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First Opium War)英國經常稱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一些鴉片戰(zhàn)爭的相關資料，供大家參閱。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謂半殖民地，從國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海關自主權等方面遭到了破壞，已經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了。但中國又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著它的權力。所謂半封建，從經濟角度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行條約，妄圖將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將中國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鏈條之中，沖擊著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舊有的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這些重大的變化，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使其出現(xiàn)了鴉片戰(zhàn)爭前未曾有過的局面。

　　(一)“國中之國”——租界的出現(xiàn)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割讓給英國后，人口很快由兩千人發(fā)展到兩萬人，到19世紀50年代達到七八萬人。香港成了英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與武裝侵略的基地。16世紀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后，中國一直仍對澳門擁有領土與行政司法主權。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失敗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機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員，強迫居民向葡澳當局納稅，使澳門變成葡萄牙的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門不僅繼續(xù)充當了香港之外又一個鴉片貿易的大倉庫，也成了西方掠賣華工的基地。與此同時，在中國的上海，出現(xiàn)了一個主權國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觀”，即后來演變成“國中之國”的租界。

　　上海原為江蘇省松江府屬下的一個縣。因其地處商品經濟比較發(fā)達的江浙地區(qū)，又有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交通便利，戰(zhàn)前已經是中國第一港。江蘇省蘇松太道，即駐上海。鴉片戰(zhàn)爭后，上海發(fā)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計在上海攫取更大權益。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即將開埠，英國殖民者立即圖謀在上海建立外國人的居留區(qū)，并初步選定居留區(qū)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開放，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G.Bal-four)在上?？h城東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為領事館。巴富爾曲解《虎門條約》的有關條款向清方訛詐，要求劃定一塊純粹供外國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蘇松太道道員官慕久以其個人名義頒布了一個與英領事“依約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該文件表面看來沒有什么公開直接損害中國主權的內容，但實際上許多條款都體現(xiàn)英國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據(jù)這個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的“外人居住區(qū)”，尚屬于居留地性質，還稱不上“租界”，且當時也還沒有“租界”一說。

　　1848年3月，接任巴富爾的英國駐滬領事借口青浦事件強迫新任道臺麟柱答應了擴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積增加了兩倍多(原面積大約830畝)。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為首的美國傳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區(qū)廣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國人紛紛效法。當時道臺吳健彰雖然答應了，但并無具體劃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劃定界址時，7856畝土地成為美國占領的地域，比英國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敏體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吳健彰援英國例設立居留地，后脅迫新任道臺麟柱于1849年4月6日發(fā)布告示，將986畝土地作為法國人的居留地。

　　必須指出，當初，在居留地內，中國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預權，且保有領土主權，這是有明文規(guī)定的。但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步淪喪。1854年，英、美、法三國領事與蘇松太道訂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規(guī)定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內享有行政、稅收、財政、警政等權利及行使司法權。為行使上述職權，上海租界出現(xiàn)了一個被譯為“工部局”的機關，下分設警務、稅務、財務、學務等機構，且設有法院，儼然就是一個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變成了租界，成為“國中之國”。1863年9月，美、英兩國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惡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漸推廣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國侵略者先后在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天津、鎮(zhèn)江、漢口、九江、煙臺、蕪湖、重慶、杭州、蘇州、沙市、鼓浪嶼與長沙等地設立租界。租界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橋頭堡。當然，租界客觀上也是一個介紹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一個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的黃金國。……其中許多人都是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的：只要有利可圖，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兇殺人，也在所不惜”。(《中國沿海貿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值(不含鴉片)，1837年為九十多萬英鎊，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多英鎊，1845年又達到二百三十九萬四千多英鎊。與此同時，西方殖民者從中國掠奪走的生絲與茶葉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國向外輸出的茶葉年均在四千多萬擔，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達到八千多萬擔。同時期生絲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萬八千余包，是原來的六倍。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70%。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yè)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tǒng)手工業(yè)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yè)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qū)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xiàn)了解體的征兆。

　　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yè)歷來比較發(fā)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yè)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十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布市場。福建漳州府及同安縣的土布，曾經布販子運銷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及臺灣。廈門開市后，洋紡洋布充積于廈門。布販棄土布而運銷洋布，致使土布難以出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大體類似。

　　絲茶等產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這些產品的生產。生產者將這些產品出賣給商販，商販再將其賣給大商人或買辦，轉銷到外國。絲茶的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國的絲茶生產與交易不得不依賴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發(fā)展，通商的五口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一批買辦商人這些人為外國商人推銷商品(甚至推銷鴉片)，收購絲、茶，收集情報，經辦其它事務，這些人的命運逐漸與西方殖民者的命運聯(lián)系得越來越緊密。著名的買辦吳健彰，原為廣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當美國旗昌洋行的買辦。他還花銀子捐官，署理蘇松太道并兼任江海關監(jiān)督。這批買辦后來在鎮(zhèn)壓農民起義中，充當了中國封建勢力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幫兇。

　　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資本家為便于經濟掠奪，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興辦了一些企業(yè)。這類企業(yè)當時主要有印刷、船塢、船泊修理等業(yè)。在這些企業(yè)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國人。這樣，中國最早的近代產業(yè)工人出現(xiàn)了， 當然當時產業(yè)工人的人數(shù)還很少。

　　(三)“天朝”社會內部矛盾的加劇

　　英國殖民者的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廣大人民帶來無窮的痛苦。各種各樣的賠款，外加清政府巨額軍費開支，達一億多兩白銀，無疑都要出自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同時，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鴉片輸入仍有增無減。1841年中英談判開始時，英方即向耆英提出開放煙禁的備忘錄。耆英不敢答應，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說禁內不禁外，外國商船夾帶鴉片與否，“中國無須過問”。(《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這種默許，使鴉片走私更加嚴重。1842年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為三萬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萬三千箱。香港成為鴉片走私中心，澳門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鴉片倉庫。而上海與廣州，則是兩個鴉片輸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鴉片輸入的結果，使“銀貴錢賤”的老問題在這一時期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加劇。曾國藩在1852年的一個奏折中也說：東南產米之區(qū)，大率石米賣錢三千。昔日一兩銀子換錢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兩銀子。如今一兩銀子換錢兩千文，賣一石米只得一兩五錢銀子。過去賣米三斗可完納一畝地的稅賦，如今賣米六斗還不夠交一畝地的稅賦。(《備陳民間疾苦疏》)實際上，一些地方每兩白銀兌換制錢已高達兩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賦和漕糧時，歷來有種種的勒索，如有所謂的浮收，即定額外多收，有供衙門吏胥分肥的所謂規(guī)費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種名目的巧取豪奪。鴉片戰(zhàn)爭后，官府變本加厲，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帶，漕賦一石，須納米兩石五六斗;折價納錢，米價本每石兩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賦稅，浮收勒索超出正額數(shù)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銀一兩，民間須納數(shù)兩;漕賦一石，民間要繳數(shù)石。繳納時大戶或設法逃匿，或設法將負擔向小戶轉嫁，農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數(shù)人因交不起賦稅棄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豐收年景也不免挨餓受凍，一遇水旱災荒，則相繼流亡。

　　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來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農民破產，出賣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據(jù)有人統(tǒng)計，直隸、江蘇、浙江、山西、湖北、陜西、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及東北地區(qū)，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則沒有土地。(《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

　　尖銳的社會矛盾，導致了社會風潮迭起。鴉片戰(zhàn)爭后，農民的抗糧抗租斗爭，不斷出現(xiàn)，且有規(guī)模越來越大的趨勢。1842年，湖北崇陽鐘人杰聚眾抗糧舉事，最多時達萬人。義軍曾攻占崇陽、通城兩縣，立“鐘勤王”名號，設立帥臺，豎立都督大元帥旗幟。斗爭堅持一月有余被鎮(zhèn)壓。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蘇、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陜西、山東、廣東等省，迭出大案。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反清斗爭也此伏彼起，接連不斷。民眾或要求減少田賦，或拒不完糧。他們有的聚眾請愿，有的拆毀征糧局，有的公開造反與前來鎮(zhèn)壓的官兵武力對抗。僅據(jù)官書記載，1842-1850年十年間，全國大小武裝起義及農民暴動事件，即達九十余起。這是社會動蕩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

　　(四)開眼看世界——地主階級經世派維新先驅思想的萌發(fā)

　　鴉片戰(zhàn)爭前，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科學文化的進步。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大炮，敲開了閉鎖的中國的大門，驚起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林則徐、魏源，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則徐鴉片戰(zhàn)爭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撫、河道總督等職。任職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興利，參與整頓改革鹽政與漕政，顯示出卓異的經世才 能和廉潔的作風，受到人們的關注。

　　閉關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階層孤陋寡聞、虛驕自大，在林則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體現(xiàn)。在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的時候，他還認為，西方殖民主義者不過是“犬羊夷狄”，英國士兵“渾身裹纏”(指穿制服軍裝，扎武裝帶，打綁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來一仆而不能再起。這不是林則徐本人的過錯，而是時代使然?？少F的是，林則徐經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勢力相碰撞，便產生了以抵抗侵略為出發(fā)點而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林則徐到廣州后，很快改變了盲目鄙棄西方的作法。他組織人翻譯英文《廣州周報》，以了解敵情。為通曉外國情況，他組織人將1836年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譯成漢文，定名《四洲志》。另外，還選譯了《各國律例》、《對華貿易罪過論》、以及《華事夷言》等書。和英軍接觸后，林則徐很快改變了當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堅”、“炮利”，非學習不可。為此，他組織搜集翻譯了外國戰(zhàn)船圖式、大炮瞄準法等資料。這和當時清政府一些官僚認為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及機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國情況是什么“矜奇眩異”等那種閉關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鮮明對比。

　　在反侵略戰(zhàn)爭中，林則徐非常重視武器裝備，積極購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視軍隊素質的提高。鴉片戰(zhàn)爭后，他曾總結出克敵致勝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林則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認識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國侵略軍進入中國內河，允許人民“持刀痛殺”。

　　林則徐到廣州后，看到了閉關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斷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關禁海”、斷絕與一切國家通商貿易的荒謬主張，認為那樣做的結果一是擴大了打擊面，一是損害我國商民利益。他堅持“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確貿易政策和策略，保護和鼓勵正當通商貿易。林則徐上述種種主張，當然還都是站在維護清王朝的立場上的，但客觀上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對以后的維新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魏源早期曾入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魏源留心經世致用之學，曾參與鹽政等方面的改革。鴉片戰(zhàn)爭對他思想影響很大，1841年曾在裕謙幕下參與抗英斗爭。戰(zhàn)后魏源發(fā)憤著書，編成《圣武記》、《海國圖志》等大書，激勵國人發(fā)奮圖強，學習西方，抵抗侵略。

　　《海國圖志》是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鎮(zhèn)江受林則徐囑托編此書。魏根據(jù)《四洲志》譯稿及中外文獻資料，于《南京條約》訂立后不久整理成書。該書敘述世界各國的地理分布及歷史政情，分析鴉片戰(zhàn)爭經驗教訓，探求富國強兵之道，內容宏富。

　　魏源書中認為，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慘敗，不僅僅是因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揮的錯誤與軍隊的腐敗所致。許多清朝的將帥“非茍且即虛驕”，軍隊缺乏訓練，紀律不整，“以此無律無謀之兵，即盡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魏源提出了頗有見地的主張。他認為，英軍孤軍遠來，所長在海上，所短在陸地。因而與英軍作戰(zhàn)，“守外洋不如守?？?，守?？诓蝗缡貎群?rdquo;。又鑒于清軍的腐敗、當?shù)厝嗣竦挠⒂碌挚?，他提?ldquo;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魏源還主張“縱其(指英軍)深入，截其出口”，“堅壁清野……出奇設伏，多方誤敵，使不可測”。他說，敵為客，我為主，“客兵利速戰(zhàn)，主兵利持重，不與相戰(zhàn)而惟與相持，行與同行，止與同止，(使敵人)無淡水可汲，無牛羊可掠，無硝藥可配，無鐵物可購，無篷纜可補，煙土貨物無處可售，舵桅無處可修，又有水勇潛攻暗襲，不能安泊，放一彈即少一彈，殺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則)逸待勞，飽待 饑，眾待寡”，最后必能取勝。(《海國圖志》卷一)

　　《海國圖志》一書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閉關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來不去了解世界，不準翻譯西書，不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長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國及其殖民地的復雜矛盾，以致造成戰(zhàn)不能戰(zhàn)、守不能守的敗局。他明確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卷二)

　　魏源認為，西方的長技有三：一戰(zhàn)艦，二火器，三養(yǎng)兵練兵之法。對此，中國應該認真向西方學習，為我所用。他主張在廣東建設造船廠、火器局，聘請法國、美國的技師傳授技術，選送中國工匠學習制造。另編精銳水師三萬人，延請西洋人教練駕駛、演炮、作戰(zhàn)之法。“人習其技巧，一二載后，不必仰賴于外夷”。(同上)

　　鴉片戰(zhàn)爭后，魏源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已經流露出不滿，對西方資本主義某些制度表示欣羨。當然，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了解極為有限，處于一知半解狀態(tài)。魏源認為西方國家“政治紛繁，各從其度”。英國有“巴厘滿”(即英文議會parliament的音譯，后又譯巴力門)，有五爵會議(即上議院)和鄉(xiāng)紳會議(即下議院)。他說西方的議會和中國的軍機處相似。對于美國總統(tǒng)四年一選舉，他表示稱贊，認為其“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對于議會選舉表決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他感嘆到：“可不謂周乎”!魏源還稱贊美國聯(lián)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對瑞士“不設君位”，“不立王侯”，“國無茍政，風俗儉仆，數(shù)百年不見兵舉”，頗為贊賞，曰：“誠西土桃花源也”!(《海國圖志后敘》)

　　盡管魏源這些議論，其出發(fā)點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籌遠，但他這一介紹非同小可，起到了創(chuàng)榛辟莽、前驅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國圖志》，對中國近代史上維新思想的產生，起了重大作用。該書傳到日本國后，很快譯成幾十個版本的節(jié)譯本。日本不少史學家認為，《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傳播，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

　　(五)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變遷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引起強烈的社會震蕩。與此相對應，思想領域從經世致用發(fā)展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外，憂患意識也使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文化開始發(fā)生了重要變化。

　　傳統(tǒng)的經學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宋學(即程朱理學)與清代的漢學(即考據(jù)學，屬古文經學)雖被清朝統(tǒng)治者定為官學、正學，二者又互爭正統(tǒng)，終因遠遠脫離社會實際而衰落，毫無生命力。乾嘉時期已重新興起的今文經學，鴉片戰(zhàn)爭前后形成氣候。相對而言，今文經學的形式比較能容納一些新的思想。預感到清王朝已經沒落的龔自珍，傾心今文經學，抒發(fā)其社會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漢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則鬧到壁壘森嚴的地步，他的《詩古微》、《書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經學而后快。

　　史學領域發(fā)生的重大變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來埋頭考證古史之風，當代史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并涌現(xiàn)出一批頗有影響的作品。

　　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紀事本末體撰寫了《圣武記》一書。該書詳述清朝前期軍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勵國人樹立打敗西方侵略者的勇氣與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書《道光洋艘征撫記》，則是第一次英國侵華戰(zhàn)爭結束后撰寫出來的一部鴉片戰(zhàn)爭史。該書在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過程中，揭露英國從走私鴉片到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種種罪行。對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爭予以贊揚，對清廷昏憒、官軍腐敗特別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筆直書。書中還就鴉片戰(zhàn)爭中中國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提出了挽救的辦法 。

　　梁廷枬撰寫的《夷氛聞記》，從道光初年禁煙寫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爭，追述鴉片戰(zhàn)爭全過程。書中贊揚林則徐等人的抗英業(yè)績，揭露琦善、奕山、奕經等的丑惡行徑，較詳細地記載了廣州人民幾次大的反侵略斗爭。因該書敘事質直，多有觸犯時諱之處，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臨西方殖民者侵華這一嚴酷現(xiàn)實，有識之士開始重視對西方地理、歷史的探究。上文已經提到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之外，這方面的著作還有《瀛環(huán)志略》、《海國四說》等。徐繼畬編著的《瀛環(huán)志略》一書，對世界近八十個國家的風土人情、輿地沿革及社會變遷，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介紹。其中各卷篇的開頭，附有粗略的地圖。該書傳入日本后，影響很大。

　　鴉片戰(zhàn)爭后，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邊疆會出現(xiàn)危機，開始重視對邊疆地理的研究。姚瑩的《康輶紀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加強沿海及邊疆的防務。他認為，英、法、美等國遠離中國數(shù)萬里，他們多年來研究中國，對中國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國對他們卻沒人了解，這是中國失敗的原因。有感于此，姚瑩在書中記載了不少有關英國、法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的歷史地理知識。張穆撰寫的《蒙古游牧記》(由何秋濤輯補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這一地區(qū)的設施。何秋濤注重邊疆地理的研究，認為中國北部與沙俄接境，應該有專門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關資料，并經鑒別考證，寫成《北徼匯編》。該書記述上自漢晉，下迄清道光年間的蒙古、新疆和東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關系問題。咸豐皇帝閱讀后為該書賜名《朔方備乘》。

　　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的文學領域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龔自珍才華橫溢、大膽創(chuàng)新的新文風，不僅對當時，對以后的文壇也發(fā)生了重要影響。反映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愛國主義文學作品的大量出現(xiàn)，是這一時期文壇的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這類作品熱情反映、謳歌了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對英國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協(xié)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爭中，廣東民間出現(xiàn)了不少揭貼和檄文，如《全粵義士義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諭英夷》等。這些文字語言樸實、短小犀利、生動鮮明，當時即起了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也給我們研究這段歷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資料。一些愛國主義詩歌，廣為流傳。進士張維屏的長詩《三元里》，歌頌抗英志士，斥責奕山等媚敵乞和。“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xiāng)民合力強徒催”。這些詩句使讀者不難感受到群眾高昂的愛國熱情和雄偉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