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先生這本《大商人》，以事實的描述為主，著眼于那些帶有歷史體溫的細節(jié)，讀者可以從多重角度去讀，每一個角度都可能找到你想尋找的東西。美國小說家辛格曾說，觀點會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過時?！洞笊倘恕防锩娉尸F的事實，為我們勾畫了100多年前到50多年前中國第一代第二代近代意義上的本土企業(yè)家的群像，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們篳路藍縷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以及他們之所以是近代意義上的企業(yè)家而非傳統(tǒng)商人的那種質的變化，這些事實密集的聚合在這本書中，叫人肅然起敬而又有恍然隔世之感。這種企業(yè)家精神，原來我們也曾有過!同時這些事實也突出的呈現了他們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作為在一個專制國度里生長出來的民營企業(yè)，他們一直游走在權力壟斷和民間社會的狹窄中間地帶，在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社會啟蒙，甚至缺乏現代契約意識的條件下，他們游走在權力的狹縫里，像搖搖欲墜的走鋼絲者?；蛟S你可以說他們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但這只因為你對他們的處境缺少同情之了解。個中辛酸，豈足為外人道哉?

　　在張謇的實業(yè)之路上，官方權力扮演著復雜的兩面角色。試與盛宣懷相比，張謇和盛宣懷已經是兩類商人了。盛宣懷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官僚，其辦實業(yè)僅是一種進身之階，意在官場，而張謇辦實業(yè)便是其目的本身，用實業(yè)帶動地方經濟與文化的整體發(fā)展，甚至達到地方自治。這是張謇的偉大之處，這個人是讀古書的，從舊體制中走出來，最終能有憲政民主之思想，并對中國的政治進步有重大影響，即便單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便無法繞過。所以，盛宣懷這樣的官僚企業(yè)經營者，雖然也對中國的工商業(yè)發(fā)生過正面的影響，但其影響僅僅是客觀上的，是一種副產品。真正意義上的私營企業(yè)，應該是從張謇這代人開始的。

　　但這里的所謂“私營企業(yè)”，也不是說，張謇辦實業(yè)就跟官方一點關系也沒有。當時，從制度的準備到社會的成熟，都還不構成私營企業(yè)普遍的自由成長的基礎，中國還是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權力結構還是大一統(tǒng)的金字塔。事實上張謇辦實業(yè)本來就有張之洞建議的因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促發(fā)力。當然張謇自身認知原因更重要，他開始籌辦企業(yè)時，已經43歲了。但他多年來目睹官場的腐敗，深知依靠老官僚，這個zf無法獲得新的生長點，而興辦實業(yè)倒有可能是一條興邦之道。

　　張謇的企業(yè)，一開始便跟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個聯系不是清廷一些政策性的鼓勵經商辦實業(yè)的措施，更多的是經濟上的實質性瓜葛。張之洞委任張謇為“通海一帶商務”，這個頭銜會給他一定的方便。劉坤一更是在1897年直接過問張謇辦實業(yè)事宜，盛宣懷也是籌辦時的股東之一。我們不能忽視這樣的官方背景在張謇開辦大生之初給他的幫助。當然，最后盛宣懷的承諾未曾兌現，張謇籌款仍是十分艱苦，這是后話。但畢竟，張謇的大生公司啟動了，翁同龢為之題字：機杼之發(fā)動乎天地。從此，通海一帶舊貌換新顏，一個嶄新的，充滿了生命力的南通，逐漸醞釀成長。

　　大生公司后來盛極而衰，原因很復雜。傅國涌先生引用當時人概括大生失敗的原因為“二無二差”，曰：無計劃，無制度;輿論差，團結差。這些誠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其中的制度。對于一個近代化的企業(yè)來說，必須有一種近代化的制度來作為保障，企業(yè)制度和整個社會制度都有互相生發(fā)之作用，大生公司在這個方面做不到位，這是先行者的悲劇，我們無法責人太過。時至如今，江浙一帶的家族企業(yè)，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與是否建立這個現代企業(yè)的管理制度，擺脫家長制，也有深刻之關聯。

　　同時，傅國涌先生還發(fā)現，晚清到民初，高度集中垂直向下的官方權力對企業(yè)的干涉，也給大生公司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因為官僚集團也是投資方，他們需要獲得收益。即便在公司資金最為困難的時候，張謇也不會拖欠官方的利息，甚至不惜抽調股本，因而造成企業(yè)本身的運轉不靈。大生一向獲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約定為8厘，這是那個時代企業(yè)的通病，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也是如此。但這恰是現代企業(yè)的一個要害。弗里德曼曾言，對自由的基本威脅是強制性的權力，不論這種權力是存在于君主、獨裁者、寡頭統(tǒng)治者或暫時的多數派。而現代企業(yè)需要的正是政治上對公民自由的保障。從張謇對官股的重視程度，可以從側面看出，官方的一舉一動，會對這個所謂的民營公司造成多么巨大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張謇死于1926年，即此粗完一生事，我覺得他未必不帶有遺憾。

　　對榮氏家族來說，壟斷權力對于他們的染指和侵害，毋寧說是一場噩夢。榮氏家族本來是開錢莊的，他們建立帶有近代化特征的企業(yè)集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榮家兄弟，是將生命的全部，托付在了企業(yè)之上，積沙成塔，集腋成裘。榮氏家族的黃金時期，出現在晚清到北洋zf這一時間段。其全盛時代，榮德生說，衣食上，我擁有半個中國。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國際大環(huán)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使得中國民族企業(yè)獲得了第一個飛速成長的黃金時代。其次則在于榮氏家族的經營有方，他們步步為營，不斷擴張，從面粉到紡織，都成為當時著名的品牌。再次，此時zf為弱勢zf，尚無暇控制民營企業(yè)。

　　但樹大招風，榮家最大的威脅從來不是來自競爭對手，而是來自官方。1927年，國民dang勢力到達長江流域，攤派“二五”庫券，要上海的華商紗廠認購50萬元，榮宗敬時為上海紗廠聯合會主席，不愿接受攤派，結果是蔣介石惱怒，密令無錫縣zf查封榮氏在無錫的產業(yè)，并嚴令緝拿榮宗敬。經多方斡旋，華商紗廠如數認購庫券，才得以解圍。這是對榮氏家族的一個沉重打擊。到1936年，由于紗賤花貴的日子綿延不止，榮家再次進入困境之中。而宋子文則趁機想吞并榮氏集團。他對榮宗敬說，申新這么困難，你就不要管了。原來宋子文一年前就密謀，要吞并申新，改組成有限公司，而由官方資本來控股。由于銀行家陳光甫和李蕓侯的堅決反對，宋子文的意圖才沒有達成，榮家逃過一劫。

　　最蹊蹺的是1946年榮德生被綁架事件，索要百萬美金的贖人款，后經討價還價，降至50萬美金。此案撲朔迷離，從種種蛛絲馬跡看來，后面有軍警特的介入，是一起官匪勾結的敲詐案件。經此一案，榮德生骨瘦如柴，加之獲得釋放后各地軍政要員索款借款的信件如雪片般飛來，窮于應付，榮德生如驚弓之鳥。而這仍不是榮家最慘重的損失，1947年，國民zf以200：1回收偽幣，榮家的巨大家產一夜之間貶值。榮德生憤然寫到：課稅橫征猛于虎。

　　這一類面對zf壟斷權力的逼迫無能為力的事件，幾乎在每一個商人實業(yè)家身上發(fā)生過。范旭東的久大精鹽公司曾遭軍閥綁架勒索。劉鴻生的火柴廠一直被宋子文覬覦，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讓宋子文得逞。后來宋子文又想吞并他的華東煤礦，虧得劉鴻生聰明，懂得利用宋子文與孔家的矛盾，才幸免于被吞并的命運。穆藕初稍微好一點，大概因為他有很長時間在國民zf任職的原因。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學史筆記》中引用霍布斯的叢林學說解釋民初經濟政治狀況，認為被霍布斯稱為利維坦的zf權力若成為交易中進行仲裁的第三者，那么它就可能有效地改進交易效率，促進分工的發(fā)展和生產力進步。可惜“中國在尋找解決國家功能兩難的途徑過程中，逐漸滑向具有一個統(tǒng)一合法的國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現類似霍布斯叢林的軍閥混戰(zhàn)局面”。而掌權的軍閥，由于種種原因，他們身上還保留了專制制度的遺毒，他們普遍相信國家機會主義，相信權力和武力。即便商人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fā)達，故振興實業(yè)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huán)境與政治組織”( 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也是無可奈何，他們在這個博弈中，最終輸多贏少。

　　而最有寓言性質的是盧作孚，他白手起家，于1925年在家鄉(xiāng)藥王廟籌辦民生公司，起初連一艘小輪船都買不起，經過多年苦心經營，終成亞洲最負聲望的輪船運輸公司之一，創(chuàng)造了中國輪船運輸史上的奇跡。1938年，他指揮了歷史上著名的中國實業(yè)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為抗戰(zhàn)作出巨大貢獻，光是這件事他便可以名留青史，永垂不朽。但他也仍不得不周旋在壟斷權力的刀鋒之下。堅強的盧作孚挺過了軍閥割據，挺過了抗戰(zhàn)，挺過了三年內戰(zhàn)，但是他挺不過1952年的“公私合營”。1952年2月8日，重慶“五反”運動剛開始，盧作孚在臨時借住的金城銀行家中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身亡，終年59歲。當時的新華社內參用的是“畏罪自殺”這樣的詞語，而盧死后僅6個多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營，成為全國第一家公私合營公司，毛澤東曾說：公私合營“要學習民生公司的榜樣”。從此，中國私營企業(yè)的風流成為絕響。

　　盧作孚這個結局叫我想起用剃刀自殺的明朝思想家李贄，他臨死時，用血寫了幾個字：七十老翁何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