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義是指站在民眾立場上，維護民眾利益、反映民眾意志的思想主張，即以民為本位，把民看作國家根本。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把“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為此，我們研究中國傳統(tǒng)民本理想和借鑒國外具有普遍價值的民本做法是十分必要的。

　　根據(jù)一些古史傳說，我們了解到遠古時期的中國先民生活在沒有階級、沒有壓迫、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人人平等，都能自由表達意見，形成了由全體氏族或部落成員共同決定一切大事的習慣。如堯立“謗木”，以鼓勵人們提出批評和建議;推行禪讓制，選賢能之人作為大家的首領……這些都洋溢著民主精神氣息，是由當時極端落后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人類步入了文明時代，即階級社會到來，原始民主便不復存在，普遍平等遂成為理想。盡管如此，一些統(tǒng)治者和思想家仍在尋夢追夢：商王盤庚強調“重我民”，敬愛民眾，順承民意;周公提出“保民”概念，認為統(tǒng)治者需體察民情，把民眾之苦痛看成是自己之苦痛而加以重視;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發(fā)生重大變革，奴隸主和新興地主為維護統(tǒng)治都需爭取民眾支持，利用民眾力量壯大自己、打擊對手，人民在反抗壓迫的政治斗爭以及人與自然對抗中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這一切都促使民本思想大放異彩。如孔子強調統(tǒng)治者要愛惜民力，取信于民，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有教無類”;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國人”的意見作為評判決斷國事的根本依據(jù)，認為“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權的獲得要依賴天命和民心兩方面，又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認為社會上一切不仁不義不正行為的根源在于君主;《荀子》中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老子提倡順乎自然，主張統(tǒng)治者“無為而治”，少一點欲望;墨子主張“兼愛”，消除親疏貴賤的分別，同等地去愛所有的人，又提倡“尚賢”，反對任人唯親。這些帶有民主色彩的見解在當時奴隸社會付諸實踐的可能性極小，但在一定歷史時期，特別是在社會穩(wěn)定以后，使統(tǒng)治者有所警惕，重視“民”的作用，利于緩和階級矛盾、推動社會發(fā)展;同時因強調君民相互依存，君主應重視民意、順應民心，君主用賢人行仁政的理想政治追求為我們后世留下了珍貴的思想遺產。

　　秦統(tǒng)一后，隨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創(chuàng)立，確立了皇權至尊地位，以刑殺為威，視百姓如草芥;西漢大儒董仲舒大肆宣揚“君權神授”，認為天是萬物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諸侯都要服從天子統(tǒng)治，強調“君為臣綱”等信條，適應漢武帝加強君權和中央集權需要而倍受推崇;兩宋時期儒家學者“二程”認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朱熹強調“存天理，滅人欲”，極力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忽視了人們的正當私欲。至此，先秦儒家道家等思想被后世儒家大師不斷改造加工，整容換骨，已是面目全非，其固有的民主精神和蘊含的民主意味淪喪、蛻變?yōu)橛夼傩盏陌褢蚝蛯Ｖ凭鞯臋嘈g。就是以“明主”著稱的唐太宗也認為：“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厚薄，陋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他從骨子里流露出對民眾不屑一顧聽任當權者擺布，無論“存百姓”語錄唱多少遍也無實質性民主可言，其宗旨都是捍衛(wèi)專制主義王權，將天下視為李氏宗族的私產。當然這跟當時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狀況密切相關，我們要具備歷史的眼光，不能苛求古人。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到了明末清初，資金本主義萌芽和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市民階層隊伍壯大，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出現(xiàn)危機，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即是早期啟蒙思潮悄然滋長。如黃宗羲揭露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認為“天下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應該“公其是非于學校”，把學校作為議政機關，通過加強法治來限制君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制;顧炎武認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則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反對君主專制的“獨治”，主張吸收更多地主階級分子參政的“眾治”。他們迎合時代要求，發(fā)揚民本傳統(tǒng)的積極因素，提出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權觀念，起到了民主啟蒙作用，對我國后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產生過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沒有超越“君主”這一思想范疇，是對君主政治下君民關系的認識。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社會在西方文明猛烈沖擊下發(fā)生了急劇變化，先進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艱苦地反思和探索救亡圖存、改造國家之道，重新審視傳統(tǒng)民本思想，同時學習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制度，中國資產階級形成了自己的民權思想。如維新派康有為強調當時中國應該通過資產階級改良，由據(jù)亂世的君主專制進入升平世的君主立憲制;梁啟超的民權思想更加激進，他把張揚民權和批判封建專制緊密結合，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揭露了君權神授的荒謬性和君權至尊的不合理性，還把伸民權與廣民智聯(lián)系起來;革命派陳天華宣傳主權在民思想，打比方說“國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水手……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他們換了，另用一班人，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任”;黃興指出“蓋國家者，非一人獨有之國家，乃人民共有之國家，以人民為國家主人，起而擔負國家之重任”;孫中山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作為自己的理想，主張“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在此政權下，“凡為國民皆平等有參政權，大總統(tǒng)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這些思想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制，形成了“主權在民”的認識，反映了廣大民眾反對封建主義、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愿望，對推動近代社會進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就社會現(xiàn)實情況看，依舊是統(tǒng)治者的獨裁專制，“民主”仍是我們仁人志士學者們期盼和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