送赴歐美留學的五名學生：

　　羅家倫，赴美國研究教育及比較文學。后繼續(xù)游學英、德、法等國。返國后先后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jiān)察使，駐印度大使。段錫朋，赴美國研究經濟政治學。回國后在武昌大學、中山大學任教。后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干事，教育部政務次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長等職。汪敬熙，赴美國研究心理學。歸國后任中州大學(河南)、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

　　1946年任聯(lián)合國文教組織自然科學處國際科學合作組主任。周炳琳，赴美國研究社會經濟，繼入巴黎大學、倫敦大學學習?；貒笙群笕谓逃诒本┐髮W、武昌商科大學、清華大學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蛋浊?，赴美國研究文學社會學?；貒笙群笕沃猩酱髮W、文化大學、華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資送赴菲律賓留學的四名學生中，除了有兩人情況不明外，還有兩人：

　　韓朝宗，由菲律賓留學結束后赴美國留學，專修金屬材料試驗及冶金研究。歸國后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冶金委員、軍政部兵工研究委員。張純明，由菲律賓留學結束后赴美國留學，主修社會、政治學。回國后任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系主任?？箲?zhàn)中任行政院秘書、河南省政府委員等職①。

　　此后，資送出國留學的學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顯廷，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主修經濟學，后獲紐約大學獲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

　　1929年1月任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研究主任兼經濟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國經濟研究所執(zhí)行所長。

　　1947年年底，受聘參加聯(lián)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任經濟調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對商人捐辦教育事業(yè)的方式產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辦大學活動中，除了繼續(xù)采用傳統(tǒng)的個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會、董事會之類的有組織的方式。這些組織都訂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辦事。從而使得商人的捐資興學活動更趨于規(guī)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對商人自身素質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商人通過送自己子弟上大學、出國留學，尤其是通過資助大學建設和資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學和出國留學，既使中國人的接受大學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階層的素質構成得到明顯的提高。據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夠統(tǒng)計的1108名新式企業(yè)經理、董事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為229人，占總數(shù)的20.7%,其中畢業(yè)于本國大學者129人，占總數(shù)的11.6%②。又據蘇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間，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過大學教育者126名，占33.4%,內中88人有在國外大學留學的經歷，占有大學學歷者的69.8%③。

　　總而言之，辛亥革命啟動了近代中國大學教育較快發(fā)展的進程，而在奠定大學教育基本格局的過程中，私立大學不僅具有引領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學發(fā)展的中堅力量，也是國立大學發(fā)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沒有以商人捐辦，沒有私立大學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水平將大為降低，教學的現(xiàn)代化水平亦將會顯得更加落后，商人隊伍的現(xiàn)代化進程亦將嚴重滯后。由此可言，動員和利用商人捐資辦學，是近代中國發(fā)展大學教育的一條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