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在北大學的專業(yè)的確跟現(xiàn)在做百度是完全相關的，我當時學的主要是信息檢索的理論，后來編程序是在美國練出來的功夫，在中國有了理論到美國實踐當時學的理論對于后來做搜索引擎是非常有幫助的，如果一個人在獲取信息過程當中，雖然知道信息通過這條渠道可以獲得，但如果要付出的代價比較大的話他就有可能放棄。比如說，楊老師說國家圖書館有個什么資料我想查查，可能就去了，如果喜馬拉雅山一個牧民也想知道同一個東西，別人也告訴他國家圖書館有，他是不會去的，對他來說代價太大了，他不可能走路再坐車坐飛機跑到圖書館查這個東西，這個代價是他不能承受的。這個原理在后來做搜索引擎的時候就轉化為我怎么讓用戶費越來越少的勁獲得信息，所以我們發(fā)展方向不是讓搜索引擎多復雜，我們做的是用戶想什么就輸入，不用學什么，直接輸入就行。所以在百度發(fā)展的過程當中，對應用性的強調是非常非常嚴格的比如早期，十年前你在一個搜索引擎里輸入一個關鍵字，等5秒出結果是很正常的事情，現(xiàn)在半秒不出來你就說是不是網(wǎng)絡斷了?如果能夠把速度稍微提一點，你一看后臺搜索量就提升5%，效果立竿見影。所以我覺得當時在北大學的東西后來的確是用上了。

　　第三個因素是跟我個人的性格比較有關系，不一定是一個普世的，是可以計算出來風險(calculatedrisk)，前段時間在南開大學搞招聘活動，當時南開校長出來介紹我說我是互聯(lián)網(wǎng)大潮的弄潮兒，他說很多人是坐那兒觀潮，而李彥宏是弄潮。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站的位置很危險，我是經(jīng)過了計算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可以做，我才站在那兒，可能在別人看來這事比較危險，但是在我看來我站那兒是沒事兒的。所以在百度發(fā)展過程當中，包括最初決定做百度這樣一個公司，我從87年進大學學的就是這個東西，到美國留學學會了實現(xiàn)這個東西，在華爾街知道整個股市金融系統(tǒng)怎么運作，到硅谷也做了一個美國人都在用的搜索引擎，我經(jīng)歷的這些好像都是在為百度做準備，所以當時我覺得這個事應該能成。但是很多外界的人看來這個東西風險太大了，中國當時只有一千萬網(wǎng)民，中國也沒有真正靠技術做起來的先例，也沒有這個土壤，中國公司都講究軍事化管理，銷售都是公司里頭最高的，你靠技術就能做大?但是，我積累了這么長時間，覺得這事靠譜我就去做，以后百度發(fā)展的每一個階段，走這條路還是那條路，我都要先算一算，能做就做不能做我就不做。我也意識到對于很多其他成功創(chuàng)業(yè)者來說不是這樣，可能就是別人不敢做的我敢做的，我就成了，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我不是。我是在冒險之前先算一算。

　　楊壯：我跟李總有一段接觸時間，接觸中發(fā)現(xiàn)他是相當務實的，腦子在不斷進行思考，一旦他認為這件事情值得做他就拼命做。有一次我跟他和俞敏洪去騎馬，俞敏洪給人印象很外向，也喜歡滑雪，果真是這樣，俞敏洪大吼一聲就飛過去了。我當時印象李彥宏是一個很文質彬彬的科學家，結果大概5—10秒鐘我一聽見后面又一聲大吼，李彥宏沖殺上去了，兩個人不相上下。

　　我對人的性格特別關注，他剛才說的三條，我感覺我們很多學員要很多機會，但是抓不住，這個原因就是你的性格，我們去西點軍校，它一直強調時間管理，我個人認為時間管理就是個人管理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不好時間永遠管理不好，在自我問題上沒有重大判斷力的話時間很快就過去，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情，正確的事情是在很好計算的情況下預算出來的。

　　當今世界不確定性、復雜性、多元性的情況下，各國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也出現(xiàn)很多很多不確定，從美國到歐洲、從希臘到土耳其很多地方都出現(xiàn)不確定。那么在眾多不確定性中，互聯(lián)網(wǎng)可能是當今時代一個很確定的事情，就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我們的一生，那么我們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大趨勢下百度有什么新的想法，你面對大趨勢有什么想法，給百度又帶來什么機遇和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