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活的誘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創(chuàng)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親去世后不久，我與安娜·瑪佳蕾塔·施瓦茨結為伉儷。婚后的我專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勞動道德與奉獻精神，并且下決心要向突然闖進我的陋室的姻親們證明我的才能。我的姻親都是循規(guī)蹈矩的瑞士公民，他們像清教徒一樣質(zhì)樸，寬容大度，用藝術鑒賞家的眼光注視著活蹦亂跳的我在過于龐大的器械上作體操表演。

　　這是一種可笑的冒險行為，因為安娜剛掙脫大資產(chǎn)階級的保護，轉(zhuǎn)而尋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小心翼翼地在戰(zhàn)后柏林的藝術家圈子中初試身手。那時她肯定沒有作一個所謂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盡管小市出身的飛黃騰達者的興趣經(jīng)常與大資產(chǎn)階級家庭出身的豪門閨秀追求婦女解放的愿望發(fā)生有趣的碰撞，與安娜的結合還是使我堅定不移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進。雖然創(chuàng)作《鐵皮鼓》的文學契機發(fā)生在我們相識之前，但是我們的婚姻為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

　　鐵皮鼓讀書隨筆篇4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fā)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說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chǎn)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qū)是我失去的故鄉(xiāng)，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閱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F(xiàn)在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后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可以歸因于職業(yè)習慣所產(chǎn)生的厭惡感。即使是現(xiàn)在，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產(chǎn)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閱某些章節(jié)的開頭幾頁。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惰F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說，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掃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溫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chuàng)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并且知道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現(xiàn)在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驚天偉業(yè)。時斷時續(xù)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yè))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shù)男坌?。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輕松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并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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