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地理環(huán)境變化,以及環(huán)境與人類和人類社會發(fā)展關系的學科。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歷史地理論文，供大家參考。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基礎和前景

【內容提要】中國歷史地理學具有悠久的傳統(tǒng)，也是一門符合現(xiàn)代科學原理的新興學科。由于中國擁有長期延續(xù)的文獻記載，涉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很廣，包括多樣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觀，在中國發(fā)展歷史地理學有舉世無雙的優(yōu)勢。在氣候和環(huán)境變遷長時段觀察等方面，中國歷史地理學可望對人類的未來作出獨特的貢獻。已在進行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CHGIS)是一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合的項目，將使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本文還對歷史地理研究如何為現(xiàn)實服務，如何提高研究水平發(fā)表了看法。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是地理學的分支。但由于歷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歷史文獻，必須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為歷史學所用，也被看作為歷史學的一個二級學科。

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具有歷史地理學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國的個性。這是由于這門學科在中國有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發(fā)展過程，也擁有舉世無雙的優(yōu)越條件，正因為如此，中國歷史地理學可望對學術的進步和人類的未來作出獨特的貢獻。

中國歷史地理學具有悠久的傳統(tǒng)也是一門符合現(xiàn)代科學原理的新興學科

歷史地理學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國最早的地理學著作《禹貢》。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實際產生在戰(zhàn)國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队碡暋冯m然是以記載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狀況為主，卻包含了對以往地理現(xiàn)象的追溯，含有歷史地理學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內容來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記載來自戰(zhàn)國后期以前的時代，可以說，中國人注意并記錄以往的地理現(xiàn)象，開始于戰(zhàn)國以前。

成書于公元1世紀的《漢書·地理志》，既是一篇內容豐富的當時代地理著作，也堪稱中國第一篇歷史地理專著，因為它所記述的對象并不限于西漢一朝，而是“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zhàn)國、秦、漢”，對見于歷史典籍記載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訂注釋。盡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學見長，但由于他比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記載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還是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雛形。此后，從酈道元的《水經注》到唐宋以來傳世的地理著作，幾乎都是由當時代追溯到往古，注重歷史地理現(xiàn)象的記載和研究。

《漢書·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紀，但依靠當時保留著的歷史文獻，對早在公元前11世紀以來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國、歷史政區(qū)、地名、河流、山嶺、古跡、關隘、寺廟、紀念地等都作了記載和簡要的考證。同樣，成書于公元6世紀的《水經注》所記載的范圍也不限于當代或作者的見聞所及，而是從傳世的數(shù)百種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證和研究，使《水經注》成為繼《漢書·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種歷史地理著作。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能知道先秦的某一個地名在現(xiàn)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的政治態(tài)勢和秦漢以降的疆域范圍，之所以能夠大致了解黃河早期的幾次改道，都離不開這兩種著作。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皇朝的更迭、政權的興衰、疆域的盈縮、政區(qū)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斷發(fā)生;黃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頻繁決溢改道又經常引起有關地區(qū)地貌及水系的變遷，給社會生活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中國古代發(fā)達的文化使這些變化大多得到了及時而詳盡的記載，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間和時間中所發(fā)生的變化是如此復雜，已不是一般學者所能隨意涉足，因而產生了一門專門學問——沿革地理。

中國古代一直具有重視歷史的傳統(tǒng)。沿革地理歷來被看成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一貫受到學者的重視。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內容不僅關系到國計民生，也是治學的基礎，例如歷史地名的注釋和考證、歷代疆域和政區(qū)的變遷、黃河等水道的變遷，特別是涉及到對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十三經》和傳統(tǒng)正史的理解和解釋的有關地理名稱和地理知識，都被看成是治學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達到高峰，乾嘉學者無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與具體成果方面幾乎都推向極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歷史地理學，兩者不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區(qū)別。就研究內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區(qū)、地名和水道的變遷，后者卻包括地理學的各個分支。就研究的性質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對現(xiàn)象的描述和復原，很少涉及變化的原因，后者則不僅要復原各種以往的地理現(xiàn)象，而且要尋找它們變化發(fā)展的原因，探索它們的規(guī)律。由于產生于西方的現(xiàn)代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很遲，加上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科學基礎，中國沿革地理雖然早已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卻一直未形成新的學科。數(shù)百年來，除了有少數(shù)幾位專治沿革地理的學者之外，大多只是歷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文學家、金石家的副業(yè)，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為歷史學和其他學科的注釋檢索之用。歷史地理學則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是現(xiàn)代地理學的一部分，一般說來需要有專門的研究人員，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釋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也可以用于解釋人類活動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條件下的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

顯然，歷史地理學形成和發(fā)展的一個決定因素是現(xiàn)代地理學的建立，中國到20世紀初葉才逐漸具備這一條件，所以中國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學的發(fā)展是30年代以后才開始的。1934年初由顧頡剛首倡、譚其驤協(xié)助成立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及其主辦的《禹貢半月刊》還是以研究和發(fā)展沿革地理為宗旨的。1935年初，《禹貢》開始以“中國歷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為刊物的英語名稱，這說明禹貢學會的學者們已經受到現(xiàn)代地理學的影響，產生了將傳統(tǒng)的沿革地理向現(xiàn)代的歷史地理學轉化的愿望。但從此后《禹貢》的內容和學者們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還是側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發(fā)的抗日戰(zhàn)爭和隨之進行的內戰(zhàn)使禹貢學會不得不停頓，學者們的愿望無從實現(xiàn)。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教育部列出的大學歷史系課程中還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歷史地理”。

對學科發(fā)展?jié)M懷熱情的學者及時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的意見最為有力。1953年院系調整后，一些大學的歷史系以歷史地理學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學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歷史地理專業(yè)的研究生，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復旦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也先后設立了專門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還招收了專業(yè)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機構和專業(yè)人員已經粗具規(guī)模，作為一門學科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盡管由于“”的破壞，出現(xiàn)了多年的停頓，集中反映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還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紀80年代初，歷史地理學界一致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粗具規(guī)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歷史地理學者繼承和發(fā)揚沿革地理注重文獻考證的傳統(tǒng)，充分運用地理學和相關學科的科學原理，引入先進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不斷開拓新的學科分支，擴大研究領域，在歷史人文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社會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歷史地圖編繪、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行政區(qū)劃史、移民史、人口史、區(qū)域文化地理、地區(qū)開發(fā)、環(huán)境變遷、氣候變遷、災害與社會、上海歷史地理、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有的已居國際領先地位。在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陸續(xù)退出研究領域后，一批中青年學者已經成為各個分支的學術帶頭人，絕大多數(shù)擁有博士學位或留學經歷，形成了結構比較合理、門類比較齊全的學術梯隊。近年由教育部確定的106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huán)境、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該校的歷史地理研究所為主組建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大學等機構合作研制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GHGIS)已經完成首批樣本，初步進入國際領先地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水平在整體上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標志著這門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學科迎來了一個向現(xiàn)代化全面邁進的新階段。

在中國發(fā)展歷史地理學有舉世無雙的優(yōu)勢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xiàn)象，所以大多數(shù)學者將歷史地理學歸屬于地理學，少數(shù)學者認為它屬于歷史學，或者是介于地理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邊緣學科。但對歷史地理學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歷史文獻基礎上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實地考察為主的地理學研究方法，一般是沒有異議的。盡管歷史地理研究離不開地理學的基礎原理，同樣需要采用地理學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但絕對離不開文獻資料。正因為如此，盡管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首先產生在西歐和北美的發(fā)達國家，盡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適應于各大洲的各個國家，但只有具有豐富的、延續(xù)的、系統(tǒng)的歷史文獻的時間和空間才有可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也正因為如此，英國、加拿大和歐美其他國家的歷史地理研究集中在歷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紀以后的課題。由于歷史自然地理現(xiàn)象的變化尺度往往以數(shù)百年或千年計，在缺乏長達千年的、延續(xù)的歷史資料的前提下是無法進行的。

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卻具有舉世無雙的優(yōu)勢，有條件進行長時段的、持續(xù)的、大范圍空間、長時段時間和全方位的研究。這是因為：

中國有悠久和延續(xù)的歷史。迄今為止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為考古發(fā)掘所證實，通過考古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還可能將歷史提前到夏朝以前。盡管目前得到證實的中國歷史還不如埃及、巴比倫的長，但從夏朝開始，中國的歷史一直沒有中斷，作為歷史主人的主體民族是從以夏人為中心的華夏諸族發(fā)展下來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國的歷史早已斷絕，當年的主人或者早已遷離，或者已經滅絕。

中國歷來有遼闊的疆域，從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開始，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數(shù)百萬至上千萬平方公里。盡管疆域時有盈縮，內部也有過多次分裂割據(jù)，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陰山山脈、燕山山脈、遼河下游，南至海南島和南海，西起隴東高原、川西高原、橫斷山脈，東至于海的范圍內實施著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從18世紀中葉起又擴到今中國全境。這就為歷史地理學進行大范圍的、可比較的、前后連貫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大舞臺。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數(shù)以十計，政權數(shù)以百計，行政區(qū)數(shù)以千計，使用過的地名數(shù)以萬計，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難以數(shù)計，為歷史地理學者留下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Γ擦粝铝瞬簧偾Ч胖i。

歷史上中國的范圍內擁有多種自然地理環(huán)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溫、熱三帶，擁有東亞大陸的三個階梯，有復雜多樣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脈、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長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平原，以及其他多種世界罕見的地理現(xiàn)象，形成了很多景觀迥異的地理區(qū)域。由于開發(fā)時間長、供養(yǎng)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發(fā)生過顯著的變遷。這些都為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課題。

中國歷來人口眾多。從公元初的6000多萬人發(fā)展到1850年的4.3億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億余人，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著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從古代的華夏諸族、三苗、百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到今天的56個民族，中國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盡管自古以農立國，以農為主，同時具有游牧、飼養(yǎng)、狩獵、采集、捕撈等多種生產方式，農、林、牧、副、漁、手工業(yè)、工業(yè)、商業(yè)、服務業(yè)和各種特種行業(yè)全面發(fā)展。各民族、各地區(qū)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物質和精神文化豐富多彩，方言繁多。盡管儒家文化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____等宗教同時存在，各種民間的、地方的信仰變化無窮，就是儒家文化內部也有各種流派。這些都是值得歷史地理學開發(fā)的無盡的寶藏。

由于地理環(huán)境的阻隔，中國文化基本上是獨立發(fā)展的。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文化在總體上還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對東亞以外也沒有產生直接的、整體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就開始了與境外的聯(lián)系，張騫通西域和絲綢之路的開通，甘英、朱應、康泰、法顯、宋云、惠生、常駿、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環(huán)、__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淵、周達觀、陳誠、鄭和、王景弘、費信、圖理琛、謝清高等旅行家、探險家、航海家、高僧給我們留下了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記載，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當時當?shù)匾矝]有的珍貴記錄。同樣，竺法蘭、安世高、安玄、康僧會、支讖、鳩摩羅什(Kumarajiva)、阿羅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馬可·波羅(Marco Polo)、伊本·拔圖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約翰·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鄧玉函(JeanTerrenz)、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龐迪我(Didaco de Pantoja)、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羅雅各(Giacomo Rho)、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馮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種種原因來到中國，或者傳播佛教、景教、天主教、____，或者帶來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紹了中國當時的情況，其中也有未見于中文記載的重要資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資料，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者的幸運。

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文字開始于甲骨文，現(xiàn)在已完全能夠解讀。戰(zhàn)國后期，各國間的文字交流已沒有障礙。從秦始皇統(tǒng)一和規(guī)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構造的意義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祖先曾經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記錄，傳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書籍，保存至今的書籍和其他文字記載如金文、碑刻等，無論數(shù)量、內容和種類，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還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羅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滿文、彝文等各種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讀。其中僅地方志就有8000多種，對明、清以來各地的記載非常詳細。用中文譯成的《大藏經》所收錄的佛經，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為有關資料的唯一出處。這樣的歷史文獻資源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盡管同樣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缺損或空白，但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qū)相比，中國歷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時間最長，空間最廣，資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國歷史地理學可望對人類的未來做出獨特的貢獻

自上世紀后半期以來，地球上出現(xiàn)了氣候的急劇變化和不少自然災害，大多數(shù)地方的環(huán)境趨于惡化，最近在中國北方出現(xiàn)的罕見的沙塵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溫更使人們對未來的氣候和環(huán)境變遷充滿了困惑和憂慮。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也在為未來擔憂，而科學家的預測莫衷一是?？茖W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學的預測只能建立在大量實踐和科學規(guī)律的基礎之上。但人類認識規(guī)律需要相當長的積累，如對一種地理現(xiàn)象的變化規(guī)律的了解，都需要一個比較長時段觀察。如果不做長時段的研究，就要總結它的規(guī)律，來預測它未來的發(fā)展趨勢，那是非常危險的，或者說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類用現(xiàn)代的科學儀器來觀測氣候，如氣溫、風向、風力、氣壓、降水等，到現(xiàn)在最長只有170多年，能積累那么長年代資料的站點在全世界只有50個，其中的90%集中在西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完全依靠現(xiàn)代科學儀器積累起來的氣候資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歐四十幾個點不到200年間的規(guī)律。而且影響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的變動周期或長或短，如太陽黑子變化是11年一個周期，而氣候冷暖的變化卻有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周期。從現(xiàn)有的資料分析，上一世紀的氣溫的確呈上升趨勢，但僅僅100年的資料能證明是一個完整的周期嗎?誰能肯定100年后氣溫是繼續(xù)上升，還是又將進入一個新的周期，或者進入一個下降階段呢?退一萬步說，即使這170年的資料能夠提供西歐地區(qū)的規(guī)律，也不可能解決全世界的問題。至于我國，能夠積累100年以上現(xiàn)代氣候觀測資料的點也屈指可數(shù)，大多數(shù)縣級觀測點的資料是從1958年后開始的，比研究西歐的條件更差。幸運的是，依靠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和各種信息，歷史地理的研究可以為人類提供更長、更多的氣候變化狀況，有可能使我們了解更多的規(guī)律性。當然，科學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積物分析、生物種類、碳[14]斷代、考古發(fā)掘等方法來獲得氣候資料，但在信息的延續(xù)性、廣泛性、精確性方面，與文獻記載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例如，現(xiàn)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幾條有關亞洲象的記錄，證明殷人獵象已很有經驗，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陽)附近的田獵區(qū)內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動。另外，甲骨文中出現(xiàn)的十多種天氣現(xiàn)象的字中，沒有冰、霜等字。結合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其他證據(jù)，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紀的商代是一個氣溫偏高明顯的階段，其年平均氣溫比今天還高，黃河以北地區(qū)的冬季氣溫比今天上海一帶還要高。所以說，從上一世紀開始的氣溫升高并沒有超過歷史時期的極限。同樣，我們可以在歷史資料中找到很多極端最低氣溫的記錄，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經常結冰，有時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車輛來往。蘇州一帶的運河也經常凍結，以至船只常都備有鑿冰工具，不斷破冰才能通行。這些情況，現(xiàn)在早已絕跡了，這說明歷史時期長江三角洲冬天的極端最低溫度比今天低得多。這就是說，近一個多世紀內出現(xiàn)的氣溫變化都還在歷史時期“正?！钡姆秶畠龋诿芮凶⒁?、認真對待的同時，不必過于緊張，過于悲觀。

又如，建立在歷史文獻基礎上的研究證明，有史以來死亡人數(shù)最多的地震災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陜西華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數(shù)至少有83萬。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人。已知黃河最大的洪水發(fā)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門峽洪峰流量達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億立方米，相當于500年一遇。而20世紀內最大的1933年三門峽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園口實測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億立方米，只相當于50年一遇。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大量類似的例子，這至少可以證明，自然災害并不存在越來越嚴重的規(guī)律。人類活動固然會加劇自然災害，但造成自然災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顯然還是自然本身，這正是我們必須探索的規(guī)律。

用從我國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整理出來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的類型和程度、環(huán)境變遷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變化的資料，結合其他歷史信息，參照現(xiàn)代觀測資料及其研究結果，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夠發(fā)揮獨特的作用，填補現(xiàn)代科學研究的空白，為更科學地發(fā)現(xiàn)和認識自然規(guī)律，預測未來提供經驗，為全人類的未來做出貢獻。

從傳統(tǒng)歷史地圖到數(shù)字化、信息化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能夠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由已故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和歷史地圖研制的一個里程碑。這部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末，包括20個圖組、305幅地圖和約70000個地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除了內容豐富，收羅宏博的特點外，還在科學性、思想性和精確性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同類地圖集。

嚴格說來，《中國歷史地圖集》只能稱為《中國歷史疆域政區(qū)地圖集》，或者是《中國歷史普通地圖集》，因為它的內容只包括歷史時期各個政權的疆域政區(qū)、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義的建筑、具有政區(qū)性質的民族分布，以及作為地圖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脈;而沒有表達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氣候、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而作為名符其實的歷史地圖集，這些方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需要這樣一種地圖集，根據(jù)我們的歷史資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編繪出這一圖集，所以從1982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下，由譚其驤主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學等數(shù)十個單位的學者開始編繪一部包括20個圖組、千余幅地圖的三巨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冊將于年內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圖既不可能將不同年代的諸多內容繪在同一幅圖上，又不能將歷史時期地理要素的全部變化都用分幅地圖表示出來，這種以靜態(tài)地圖來表示歷史地理動態(tài)的矛盾是無法得到解決的。歷史地圖的使用者會有各種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區(qū)，而且希望能對原圖上的內容有所取舍，刪去不必要的點線，增加自己的內容，以突出主題。他們需要的是各種不同年代、不同地區(qū)、不同比例尺的歷史底圖，進而能將地圖上的有關要素量化，計算出具體的數(shù)據(jù)?，F(xiàn)有的印刷地圖顯然遠遠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歷史信息的發(fā)現(xiàn)，歷史地圖必定有一個不斷修改補充的過程，但傳統(tǒng)的印刷地圖的修訂和制印卻相當麻煩，往往要耗費很長時間，所以出版的地圖總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當?shù)乩硇畔⑾到y(tǒng)(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數(shù)字化地圖(digital map)問世以后，這些難題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為如此，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決定不再簡單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和整理出版考釋文字，而是采用最先進的技術，編制“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這一系統(tǒng)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統(tǒng)、全面、精確的編碼系統(tǒng)，將所有能夠發(fā)現(xiàn)并確定(包括能夠部分確定)的歷史地名全部編碼，做到一地一碼，即一個地名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任何變化都將在基本碼不變的條件下生成新的代碼;

研制相應的數(shù)據(jù)庫，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檢索便利，鏈接迅速，適應各種不同層次和探索的要求，將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檔案、數(shù)據(jù)、圖像等)全部輸入，并能不斷更新;

以國家測繪局發(fā)布的數(shù)字化地圖ArcChina(一百萬分之一全國地圖)為底圖，逐漸上溯，明代以后編出包括縣及縣以上界線、縣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圖，此前編出包括縣以上界線的可考地名、間隔盡可能短的階段性地圖;

在完成普通歷史地圖后，進一步將歷史人文、社會、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實這一系統(tǒng)，使之日益完美，成為名符其實的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

這個系統(tǒng)將提供一套開放的地圖和數(shù)據(jù)平臺，從理論上說，可以提供中國歷史上任何空間和任何時間的地圖，供歷史地理學、歷史學和其他任何學科和各類用戶使用，或作為進一步開發(fā)的基礎;其他全部產品將分批在互聯(lián)網上發(fā)布，供全世界非商業(yè)目的的用戶免費下載。

從2001年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哈佛燕京學社、澳大利亞格林菲斯大學亞洲空間數(shù)據(jù)中心、數(shù)字化文化地圖集行動計劃(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機構合作，在世界各國數(shù)十位專家學者的支持下，已經啟動這一項目的研制計劃，并已完成和發(fā)布了第一批樣本。這一項目將分階段實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時間完成。

這一項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統(tǒng)和數(shù)字化地圖的技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所表達的內容是以中國悠久的歷史、遼闊的疆域、燦爛的文化、龐大的人口、眾多的民族和豐富的史料為基礎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傳統(tǒng)和半個多世紀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完全有信心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歐洲的歷史地圖還只能編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爭取編到300年前，而我們完全可以編到2000年前，有可能編到3000年前。在同樣的技術條件下，我們的成果當然更先進。這樣的水平是無可比擬的，沒有爭議的。

“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必將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國歷史地圖從傳統(tǒng)向數(shù)字化和現(xiàn)代化的轉折，將中國歷史地理和歷史地圖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歷史地理學如何為現(xiàn)實服務

作為一門科學，歷史地理學的根本任務是學科本身的發(fā)展，而不是如何適應現(xiàn)實的需要。一味迎合現(xiàn)實需要，片面強調現(xiàn)實的需要，必定會影響學科的正常發(fā)展，甚至完全違背科學規(guī)律。1949年以后，歷史地理學曾經受到政治因素的過度干預，因而片面強調為政治服務，為現(xiàn)實服務。例如在歷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國家關系的改變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遼闊的疆域，不惜將不同年代的疆界拼湊成一幅極盛疆域地圖。近年來，歷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經濟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響，如削弱甚至放棄了必要的基礎研究，以所謂的“成果”為創(chuàng)收手段，無原則地迎合一些地方開發(fā)旅游、搶名人、爭古跡、以假亂真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歷史地理學不應該或者不必要為現(xiàn)實服務，歷史地理學者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一員當然也承擔著自己的責任，也應該愛祖國，愛社會，愛家鄉(xiāng)，通過貢獻或轉讓科研成果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不僅完全正當，而且是值得提倡的發(fā)展方向。但這一切的前提，必須是嚴格遵循科學規(guī)律，堅持實事求是。只有學科本身得到正常發(fā)展，基礎研究不斷得到加強，才會有真正適應現(xiàn)實需要的成果。

為現(xiàn)實服務不是為一時一事服務，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和科學規(guī)律。如果只是隨大流，看風頭，迎合現(xiàn)行政策，不僅不利于學科發(fā)展，而且貽害社會，損害國家的長遠利益。20世紀60年代初，譚其驤先生就論證了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變使水土流失減輕，流入黃河中下游的泥沙量減少。他認為，要徹底消除黃河下游的水患，關鍵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農林牧并舉，退耕還林，綜合治理的建議。如果一定要為當時“大辦農業(yè)”、“以糧為綱”的政策服務，他當然不能寫這樣的文章，或者提出這樣的建議。但事實已經證明，譚先生這樣的治學態(tài)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國家的根本利益，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典范。

正在興起的西部大開發(fā)為歷史地理學者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舞臺，歷史地理的各個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學科發(fā)展的大好機遇。正確地闡述西部的歷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對西部大開發(fā)作出貢獻，所以我們應該積極投入。但是西部開發(fā)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程，同樣存在著各種矛盾、認識的誤區(qū)和不同意見，歷史地理學者必須堅持科學的態(tài)度，不能簡單地為現(xiàn)行的或當?shù)氐恼咦鹘忉?，找依?jù)。同時也應該看到，歷史地理的研究畢竟是以歷史時期為主，而歷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為了突出學科的重要性而隨意夸大歷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歷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徑很多，方面很廣，但提高研究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歷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還是空白，亟需填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強。但一般說來，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增加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領域來解決，而精度的提高卻不是量的積累，而必須取得重大突破，是質的飛躍。

由于絕大多數(shù)歷史時期的地理現(xiàn)象已經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復原，只能依靠文獻記載，而現(xiàn)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數(shù)量，要進行量化分析相當困難，更難得出精確的結論，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對時間、地點、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難作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也無法為歸納或預測提供可靠的數(shù)量根據(jù)，也難以得到其他學科的引用，受到運用部門的重視。

例如，現(xiàn)有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西北地區(qū)歷史上曾經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蓋，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區(qū)長期干旱，植被覆蓋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區(qū)才有森林的觀點。有的地理學家還指出，黃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蓋。孤立地看，這些觀點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據(jù)，但卻互相矛盾。你說某一朝代那里出產木材，他也可以說什么時候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說史料是否完全正確，那么史料沒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實際上占大多數(shù))情況怎樣呢?如果我們能提高研究的精度，從一般證明西北地區(qū)有森林提高到復原出不同時期具體的植被分布圖，說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變化，哪些地方本來就沒有植被，這些爭論就能得出可信的結論。這樣的研究結果無疑具有更高的學術水平和實用價值，必定會被相關學科和實際部門所采用。

又如，歷史地理學對長時段氣候變遷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但如何將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記載轉化為可靠的數(shù)據(jù)，并且能為國內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將這些數(shù)據(jù)的精度提高到一個適用的限度，例如年(時間)、縣(范圍)、攝氏度(氣溫)、毫米(降水量)、級(風力)等單位，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發(fā)現(xiàn)。依靠現(xiàn)有的信息檢索手段，不久就能將所有的史料收羅無遺，傳統(tǒng)的歷史學和地理學研究方法也已被歷史地理學者推到了極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性的努力。

中國歷史地理學既然與歷史學有如此深厚的淵源和如此緊密的聯(lián)系，它未來的發(fā)展自然也離不開整個歷史學科的繁榮，也需要歷史學科其他分支的重視。實際上，凡是與空間分布及其變化有關的任何一種歷史現(xiàn)象、歷史要素都屬于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同樣，歷史地理學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為歷史學各個分支所利用。兩者之間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說明歷史地理學的前景廣闊，發(fā)展的潛力無窮。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二：20世紀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若干進展

[提 要]以探討未來中國歷史地理學在國際全球變化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的作用為目的，根據(jù)近半個多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對20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若干進展進行了簡要回顧。內容涉及：①歷代疆域政區(qū)研究與歷史地圖的編制;②歷史氣候與自然災害研究;③歷史時期地表過程研究;④中華文明起源與發(fā)展研究;⑤區(qū)域綜合與重大歷史事件研究;⑥歷史時期人地關系與適應模式研究;⑦基礎資料的積累與新技術應用等7個方面。除上述進展外，中國歷史地理學還建立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構筑了較為完善的學科體系，并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術繼承人和學科帶頭人。

[關鍵詞]20世紀 中國 歷史地理學 進展

進入21世紀，隨著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興起和全球環(huán)境變化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歷史地理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良機。為了更好地把握時代賦予的契機，展望中國歷史地理學在新世紀中為國際全球變化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可能發(fā)揮的重大作用以及應重點開展的研究方向①，我們不揣淺陋，以與上述問題關系密切的內容為重點，對中國歷史地理學在過去一個世紀、特別是近50年來的若干進展進行簡要回顧?；驋煲宦┤f，或有失偏頗，祈望方家指正。

一 歷代疆域政區(qū)研究與歷史地圖的編制

歷代疆域政區(qū)研究是沿革地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歷史地理學的傳統(tǒng)領域，在我國有著悠久的研究歷史。近幾十年來學者們傾注了大量心

血，收獲頗豐。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此研究領域中的鴻篇巨著②，以地圖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區(qū)性歷史地圖集的相繼出版，如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③、史念海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④、司徒尚紀主編

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細述，內容參見《21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發(fā)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1—8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

的《廣東歷史地圖集》①、周振鶴主編的《上海歷史地圖集》②、山西歷史地圖集編委會主編的《山西歷史地圖集》③等，也是地區(qū)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綜合體現(xiàn)。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區(qū)性政區(qū)隸屬關系及其變化過程的著作和論文也有不少，其中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漢《明代政區(qū)沿革綜表》④和《清代政區(qū)沿革綜表》⑤以及鄭寶恒《民國時期政區(qū)沿革》⑥等，這些論著基本上理清了相關時期疆域內縣及以上政區(qū)的析置、易名和改隸的時間，以及政區(qū)的統(tǒng)屬關系。王仲犖《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鶴《西漢政區(qū)地理》⑧、李曉杰《東漢政區(qū)地理》⑨、吳鎮(zhèn)烽《陜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辦公室《河北政區(qū)沿革志》⑾等專著均屬斷代政區(qū)建置和地區(qū)性政區(qū)沿革通論的研究成果，它們除了討論政區(qū)沿革這一基本現(xiàn)象外，還涉及到有關政區(qū)變化的原因和驅動因素。而集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主要力量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也將于不久后面世;該圖集由30余個圖組組成，集主要自然與人文地理要素于一體，是繼《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區(qū)變遷與歷史地圖編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為歷史地理學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 歷史氣候與自然災害研究

歷史氣候一直是歷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為活躍和深入的領域。1920年蒙文通發(fā)表的《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⑿是我國近代氣候變遷研究的最早文獻。1925年，竺可楨發(fā)表了《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和《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⒀兩文，利用歷史文獻記載推測了我國南宋和各個歷史時期的氣候狀況及其與現(xiàn)代氣候的差異，并分析了太陽黑子對氣候變遷的可能影響，為我國的近代氣候變遷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國的氣候變遷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輩科學家如徐近之、文煥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他們不斷地收集中國和世界氣候變化的各種資料，包括考古、動植物分布、冰川進退、雪線升降、河流湖泊凍結、氣象觀測記錄等等，并對我國古代文獻采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對我國的歷史時期氣候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特別是竺可楨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發(fā)表了《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國近5000年來的溫度變化序列，成功地描繪出我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輪廓，盡管后來的研究對該序列重建過程中的原始證據(jù)使用問題提出了不少懷疑⒂，但此后的許多研究成果證明：該序列所勾畫的中國歷史時期溫度變化的基本框架從總體上看是基本正確的，特別是對主要冷期的識別是較為準確的⒃。

①司徒尚紀主編《廣東歷史地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鶴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歷史地圖集編委會主編《山西歷史地圖集》，太原：山西省地圖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漢：《明代政區(qū)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漢：《清代政區(qū)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

⑥鄭寶恒：《民國時期政區(qū)沿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犖：《北周地理志(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⑧周振鶴：《西漢政區(qū)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曉杰;《東漢政區(qū)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吳鎮(zhèn)烽：《陜西地理沿革》，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辦公室：《河北政區(qū)沿革志》，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史學雜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楨文集編輯小組：《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頁。

⒁竺可楨文集編輯小組：《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頁.

⒂牟重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北京：氣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勝、方修琦、鄭景云：《中國歷史時期溫度變化特征的新認識一一紀念竺可楨<中國過去五千年溫度變化初步研究>發(fā)表30周年》，《地理科學進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頁。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地球系統(tǒng)科學的誕生與全球變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對過去數(shù)百年、數(shù)千年乃至上萬年的氣候重建及變化規(guī)律研究，也朝著高分辨率、定量化、綜合集成研究的方向發(fā)展。中國學者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從原來單一的文獻分析迅速發(fā)展為文獻資料與自然證據(jù)(如孢粉、樹輪、湖泊沉積、冰芯等)并舉分析與集成。如施雅風等對中國全新世大溫暖期的深入探討①，張?zhí)m生等對中國北方地區(qū)全新世氣候環(huán)境變化的探討②，滿志敏、張修桂等對中國4500年以來氣候冷暖變化、唐代氣候及中世紀時期前后的氣候特征分析③，張德二關于中世紀暖期的研究④，王紹武等利用綜合對比和按面積加權方法建立的中國及東、西部過去1200年每50年溫度變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國歷史文獻所重建的區(qū)域干濕與降水變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由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的《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⑦更是世界上時間跨度最長的歷史氣候圖集，其中全國120個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澇等級序列也被作為反映我國過去500年旱澇氣候變化的基本代用資料而被廣泛引用。特別是張丕遠等對歷史氣候變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討，重建的中國東部地區(qū)45個站點過去2100多年的旱澇等級序列和對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勝等對過去2000年中國溫度變化的定量重建與氣候變化規(guī)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國這一時期歷史氣候研究的基本趨勢，上述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國這一時期歷史氣候領域的研究水平。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發(fā)生頻率較高的國家之一。其主要災害有干旱、洪澇、地震和降塵等，又以旱澇的發(fā)生頻率最高。20世紀70—80年代，我國各省(市、區(qū))的氣候災害部門，不但系統(tǒng)整編了各省(市、區(qū))的旱澇等自然災害歷史記載，而且還對我國歷史時期的旱澇災害個例、旱澇災害的時空變化規(guī)律及早澇災害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進行了分析與探討。而由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合編的《中國歷史地震圖集》⑾也是我國歷史自然災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國際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此外，張德二根據(jù)我國歷史文獻記載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來中國降塵頻率曲線及其對降塵變化規(guī)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領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①施雅風：《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huán)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張?zhí)m生：《中國生存環(huán)境歷史演變規(guī)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滿志敏、張修桂：《中國東部近4500年以來氣候冷暖分期》，《中國氣候與海平面變化研究進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滿志敏：《關于唐代氣候冷暖問題的討論》，《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滿志敏：《中世紀暖期我國華東沿海海平面上升與氣候變化的關系》，《第四紀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張德二：《我國中世紀溫暖期氣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頁。

⑤王紹武、龔道溢：《全新世幾個特征時期的中國氣溫》，《自然科學進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頁。

⑥鄭斯中、張福春、龔高法：《我國東南地區(qū)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所;《氣候變化和超長期預報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7年，第67—75頁;鄭景云、張丕遠、周玉孚：《利用旱澇縣次建立歷史時期早澇指數(shù)序列的試驗》，《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頁;張德二、劉傳志：《中國東部6區(qū)域近1000年干濕序列的重建和氣候躍變分析》，《第四紀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頁。

⑦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年。

⑧龔高法、張丕遠、吳祥定等：《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吳祥定：《樹木年輪與氣候變化》，北京：氣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張丕遠：《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勝、鄭景云、方修琦等：《過去2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的溫度變化幅度研究》，《第四紀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頁.

⑾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中國歷史地震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

⑿張德二：《我國歷史時期以來降塵天氣氣候學初步分析》，《中國科學(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頁。

三 歷史時期地表過程研究

在歷史地表過程研究中較為集中和深入的是歷史地貌過程和歷史生物過程。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①是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總結性成果，為此后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礎上撰寫了《歷史地貌學淺論》②一書，為歷史地貌學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