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地方或民族的思維方式經過代代流傳而基本穩(wěn)定下來成為習慣，并具有自己獨特的形式，地方或民族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便形成了。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下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

　　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特征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一直在關注和找尋著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特征與流程。然而，一個多甲子過去了，中國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尚沒有在中國傳統(tǒng)思維的基本方式與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識。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漢字多年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認為：其實，中國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師，東漢文字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一部好書。順著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說文解字》中找到了許慎對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著，又在老子《道德經》中找到了三處關于“象”的闡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執(zhí)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無形”。仔細揣摩許慎與老子所言，人們也許會問，許慎和老子所說的“象”指的是什么?華夏古人在始創(chuàng)漢字時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幾千年前的古人對“象”的認知是否真的超過了今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的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潛能與華夏古人的象思維是否有所關聯(lián)呢?下面就對上述幾個問題談談微淺看法。

　　中國的一位藝術史學家認為：許慎與老子在談及“象”時雖不是針對美學問題所言，但這些話卻是華夏古人審視人與自然過程中獲得的特殊體驗。在繪畫藝術或美術創(chuàng)作中，中國古代的藝術大師們之所以能在“象與非象”、“形與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們在觀察人與自然的諸多的“形”時獲得了“象”的靈感。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位美學教授指出：“象思維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中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人類思維的共同的表現(xiàn)方式。而所謂的象思維，其實就是處于老子‘惚兮恍兮’狀態(tài)的人或特異功能者的一種超常感知”。近代中國畫壇泰斗齊白石認為：“畫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他的弟子中國寫意繪畫大師李苦禪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禪將齊白石的“似與不似”提高到了“生與死”的高度，彰顯了藝術大師們將褒“象”貶“形”作為藝術創(chuàng)作之魂的教學主旨。峨嵋山的一位參研老子《道德經》多年的道長指出：“中國象形字中有很多字，如巫字、靈字、魂字、隂字等字的構思與華夏先人的超常感知有關，而他們在超常感知中所感應到的‘象’并不在我們肉眼視覺之內”。

　　透過藝術史學家、美學家、畫家、道家人士所言，回眸華夏古哲的傳世經典，人們也許會問：華夏古哲的超常感知如何而來?華夏造字者如何造出了巫、靈、魂、隂等一系列不可視世界的象形字?老子又為什么說“象”里“有物、有精、有信”(參見《道德經》第21章)呢?根據中國大陸科學家對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多年研究的報告，人體的超常感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生俱來的;另一類是后天誘發(fā)的。然而，無論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后天誘發(fā)的，超常感知對黃帝時代造字者而言，象思維必不可少。而當象思維與形思維融會貫通并互換無礙后，中國象形字才有了承傳百代而不衰的生命力。故有大陸學者斷言：“象形文字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中華民族思維發(fā)展的一次質的飛躍，并從象形遣字的源頭上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最基本特征”。盡管中國思想界和哲學界目前還沒有在中國象形字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最基本特征”上取得共識，但今人始終未能解釋，為什么五千多年前的造字者們能夠用象形字“隂”隱喻出不可視世界的“月上世界”(網查亞里士多德的《天論》)?為什么2500多年前的老子能將“一陰一陽之謂道”轉述為“萬物負陰而抱陽”(下稱負陰抱陽說)?

　　其實，東方人通過超常感知而看到“象”，并通過“象”來構成思維的流程，這在西方早有先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天論》中曾用象思維描述宇宙。他說：“宇宙由純凈的‘以太’組成的月上世界和由不純的‘地、水、火、風’組成的月下世界兩部分構成”(下稱雙月世界說)。藝術巨匠達芬奇在15世紀看到太陽“象”后，推出日轉一周為26.4天 [一個世紀后，伽利略才知道日轉一周約26天;而五個世紀后，美國射電天文望遠鏡證實，日轉一周為26.4天 ]。也許有人會說，亞里士多德和達芬奇聰明過人。事實上，再聰明的人，對頭腦中的知識信息進行加工組合的能力再強的人，若沒有超常感知，不可能早于伽利略120年知道太陽在自轉，更不可能知道其自轉周期的天數(shù)與五個世紀后射電天文望遠鏡觀察到的天數(shù)完全一致;達芬奇還曾被他周圍的很多人(包括教皇)視為異端或瘋子，但他能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杰出代表，這也許與他的象思維與超常感知有關。史載，達芬奇曾說過一句出令愛因斯坦深受震撼的名言：“在這個世界上，數(shù)學描述的是事物的量，而藝術描述的是事物的質(下稱數(shù)學藝術說)”。

　　人們常說，科學家用的是“形思維”，而藝術家用的是“象思維”。其實，象思維并不是藝術家的專利，科學家在他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中也常常用到象思維。如物理學中很多象思維的模型(如電力線、磁力線、原子結構等的圖示)都是象思維的產物。史載，愛因斯坦也是一個極具象思維能力的大師，他所構思的多種理想化實驗，運用的就是象思維。一個典型例子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創(chuàng)立，就源于一個自由落體的“象”[ 一天，他正坐在專利局的椅子上，突然想到，如果一個人自由下落，他會感覺不到他的體重的]。愛因斯坦說：“這個簡單的理想實驗對我影響至深，竟把我引向引力理論”。還有，愛因斯坦遇到難題時，會與普朗克、哈恩等人舉行音樂聚會(愛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彈鋼琴，哈恩伴唱)。也許，正是古典音樂里的特殊音符啟動了愛因斯坦象思維的特殊程序，而超常感知又使的愛因斯坦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象”：這個世界既可由數(shù)學公式組成，也可以由音符組成(下稱數(shù)學音符說)”。

　　從上可知，以5000多年歷史的中國象形文字為源頭的人類象思維與超常感知，在人類文明與科技進步史中所呈現(xiàn)的跨越時空的意義已有目共睹。盡管在科學史上，從未有人否定過老子的“負陰抱陽說”和亞里士多德的“雙月世界說”，也從未有人肯定過達芬奇的“數(shù)學藝術說”和愛因斯坦的“數(shù)學音符說”。但正由于今人還未能像古人那樣在超常感知中將象思維與形思維融會貫通，因此，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體科學研究者試圖揭示人體科學的奧秘而探索人類的超常感知時，竟遭遇到來自不同層面人士的非議與質疑。而這些非議與質疑，不但形成了對今人探尋科學發(fā)現(xiàn)、推進科學發(fā)展、凝聚科學共識的干擾，還阻抑著人們推敲與摸索老子惚恍狀態(tài)中的超常感知。雖說高新技術可使人類飛離地球，但高新技術并未能回答上述“四說”的任何一說(至少現(xiàn)在還不能)。因此，進入了21世紀的人類，仍有必要繼續(xù)參研中國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維與華夏古哲的超常感知，仍有必要將華夏古人的象思維與現(xiàn)代人的形思維納入到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的哲學框架中去，或將中國太極圖中的本質精華提純出來。若能如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創(chuàng)新潛能將會被極大地激發(fā)與應用。此后，當人們再去比較古今人類的象思維與超常感知的能力時，也許就不會輕易地否定“今不如昔”或盲目地肯定“厚今薄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