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歷史悠久，傳統(tǒng)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有很多，今天學習啦小編為大家?guī)砹藥讉€傳統(tǒng)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起來看看吧!

　　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東西終歸于毀滅，要實現(xiàn)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這個有限的存在。中國先哲將“道”作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東西的永恒存在。但這個“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萬事萬物之中。理想人格的獲得就在于與“道”自覺、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雖“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絕象。要與“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體和自己的生命。只有這樣才能在有限中達到無限，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永恒。中國知識分子習慣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軀殼上起念，追求某種精神境界，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在現(xiàn)實中的體現(xiàn)與應用。

　　自我實現(xiàn)

　　中國先哲的目的是在實踐中實現(xiàn)自己的道德人性，從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謂的“心中樂地”。這種實現(xiàn)完全是現(xiàn)世主義的，它主張在現(xiàn)世人生中實現(xiàn)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為永恒和幸福本來就在你的心中，隨時可以實現(xiàn)和受用。中國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為人生“三不朽”，正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上的現(xiàn)世特征。

　　然而，也同樣由于這種現(xiàn)世的自我實現(xiàn)導致了中國人的功利主義、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顯的反差。這說明，任何事物都是把“雙刃劍”。這種著眼于現(xiàn)世的自我實現(xiàn)既解釋了中國人易于滿足不思進取、長期安于小農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華民族勤勞忍耐的美德。

　　中庸之道

　　中庸作為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五個方面：(1)執(zhí)兩用中，不走極端，如對圣人的描寫，“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2)無過無不及，避免偏執(zhí)，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顯體現(xiàn)在中醫(yī)對身體陰陽二氣的調節(jié)上。(3)得時勿失，時不我待，追求時中。至今仍有關于種小麥的農諺，“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4)允執(zhí)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則地折衷。

　　中庸的思維方式在古代中國農業(yè)、醫(yī)學、政治和人際關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穩(wěn)固了古代社會政治生活，緩和了階級對立和貧富差距，協(xié)調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至今對世界仍有重大意義。

　　直覺思維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視邏輯思維，而習慣于進行直覺體驗。但這種直覺思維并不排斥理性思維，而是與理性思維交互為用，相輔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維(整體思維、系統(tǒng)思維)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對象的整體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過“頓悟”來表現(xiàn)。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貫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這種思維的具體運用。

　　就思維的精確性來看，直覺思維是一種模糊的思維方式。這是因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質，不可能通過推理或分析來把握，只能通過直覺來領悟。中國人的許多概念、命題歧義叢生，正是這種思維造成的。所謂的“天人合一”，所謂的心通萬物，都是這種思維的必然結果。

　　整體思維

　　整體思維又稱系統(tǒng)思維，它認為整體是由各個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組織起來的，要求以整體和全面的視角把握對象的特征。中國古人的整體思維主要有以下特點，(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體結構模式，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體和作為整體的具體事物具有統(tǒng)一的結構，遵從相同的演化法則，并由此導出天地一理、萬物一馬、宇宙全息的結論。

　　整體思維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人素有的“大一統(tǒng)”思想，中醫(yī)的“頭痛醫(yī)腳，腳痛醫(yī)頭”的整體療法，以及中國文化偏重綜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體現(xiàn)了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意象思維

　　意象思維方式亦稱為象征，是用某種具體的形象的東西來說明某種抽象的觀念或原則，是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中國傳統(tǒng)的意象思維方式可分為三類：(1)符號意象思維，用某種符號來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則，如《易經(jīng)》中的“---”“-”，各種道教、佛教的靈符。(2)玄想意象思維，用選擇出的意象符號來象征事物本質或某種“形而上”的東西，如老子、莊子的“道”、玄學中的“無”“自然”，朱熹的“太極”“天理”等。(3)審美意象思維，通過塑造審美意象來達到某種帶有文學藝術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維的詩、蘇軾的詞、中國的山水畫等都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xiàn)。

　　中國傳統(tǒng)意象思維的優(yōu)點是富于靈感，帶有跳躍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它的缺點是不夠嚴密、精確，缺乏科學性。從這種思維可以明白為什么中國古人長于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造，而乏于科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很多人這樣來解釋這一問題;但是我仍然對此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一直是領先于世界的，這一點大約也沒有人可以否認。所以，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并不在此)。

　　物極必反

　　中國人普遍認為，事物的運動變化，總是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如《易經(jīng)》：“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老子》：“正復為奇，善復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發(fā)生這種轉變呢?那就是，無論任何事物，到了盈滿或頂點時，便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自漢代《淮南子》明確提出“物極必反”的命題后，它便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傳統(tǒng)思維模式。這里的“極”，實際上是一種極限、頂點。之所以發(fā)生物極必反，是因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陰陽兩個對立面，當一方勢力上升，達到頂點時，便轉而消退;另一方則相反，由消而長，這時就發(fā)生物極必反。

　　萬物一體

　　中國先哲，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萬物與我為一”。這個“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在儒家則表現(xiàn)為對萬物的仁愛上，認為萬物中的一草一木皆與我息息相關。在這種境界中，“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甚至認為蟲魚鳥獸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這里，已無主客之分，物我之別。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鳶飛魚躍，一片生機，乃是因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愛胸懷，是主體體驗的結果”。在道家則表現(xiàn)為“渾沌”，人與鳥獸同處，與萬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馬之別。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發(fā)展，共同組成自然的整體。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機，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籬的精神體驗投射到萬物之中的結果。

　　天人合一

　　這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它具體表現(xiàn)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它認為人與天不是一種主體與對象的關系，而是處在一種部分與整體、扭曲與原貌或為學之初與最高境界的關系之中。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張“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來，“天”是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人心中“天”賦“地”具有道德原則，這種“天人合一”乃是一種自然的但不自覺的合一。但由于人類后天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發(fā)現(xiàn)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在禪宗看來，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緣迷于世俗的觀念、欲望而不自覺，一旦覺悟到這些觀念、欲望都不是真實的，真如本性自然顯現(xiàn)，也就達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們提出“煩惱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達到覺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仍有點像道家的一切順應自然之意。故禪宗語錄有言：“悟得來，擔柴挑水，皆是妙道。”“禪便如這老牛，渴來喝水，饑來吃草。”

　　在道家看來，“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莊子說：“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種典章制度、道德規(guī)范，使人喪失了原來的自然本性，變得與自然不協(xié)調。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絕圣棄智”，打碎這些加于人身的藩籬，將人性解放出來，重新復歸于自然，達到一種“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

　　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征

　　(1)以“人本”為邏輯出發(fā)點，具有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是指以人為一切價值的出發(fā)點與源泉，以人為尺度與標準去疏解、衡量一切價值的精神。由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以血緣關系為主的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倫本位的文化基調，因而反映在思維方式上就表現(xiàn)為以“人本”為邏輯出發(fā)點，即以人為萬物之本，從自身的特點出發(fā)去考察萬物，于是在認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價值體悟物的價值，以人的規(guī)律來取代物的規(guī)律，因而，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帶有濃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現(xiàn)在價值判斷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這種思維特征的優(yōu)勢是注重對人類自身的求索,推動社會倫理道德,社會治理,人文學科等方面的發(fā)展，能促進人際關系的溝通與融合，易于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弊端是忽視對外界的探索,思維易于走向封閉化,即將主體自身作為認識的出發(fā)點,對象乃至目的，在某種程序上抹殺了對象的客觀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傾向，因而不具備很強的發(fā)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對科學的深度和廣度進軍，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 注重整體統(tǒng)一。這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它從整體原則出發(fā)，強調事物的相互聯(lián)系和整體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諧統(tǒng)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諧”，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內部結構。這種思維方式視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事為有機整體，使人能下化萬物，上參天地，并通過自己的行為制天命而用之，這就能使人們從整體上，全局上把握客體。這一獨特的思維方式對于保持人類的生態(tài)平衡，促進社會的協(xié)調穩(wěn)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醫(yī)學、軍事、農業(yè)、藝術四大實用文化之所以能領先于世界，無不受益于中國傳統(tǒng)思維的整體性。但這種籠統(tǒng)的整體直觀是主客體不分的，客體的形象與屬性、特征與主體的主觀體驗和神秘的情感融為一體，這就限制了主體對客體的客觀描述，且這種整體缺乏對部分的精確分析，缺乏科學實驗的基礎，因而具有明確的模糊性和籠統(tǒng)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

　　(3)偏重直覺體驗。由整體性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傳統(tǒng)思維把體驗視為高于理性思辨的一種認識本體的主要方式，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直覺思維，這種思維的特點在于，它不須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形式，不須對外界事物進行分析，也不須經(jīng)驗的積累，而是完全憑籍主體的自覺認可、內心體驗，在瞬間把握事物的本質。老子的“滌除玄覽”，莊子的“以明、見獨”，孟子的“盡心、知性”乃至佛教的“頓悟”和后來程朱的“格物致知”，陸王的“求理于吾心”等等，都具有直覺思維的特點，直覺思維的本質和規(guī)律是知、情、意的高度統(tǒng)一，是悟性、意志和情感的內在聯(lián)系。直覺思維較之邏輯思維的一個優(yōu)勢是，它能夠有效地突破認識的程式化，為思維的發(fā)揮提供靈活的想象空間，對于倫理學、美學和文學藝術等人文科學的發(fā)展具有積極的影響。弊端是：這種重靈感、輕邏輯，重體驗、輕思辨，重直覺、輕論證的思維方式，容易導致思維的模糊和不嚴密,不利于思維向形式化,定量化發(fā)展,妨礙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容易導致經(jīng)驗主義,教條主義。

　　(4)崇尚中庸調和，具有辯證性。中國傳統(tǒng)思維強調矛盾雙方的聯(lián)系和統(tǒng)一。如老子的“有無相生、難易相長、長短相形、高下相盈”，“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程顥的“物極必反”，朱熹的“一中生兩”等論述都表明，任何事物都包含著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轉化的，體現(xiàn)了辯證法思想。。但是，這種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存在一個重大缺陷。這就是以追求和解、協(xié)調、統(tǒng)一為目的，講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學，崇尚矛盾的調和統(tǒng)一，不注重矛盾對立面之間的差異、排斥、斗爭，這種尚同不尚異、尚統(tǒng)不尚變的中庸思維優(yōu)勢是有利于人們和睦相處,促進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和人類的和平發(fā)展，使得古代中國人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中醫(yī)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弊端是從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視斗爭性,不符合科學辯證法的精神,容易導致思想的封閉保守,阻礙新事物,新思想的產生，它在一定程度上鑄成了中華民族中正持平、均衡保守、循規(guī)蹈矩的民族性格和缺少進取、創(chuàng)新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