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2)
中國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
61.對于首都在關中的朝代，會有一個副都，長安、咸陽——洛陽。大運河溝通南北，運河路線的選擇，明顯地受到政治的影響和牽動。62.在運河沿岸的城鎮(zhèn)中，以商賈為中心的市民階層逐漸形成，圍繞運河，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經(jīng)濟文化氛圍，全國各地的正直臉洗衣機經(jīng)濟文化交流密切，中華民族的大一統(tǒng)格局在空間光度和社會深度上都超越往古。
63.隋至唐初，是一個制度整合的時期，是使行政秩序合理化、簡化和效益化的時期。
64.律：懲罰犯罪行為的刑法典;令：正面規(guī)定的規(guī)章制度;格：皇帝臨時稱制整理匯編而成，相當于律的補充與變通(留司格：一司條貫、散頒格：海行條貫);式：按工作性質歸口的章程細則。
65.中華帝國的法典體系(“混合法”)：成文法和判例法(“故事”：過去的事件以及處理方式，視之為可供效仿的規(guī)范、原則)。
66.唐代法典的基本原則：以禮(秩序、差序)為本，禮(價值層次)法(操作層次)并用。“以禮入法”原則的確立。
67.德國歷史地理學家李?；舴遥航z綢之路(the silk road)，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舴以谄渲鳌吨袊芬粫校?amp;ldquo;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并正式運用。
68.絲綢之路是一個路線網(wǎng)絡，走法多達14種。唐玄奘取經(jīng)是經(jīng)過絲綢之路，路途艱辛，唐與突厥的政治矛盾。主要有三類人：官方使節(jié)、商旅、宗教信徒。
69.751年，大食人(阿拉伯人)與唐代人第一次遭遇戰(zhàn)。
70.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政權的交涉的軸線，安史之亂后由西北(匈奴、突厥)變化到東北(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并且開始出現(xiàn)“海上絲綢之路”，出銷瓷器。
71.“絲綢之路”這一說法，其內涵以及外延不斷擴大，不僅指沙漠地帶的陸上通道，也指經(jīng)過北方草原地帶，以及經(jīng)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通道(宋以后，瓷器成為大宗出口商品)。
72.東西貿易往來：波斯和拜占庭的貨幣(有人認為當時在中國有貨幣特區(qū))，外國錢幣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在絲路貿易中的“出超”態(tài)勢，折射出相對先進的生產(chǎn)水平。
73.“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于東西方的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條道路雖然主要是商路，但當時中國與亞歐各國的政治往來、文化交流也依靠這一通道。通過它，中亞、南亞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形式，天文、歷算、醫(y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襖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先后傳入中國。
74.粟特人(文化匯聚的中介和標本)，中世紀早期的東西方貿易，是由特殊的“商業(yè)民族”擔當媒介的。這些承擔“遠程貿易”的民族，比如活躍于地中海、北海的猶太人，活躍于中亞的粟特人，往往以特殊的宗教紐帶聯(lián)結，以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紀世界的縫隙中。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徑稱為“胡”。他們的故鄉(xiāng)以中亞的撒馬爾干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他們多以經(jīng)商為業(yè)，絲綢之路沿線的許多地區(qū)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75.佛教東傳的一個印證，西部是早期石窟寺遺跡最集中的地方。時間為兩漢之交。季羨林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有兩條途徑，都是經(jīng)過中介的。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國、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路線之一是通過我國西部，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
76.絲綢之路的咽喉重鎮(zhèn)——敦煌，斯坦因(英國)、伯希和(法國漢學家)竊取敦煌文書。
77.隋唐時期敦煌文化的構成：以儒、道為主的漢文化;混雜居住于敦煌和西域地區(qū)的漢、吐蕃、回鶻、粟特、于闐等民族多變交往而產(chǎn)生的混合型文化;印度、中亞、西亞等外來異質文化與當?shù)孛褡逦幕瘏R聚產(chǎn)生的“嫁接”式文化。
78.盡管在宗教、藝術、器物等方面，通過西域傳來的印度、中亞、西亞等文明對于唐代的習俗、生活發(fā)生著深刻的影響;但是，唐代的官制、兵制、刑法、賦役等主要制度都淵源于先前的王朝，并沒有因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發(fā)生重大的變化。當時的人們并沒有感到要以外來的價值觀念重新審視自身的歷史——包括社會制度、政治結構和倫理準則。相反，佛教教義中接近中國思想的內容，由于與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有特殊的親和力，而被選擇出來著意發(fā)揚。——參見張廣達《唐代的中外文化匯聚與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79.開放趨勢與保守傾向并存：當時的兼收并蓄，是為了追求大一統(tǒng)的極致，是要在差異中求一統(tǒng)，而非真正鼓勵多元化的發(fā)展。這事實上削弱了異質文化所可能帶來的刺激與活力。
唐人沉浸在一種“天可汗”的文明優(yōu)越感中，而不同文明的較量與沖突事實上正在潛移默化、或隱或現(xiàn)地進行。
80.直接與間接傳入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學術思想領域中的儒釋道三家，經(jīng)過長期的沖突與相互作用，最終各自發(fā)生了局部的質變而構成為中國整個思想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
81.文化交流是一個內容復雜的過程。跳出“漢化”、“胡化”或者“西化”的研究窠臼，系統(tǒng)地考慮不同文化接觸后所產(chǎn)生的相互影響的種.種現(xiàn)象，對于我們來說，不僅富有科學的旨趣，也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82.討論政治就是討論權力關系。寺地遵政治史研究要點：國家統(tǒng)治機構、國家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體以及政治勢力，政治運作貫穿四者。
83.制度是人制定、修改以及廢除，制度是對事件的回應，由非常規(guī)、偶發(fā)到常規(guī)、規(guī)范。制度限制或保護某些關系(人與人之間以及事件之間的關系)。關注政治制度沿革，把制度當成一個窗口，這才是核心性問題。
84.國家的行政首腦：掌承天子，助理萬機。宰相職權的核心：“入則參對而議政事(議政權)，出則監(jiān)察而董是非(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宰相是一個綜合性、集合性的名詞，是指特定的一群人。
85.宰相是一批人的統(tǒng)稱，各個時代宰相的名稱不同。這些變化的背后是君相關系、內朝與外朝關系的交互作用，是決策與行政合理化的過程，是效率與制衡的過程。
86.西漢：皇權強化，近臣內職權勢膨脹，西漢中期以后，政務繁多，行政系統(tǒng)不足以應付新的事務。深宮君主——外廷宰相，議政空白地帶——“中朝”(“內朝”)，侍從近臣，秘書、咨詢機構。“尚書”，選任身份低微而有才干的近臣，隨侍身邊，調遣方便。傳遞、掌管—處理、批復文書章奏。“百官之本，國家樞機”，責任增加，政務范圍擴大;彌補原有政務職掌之不足，成為聯(lián)系皇帝與百官之間的樞紐。漢昭帝時出現(xiàn)了“領尚書事”(后來的宰相，如果沒有領尚書事的頭銜就是沒有實權的)，大將軍、九卿“領尚書事”，得以扼制朝政樞紐——輔政體制。
87.東漢：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尚書臺成為獨立機構，直接指揮外廷事務;諸曹組織分工。事權日益向尚書臺集中;三公府逐漸萎縮，諸曹閑散化。尚書過問庶務，事實上即開始走向外朝，神秘色彩與權威性隨之淡化。東漢后期，太后稱制，居于深宮，靠身邊的外戚或宦官參與謀議，傳達消息——宦官、外戚專權。
88.曹魏、兩晉：三公系名義宰相，尚書臺/省“職無不總”，轉化為外朝宰相機構。皇帝身邊，新的秘書咨詢機構中書省、門下省發(fā)展起來。南朝：中書省“典詔命”，門下省“審署下達”，付尚書省執(zhí)行。中書省、門下省走向外朝。北朝：逐漸形成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省之制。
89.在中國古代，“內朝”活躍通常意味著皇權加強。內廷機構無正式名目、地位，卻可能倚仗皇帝親隨之優(yōu)勢，凌駕于外朝之上，干預甚至取代外朝宰相職能。一旦內廷機構權力膨脹，發(fā)展為政府機要部門，甚至取代外朝決策機構，帝王為駕馭制約，必然轉而扶植新起的內廷機構。內廷、外朝互補，亦相互制衡。其深刻矛盾，貫穿于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各個階段。這種格局，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集權政治背景下中樞機構的基本格局;是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又存在種.種矛盾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一種設權分職方式。
90.南北朝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不等于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三省制;尚無嚴格運作規(guī)范，尚非既獨立又互補的外朝權力系統(tǒng)。隋唐時期，三省分工機器關系已經(jīng)明確而制度化。三省長官的議事之所為政事堂;政事堂會議是當時的最高決策機關。三省制：中書出令→門下審覆→尚書執(zhí)行。比較整齊的三省制度，主要存在于唐朝前期。唐初中央政府實現(xiàn)了決策、行政和事務機關的分離，形成了一整套公文程式和處理程序。中書省的首長中書令及門下省的首長侍中和尚書省的首長尚書令共同構成了唐代前期的宰相(李世民在李淵在位期間做過尚書令，所以后來尚書令空置，尚書省的首長為仆射)。政務的處理有嚴格的程式，反映出官僚制度的逐漸成熟。
91.宰相的構成：①三省長官②“知政事官”：由皇帝指定他官，加銜“知”政事、知機務等，參加政事堂會議。(所加之銜，逐漸固定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論現(xiàn)居何職，凡加此銜即為宰相)唐代宰相制度格局：由以侍中、中書令為核心的知政事官參掌朝政，由政事堂議決軍國大政。
92.一般中書省、門下省在宮城里，尚書省在皇城里。唐代后期的南衙北司之爭，南衙是宰相的機構和外朝的百官，北司是在宮廷里最北邊的機構，就是宦官的機構。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陸游《老學庵筆記》寫道:“吏勛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袯褲;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除政務機關之外，隋唐到宋還有寺監(jiān)等事務性機關。
93.宋代的中樞權力機構，當時的宰相就是二府的首長，正宰相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副宰相是參知政事，包括樞密使。以事任為中心，相對“扁平”式的政務管理機構，幅度而層次少。(宮崎市定認為這是一個君主獨裁的時期就是因為這些部門都是直接向皇帝負責的，不像唐代很多事情是由政事堂決定的)
94.樞密院/樞密使：唐代中后期——宦官專權，樞密使、神策軍護軍中尉，掌機要事務，統(tǒng)領禁軍。(樞密院在唐后期就已經(jīng)有了。那時的樞密院是溝通內廷和外朝的，樞密使是宦官擔任。)五代——政治體制的運轉，以軍機要事為中心?；实圩顬橛H信、器重的官員，常擔任樞密使。樞密院權力達到巔峰。(那時候兼樞密使的宰相才是真宰相)。宋代——重振外朝機構，文臣掌管樞密院。
95.漢魏以來趨勢，內廷要職→外廷(政府)要職。(取代外朝宰相，形成新的宰相制度)。晚唐-五代-宋，樞密院權力上升→向中書門下回歸→二府并立。明代，內閣(大學士)，清，內閣(大學士)→軍機處(軍機大臣)。
96.中樞機構的政務化趨勢：隋至唐前期的中書門下是決策首腦機關，基本不負擔瑣碎事務;而自唐玄宗行政改革開始，唐代中后期至宋代的中書門下承擔了大量的日常政務性工作，出現(xiàn)了中樞機構政務化的趨向。宋代的設官分職方式，在“叢脞蕪雜”的表象背后，突出了國家政務的核心內容，職責與事權明確集中，官員的專業(yè)化程度較強。
97.唐代與宋代的分工與制衡：唐代：決策與執(zhí)行(程序與職任)的分工;宋代：以“事任”為中心，以“依事系任”為原則的機構分立。在管轄權限之內，決策、執(zhí)行一體化。
98.元代的宰相機構是中書省。它不是隋唐三省制、宋代二府制的自然發(fā)展，而是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行政組織和程序簡化這一特征的反映。大蒙古國“家產(chǎn)制”傳統(tǒng)與漢式中央集權體制結合，導致宰相專權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以成效責中書”，而決策程序、制衡機制不完善。家臣治國、委任責成。
99.文書的運轉與規(guī)范的完備：文書的上行下達，實際上就是情報或指令的流動，構成帝國時期的行政與信息網(wǎng)絡。這一網(wǎng)絡中的關節(jié)點，體現(xiàn)著一種政治地位;在各個關節(jié)點上處理文書的權力實即政治權力。而文書的流程實際上反映著政治秩序，反映著權力的格局。文書是制度的依托。
100.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完善與成熟：分級分類進行行政立法、執(zhí)行中有書面令式可循、獎懲有文檔資料作為依據(jù)。(宋代的時候有皇帝直接下達文書給官員或者某機構的，叫內降，但是宋代外廷挺抵制的。)
101.宋代的官僚政治已經(jīng)具有現(xiàn)代官僚政治的許多基本特征：職能的專業(yè)化、權力的等級制度、正式的法規(guī)系統(tǒng)，以及非人格性的理想。——John Chaffee《宋代科舉》
102.秦到西漢：三公九卿制，三公為宰相;尚書、“領尚書事”出現(xiàn)。東漢、魏晉南北朝：三公失權，事歸臺閣;中書省、門下省出現(xiàn)。隋唐宋元：三省制——兩府制——中書省(一省)，出現(xiàn)中樞權力集中的趨向。明代：取消丞相制，君主直接統(tǒng)領六部，專制主義君主獨裁程度大為提高——內閣輔政。清代：滿漢雜糅的中央官制，清初，有議政王大臣會議(滿族大臣)，還有內閣——南書房——軍機處。
103.效率與制衡：首先，皇帝總覽大權，為提高治事效率，需要身邊有貼近的輔佐;而其身邊參與顧問、起草詔書、傳達命令的近臣，因與皇帝接近、掌管機密、參與決策而逐漸獲取大權，“外化”為朝廷重臣;而當其外化之后，帝王便會賦予新的近臣以權力，同時產(chǎn)生再度“外化”的可能。如此層層剝離，中樞權力圍繞著專制君權，由內及外不斷轉移。其次，中樞機構變化的走勢，是由皇帝與官僚機構、官僚隊伍的矛盾決定的;皇帝一方面要設置得力的辦事機構，需要賦予它的權力;一方面擔心掌握權力的大臣權勢日高，威脅到皇權，因此要另設親信機構予以制約。中樞機構權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慮。
10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作為統(tǒng)治主體的兩端，牽動著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走勢。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始終實行中央集權。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居于主動掌控的地位;實際上地方政府更為貼近基層社會，就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狀態(tài)所造成的對比態(tài)勢來看，地方政府及官員所享有的靈活程度顯然是中央政府望塵莫及的。因此，這種集權必然是有限的，是在“分權”基礎上的“集權”。
105.士人階層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jīng)興起，百家爭鳴是中國文化之源。還沒有做官居位的學子可稱之為士，做了官，可稱士大夫。士大夫政治形態(tài)在隋唐還得到了 科舉制的保障。士大夫階層是中國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也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分割者。士大夫最重要的特定：既承擔文化又承擔行政，既是學者又是官僚。
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小知識
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及其職能表現(xiàn)行政管理，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諸侯國變法，并在秦統(tǒng)一后不斷發(fā)展演化。本書第一章將簡要敘述古代官僚政治的淵源和若干發(fā)展階段。
古代皇帝專制，有別于貴族領主制，又與近代民主制風馬牛不相及。它至高無上，具有統(tǒng)轄一切的絕對權威和獨裁性。專制皇帝集各種權力于一身。其權力可貫通到中央、地方各部門，直至最基層的臣民，且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皇帝以集權的形式、獨裁的手段去駕馭臣民，對整個國家進行統(tǒng)轄治理。這就是處于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主宰地位的皇帝制度的框架概要。在正式研究古代官僚政治的方方面面之前，本書第二章將考察皇帝和皇帝制度及其對官僚行政活動的控馭。
由于中央集權以內馭外的基本機制，中央官僚的施政活動，始終處于古代行政管理的核心位置。中央官僚距權力源頭最近，長期充任專制皇權支配、控制行政管理全過程的有力工具。中央官僚的行政管理帶動著整個行政管理體系的運作，也最能直接體現(xiàn)專制皇權與官僚、與行政管理的聯(lián)系，最能顯露古代官僚政治的內在本質。本書第三章將著力探研官僚中樞組織及其演變，宰相等臣僚協(xié)助皇帝決策的諸方式，各時期朝廷政務管理等，以期究明中央官僚行政管理的統(tǒng)屬結構、權力運行及因君主與宰相間權力沖突引起的一系列內部變化。
秦以降的歷代王朝，所轄疆域甚廣，必須采用有效的方法去督責或直接指揮地方官府，以收指臂運如之效。古代官僚政治對民眾的統(tǒng)治，對全社會的支配，主要是在地方行政管理范圍內推行和貫徹的。地方官府及鄉(xiāng)治機構的統(tǒng)治方式如何?各級地方機構的職權如何劃分?其功能作用如何?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怎樣處理?均成為地方官僚行政管理所面臨的課題。本書第四章將從郡州府縣官僚施政，鄉(xiāng)里保甲組織的行政職能，部州方鎮(zhèn)行省督撫的設置與職能轉換等若干方面，剖視地方各級官府行政管理諸職能的運作方式、內部機制、社會效應等。還要涉及縉紳、宗族勢力等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官僚選用黜退，是專制君主不斷組織和更新職業(yè)官僚隊伍的過程。它主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官僚的行政能力、稟性操行，即所謂“才”“德”;第二，官僚隊伍的適當員數(shù)規(guī)模。官員少，官僚機構會出現(xiàn)“貧血”。官員多，則造成官僚機構膨脹和成員冗濫，不僅影響行政效率，而且加重財政負擔。為此，我國古代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制度與措施。官僚的選用黜退，直接影響官僚本身的成分、素養(yǎng)和行政管理的效能。本書第五章將研究官僚隊伍的更新及弊病。
官僚政治作為一種權力形態(tài)，也存在吏治混亂、官僚隊伍腐敗等嚴重問題。為了對付這些弊端，古代官僚政治在兩千年的運行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整肅官場秩序的機制。憑借這種機制，君主和官僚集團就可以在行使權力、實施行政管理的同時，不斷克服內部的腐敗現(xiàn)象。盡管此類整肅有較大的局限性，但它對古代官僚政治的生存與發(fā)展又是不可缺的。本書第六章將探討政績考課、行政監(jiān)察、肅政懲貪、官場道德倫理節(jié)制等官僚自身管理的若干重要方面。通過這些探討，揭示古代以官治官，而非以法治官的局限性，揭示官僚統(tǒng)治秩序周期性破壞的原因和影響等。
在古代官僚政治的條件下，公文始終是政務命令和報告的文字載體，始終是官府權力運作的重要手段。它具有溝通上下統(tǒng)屬關系，指導行政等作用。官場公文諸形態(tài)及運轉，也是古代官僚政治的組成部分。本書第七章將專門研究官場公文的起源、種類、規(guī)制，公文流通與行政權力行使的關系、對行政效率的影響等，進而剖析造成公文壅滯的種.種背景和原因。
歷代王朝雖有政府官員布列中外，在各級衙署中行使其職權，但大量的日?，嵓毷聞盏木唧w處理，又是靠為數(shù)眾多的胥吏及幕僚來完成的。這些人不屬于官，卻實際執(zhí)行著政府的職能。沒有他們的輔助，各級官員在行政中就寸步難行。作為官僚政治管理輔助性工具的胥吏幕僚，還與官場嚴格的技術規(guī)則、文牘檔案等相聯(lián)系，甚至可以稱之為古代官僚政治中文牘主義的產(chǎn)物。本書第八章還將較詳細考察胥吏、幕僚的名目、職掌、選用、身份特征、對官僚行政的作用等，并揭示其官場文牘主義背景及其與吏治敗壞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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