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課對于大學生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在開拓大學生視野、激發(fā)創(chuàng)新意識、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效能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2017大學生思修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2017大學生思修論文篇一

　　《舊邦新命: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

　　摘要：從思想史的層面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承載著“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功能，具有“舊邦新命”的思想地位?！芭f邦”是指古老的中華民族，“新命”是指在轉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秩序。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一個新生的、還在繼續(xù)成長的思想形態(tài)，是對現當代中國在轉型過程中逐漸凝聚而成的文明新秩序的表達與概括，體現了文明秩序原理的價值與功能。

　　關鍵詞：舊邦新命;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思想地位;文明秩序原理;春秋繁露

　　通行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地位歸納為三點：“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指導思想”;同時，這個《讀本》還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作用歸納為五點：“我國一切立法活動的思想先導”、“我國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現嚴格公正文明執(zhí)法的思想基礎”、“確保我國司法機關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實現司法公正的思想保障”、“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法律意識的價值指引”、“發(fā)展法學教育、繁榮法學研究的重要保障”，等等。[1]這兩個方面的界定與概括，確實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承載的一些功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界定與概括主要局限于專業(yè)性的法律、法治領域。如果我們超越法律、法治的專業(yè)視界，如果我們從更寬廣、更幽深的思想視野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享有的思想地位、所承載的思想功能，也許就不止于此。

　　簡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發(fā)現：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用馮友蘭所說的“闡舊邦以輔新命”或“舊邦新命”來概括。為了對這個觀點進行有效的論證，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為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建構一個簡單的參照系，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古今中外的同類思想形態(tài)進行比較，從文化比較的角度，探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接下來，分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誕生的思想背景，以闡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應時而生”之“時”到底是什么;也許，只有在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思想背景中，才能更恰切地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在此基礎之上，再來考察古老的中華文明在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新的文明秩序的基本脈絡或基本骨架，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這種逐漸成型、逐漸定型的文明秩序的確認、提煉、總結，以證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文明秩序原理之地位與功能。最后，是一個結論和延伸性的討論，旨在進一步廓清本文的觀點，同時也對可能出現的詰難予以初步的回應。本文希望，通過這樣的論述，有助于促成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促成關于當代中國文明秩序走向、文明秩序原理的更深切的關懷。

　　一、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參照系

　　如何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必要通過對思想史的重新排列、重新建構來尋找。在思想史上，有一些思想形態(tài)所擁有的思想地位，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所擁有的思想地位，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因而，可以把它們作為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參照系。

　　宏觀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中國社會、中華文明在轉型過程中誕生的思想形態(tài)。在東西方文明史上，在深度、廣度、規(guī)模、影響諸方面差可比擬的歷史轉型主要有四次：西方有兩次，中國也有兩次。讓我們依次分析。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轉型，是從“古代”轉入“中世紀”，或者說，是從“前__文明”轉入基督__。在中世紀的入口，一種新的文明秩序逐漸展開：基督__位持續(xù)上升，精神權力對西方文明秩序的塑造能力持續(xù)提升，在西方文明世界中的影響力持續(xù)增強;神權與政權雙峰對峙，教廷與宮廷二水分流。對于這種新的文明秩序，奧古斯丁從思想上、理論上提供了最有效的論證。他在公元413～426年間寫成的《上帝之城》，可以視為西方中世紀文明秩序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說明書。對此，包利民認為，“奧古斯丁寫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就是要使當時已被稱為‘國教’的基督__馬帝國的命運脫軌，基督__任何具體現實政治等同。奧古斯丁認為，真正的共同體——真正能夠實現人類正義的政治共同體——只存在于‘上帝之城’中。”[2]周偉馳的研究發(fā)現，“《上帝之城》顛覆了古典哲學的國家正義觀。維吉爾在《埃涅阿斯》里把羅馬說成是按照正義秩序的形象造出來的，奧古斯丁則說，羅馬從未、也不能變成正義的形象。任何人世的建制都不能。唯有上帝之城才有完美的秩序。”因而，從總體上說，《上帝之城》“關于‘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政教關系’、‘社會’和‘國家’的區(qū)別、‘正義’的思想”等等，“對中世紀的政治思想影響巨大”，[3] 29-30甚至可以視為西方中世紀文明秩序的大憲章。趙敦華也相信，通過《上帝之城》，奧古斯丁“解釋了基督__家的關系”，奧古斯丁“指出，人類的拯救依賴上帝的恩典和啟示”，而且，奧古斯丁關于“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區(qū)分的意義不止是解釋一個歷史事件，它包含著一個完整的國家和社會學說”。雖然，“他并不像后來的中世紀神學家那樣提倡教權高于王權的政治主張”，[4]但是，奧古斯丁顯然還是為中世紀的文明秩序提供了某種奠基性的論證。從本文的立場來看，在奧古斯丁之前，基督__公元前后就正式誕生了(猶太教的歷史還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時期)，基督__身處中世紀開端的奧古斯丁來說，可謂典型的“舊邦”，但是，當教廷以“上帝之城”的名義取得了優(yōu)越于“世俗之城”的神圣地位之后，就意味著被賦予了“新命”。因此，對于進入中世紀的基督__，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論三位一體》等系列著作，就承擔著“闡舊邦以輔新命”的思想地位。

　　西方文明史上的第二次轉型，就是從中世紀轉向近現代。17、18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意味著，這次轉型也是一次漫長的歷史過程。在理論上，這次轉型通常被定義為從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不過，這次轉型亦可以理解為從“__文明”轉向“后基督__”。這里的“后基督__”，并不意味著基督__了，而是指基督__俗政權的關系出現了某種根本性的變化：精神權力不再凌駕于世俗權力之上了。在“神之下降”與“人之上升”同步展開的過程中，西方文明的“近現代”階段也逐漸展開。在西方邁入近現代的門口，隨著新的文明秩序的漸次形成，它也必然期待著思想上、理論上的闡釋：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文明秩序，它的正當性依據、合法性基礎是什么?這個文明秩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正是在這種巨大的思想需求面前，以洛克為代表的思想家，為這種新的文明秩序提供了理據。就洛克的兩篇《政府論》而言，“上篇”從理論上終結了“君權神授”，從而為中世紀的文明秩序畫上了一個句號;“下篇”闡述的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論、主權在民論等等，正面論證了正在生長的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新秩序。英國當代學者拉斯萊特認為，洛克闡述的這套原理，“比以往用英語寫下的任何原理更加富有成效和令人信服”，[5]本文則認為，直至300年后的今天，洛克的兩篇《政府論》依然在充當著西方文明秩序的理論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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