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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胡服騎射造句_胡服騎射如何造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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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胡服騎射造句_胡服騎射如何造句

        胡服騎射的成語人物

        先秦時,這兩族與鬼方等族同時出現(xiàn)在商周以北。據(jù)《伊尹朝獻商書》記載:樓煩居商正北?!妒酚洝分幸灿涊d:春秋時期晉北(今山西北邊)有林胡、樓煩。可見林胡、樓煩是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戰(zhàn)國時期,七強爭雄,燕趙兩國為割據(jù)地盤,經(jīng)常以武力兼并四鄰。由于林胡和樓煩比較弱小,迫于燕趙的壓力,他們一遷再遷,先從晉北遷到燕北,又從西南遷到趙北。

        公元前三零六年,趙武靈王打敗林胡,林胡從屬于趙。林胡的在戰(zhàn)國時期的活動地區(qū)在今大青山以南黃河以東地區(qū),主要是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帶。趙武靈王臣服林胡后,“禮服”樓煩,征集了他們的軍隊。這樣,把林胡、樓煩兩國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圖,設(shè)置中、雁門、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從今河北宣化沿陰山山脈西行,直達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長城,以之來達到鞏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趙孝成王時,趙國大將李牧大破匈奴十余萬騎,同時降服林胡。從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樓煩仍然存在,活動在鄂爾多斯地區(qū)。

        戰(zhàn)國后期,活躍在河套地區(qū)的匈奴興起,占領(lǐng)黃河以南的河南(鄂爾多斯地區(qū))地區(qū),樓煩從屬于匈奴。秦滅六國后,秦將蒙恬收復(fù)“河南地”,樓煩又歸在秦的統(tǒng)治下。秦被滅后,匈奴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下吞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里,樓煩一直隸屬于匈奴。西漢武帝年間,漢將衛(wèi)青率大軍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奪回黃河兩岸的河套地區(qū)后,樓煩并入漢朝,從此樓煩不復(fù)為國。

        林胡和樓煩,是以畜牧業(yè)為主要經(jīng)濟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樓煩所盛行的“胡服騎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歡迎。趙武靈王曾在呼和浩特市東南的大黑河?xùn)|岸,訓(xùn)練騎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戰(zhàn)的兵車變?yōu)檩p快的、突擊力很強的騎兵。

        林胡和樓煩人散居塞內(nèi),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漢族,漸漸地從歷史舞臺上消失。

        胡服騎射的后世影響

        趙武靈王趙雍,趙國遷都邯鄲后的第四代國君,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為了拓展疆土、富國強兵,他不為舊制和保守勢力所束縛,力排眾議,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騎射”為中心的軍事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使趙國的軍力顯著增強,成為戰(zhàn)國后期東方六國中唯一能與強秦抗衡的國家。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服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tǒng)一奠定了心理基礎(chǔ)。現(xiàn)對“胡服騎射”所導(dǎo)致的服飾變化及其對后世服飾的影響略陳管見。

        對趙國軍隊的影響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據(jù)步戰(zhàn)和車戰(zhàn)的要求而做,基本類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騎兵上,則顯得不太適合作戰(zhàn),在與胡人騎兵的交戰(zhàn)中往往處于劣勢。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zhàn)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于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fā)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并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于軍隊軍裝不適于騎兵和車戰(zhàn)的作戰(zhàn)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yè),靠中原傳統(tǒng)的步兵和戰(zhàn)車配合作戰(zhàn)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zhàn)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zhàn),在復(fù)雜的地形中運轉(zhuǎn)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xué)習(xí)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qū)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yīng)騎戰(zhàn)的需要。鑒于這種情況,趙武靈王于公元前30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后“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自此以后,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huán)。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fā)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zhàn)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jù)清代學(xué)者全祖望研究,當(dāng)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大體可歸結(jié)為以下幾點:

        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胡服,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guī)軍裝,以后逐漸演變改進為后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fā)展演化進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xiàn)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zhàn)。

        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xí)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tǒng)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chǎn)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后,“習(xí)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shù)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并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fēng)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于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大量少數(sh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lǐng)、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chǔ)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再次,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chǔ),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qū),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shù)民族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dǎo)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至戰(zhàn)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jīng)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jīng)濟文化本就落后的周邊少數(shù)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后,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zhuǎn)變了民風(fēng)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chǔ)。”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fā)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tǒng)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tǒng)一占主導(dǎo)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jié)和國家統(tǒng)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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