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勵志故事：

 

　　他常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俞敏洪把他創(chuàng)業(yè)的決定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妻子沒完沒了的嘮叨。他以自己那種特有的坦承說道：“我的一些朋友掙到了更多的錢，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覺得，與他們相比，我是個失敗者。”為了給妻兒一個殷實的家庭，被北大“踢”出來的俞敏洪必須面對生活的困窘，必須逼迫自己去闖。

 

　　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文人對商業(yè)的事情總是兩眼一抹黑，辦企業(yè)、求生存、圖發(fā)展，就意味著必須要跟社會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對于剛從北大象牙塔走出來、社會經驗基本為零的俞敏洪來說，這無疑是一堵翻不過的墻。“創(chuàng)業(yè)初期對我的最大挑戰(zhàn)是，我意識到我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了，要與各種職能部門打交道。”這個過程和辦學是兩碼事，曾經讓俞敏洪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他經常鼓勵自己：“改變原有的價值觀，擺脫文人處事酸溜溜的作風，不要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太敏感。做商人臉皮要厚，因為他要遭受挫折、失敗，要被人看不起。”

 

　　在創(chuàng)業(yè)之初，生源很少，他常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數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經常結成冰。有時他實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懷里的二鍋頭抿上一口，然后繼續(xù)把廣告貼下去。

 

　　不貼廣告的時候，他就待在“教室”里。那是位于北京中關村二小的一個10平米、漏風漏雨的違章建筑，除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還未刷完小廣告就結冰的膠水桶，什么也沒有。當時，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廣告，下午，他和妻子就在辦公室虔誠守候，盼望著來報名的學生。俞敏洪在辦公室守了一個多星期，人來了不少，但都是看看四周，看看報名冊，然后又走了，任憑俞敏洪好說歹說，只有三個學生報了名。

 

　　到了第二年，俞敏洪招的學員慢慢變多。俞敏洪望著越來越多的學生非常高興。1993年，他把培訓學校的名字改成了“新東方”，這三個字里包含著俞敏洪對未來的希望。

 

　　這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1200人的報告廳搞免費講座，沒想到，一下來了4000人。進不去的學生很憤怒地在門外推搡，還砸破了玻璃，結果把幾十個警察全部給招了過來。警察過來后站成一排，學生根本就不買賬，把警察推開繼續(xù)推門。

 

　　俞敏洪想親自出去平息學生們的怨氣，警察說你出來學生就把你撕碎了。但他沒有聽從警察的勸阻，禮堂里面的課程由其他的同事代講，俞敏洪獨自一人走出了大門，他爬上了一個大垃圾桶，望著底下的學生們。

 

　　他回憶說：“我的衣服全部脫在禮堂里面，只穿了一件襯衫。我一揮手，我說大家不要鬧了，我就是俞敏洪。”這時，所有的學員都安靜了下來，俞敏洪在外面講了一個半小時。他站在一個大垃圾桶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像革命志士一樣慷慨激昂，講得自己和學生都熱血沸騰……

 

　　“本來很多學生都憤怒地看著我，講著講著學生就很開心很高興。有的學生把他們身上的大衣脫下來給我穿。”此后，俞敏洪多次到高校、走到學生身邊演講，他的講座經常爆滿。

 

　　經過這樣的摸爬滾打，俞敏洪從一介書生成長為能打理方方面面事務的合格“校長”?，F如今，新東方分布在全國34個大中型城市。2011年度，新東方共招收100多萬名學生，收入逾10億元人民幣(合1.36億美元)。

 

　　要竭盡全力提升農村地區(qū)英語師資水平

 

　　2012年，“新東方”快要20歲了，俞敏洪在創(chuàng)業(yè)之路上也走過了20多個春秋。在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他也不忘承擔起屬于自己的社會責任。

 

　　他在今年兩會上交的提案中，俞敏洪給出了一組調研數據：我國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下滑，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他解釋說：“在我看來，造成農村孩子進入中國一流大學越來越難的‘罪魁禍首’，就是日益加劇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英語教育資源。”因此，他疾呼，要竭盡全力，大力提升農村地區(qū)英語師資水平。

 

　　此外，俞敏洪還對留守兒童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社會發(fā)展太快，中國社會沒有跟上對留守兒童保護的步伐。”俞敏洪說，“留守兒童長大后缺乏對社會的溫暖感，必須進行系統(tǒng)性的補救。”他為此提出了改擴建一批農村中小學寄宿制學校、學校建立健全留守兒童檔案、設立“留守兒童心理救助中心”、各級政府設立專門的留守兒童工作組等一系列建議。“為了近5000萬留守兒童的未來，國家值得加大投入”，　俞敏洪堅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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