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促進了民族文學、文化之間的了解和溝通，有助于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新文學樣式的出現(xiàn)。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收集的關(guān)于比較文學論文集精選的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比較文學論文集精選篇1

　　談西方比較文學界中的西方中心論及其反思

　　二十世紀末期，帝國主義大戰(zhàn)、瓜分勢力、冷戰(zhàn)等都已不是那么明顯的沖突。對于“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世界格局，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一篇相當具有爭議性的文章《文明的沖突?》中是這樣描述的，他毫不隱諱地指出: “在這個新世界中，沖突的主要緣由并非是意識形態(tài)和經(jīng)濟上的，人類文明的巨大差異以及沖突的主要來源將是文化上的。民族國家在世界事務中將依然是最有力量的因素，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fā)生在不同的民族間和不同文明的群體之間。

　　文明的沖突將主宰全球的政治。”在這篇文章中亨廷頓大膽地做出了這樣的預言: 他認為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將會產(chǎn)生大規(guī)模的激烈的文化沖突，而且這種激烈的文化沖突將會引發(fā)一場世界大戰(zhàn)。對于他的預言是否正確，我們暫時先不做評價，但是他卻把文化沖突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他還認為文化沖突的影響和后果是非常嚴重的，而且這個文化沖突問題確確實實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么文化沖突是怎樣產(chǎn)生的? 文化沖突是起源于以某種文化為中心的理論和一種文化對其他種文化的壓制。亨廷頓為什么會提出如此可怕的預言，這是因為亨廷頓就是從西方中心論出發(fā)進行思考的，而且他感受到了過去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逐漸衰落。的確，由于殖民制度的逐漸衰弱和崩潰，各民族的文化都逐步復興起來，都在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的本真，都在彰顯自己的文化特色。實際上，保存并發(fā)揚文化的多樣性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沒有差異就不會有發(fā)展。比如: 非洲音樂對當代通俗搖滾音樂的影響，中國建筑對歐洲建筑的影響等，都說明文化的差異會帶來發(fā)展。

　　然而，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fā)展并沒有從此就走上坦途，它正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威脅，其中最大的也是最為明顯的威脅就是一直存在于西方社會里的各種頑固的文化中心論。在比較文學領域內(nèi)，就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錯誤的導向和嚴重的危機，這是由于研究者們把比較文學要研究的“自我”和“他者”的關(guān)系對峙了起來，這樣就產(chǎn)生了文化中心主義。西方中心論更為突出，所謂西方中心主義是指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來理解他種文化的思想方式。

　　具體說有兩種形式: 一，是西方人對外擴張自身的文化，二，是其他民族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前者的表現(xiàn)方式是西方的比較文學學者們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場，以自己為核心來詮釋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學; 他們憑借著西方在經(jīng)濟上優(yōu)于其他國家的優(yōu)越地位，想當然地認為西方的文化也像西方的經(jīng)濟一樣是最優(yōu)越的，他們的文化有著最合理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應該將西方文化普及于全世界，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文化來替代其他民族的文化。

　　而后一種形式表現(xiàn)為，許多人因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丟棄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屬性，他們自覺地從西方人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本土文化，心甘情愿地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一味地諂媚討好西方文化同時唾棄自身的本土文化。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危害，一方面，它會使西方人盲目地妄自尊大，目中無人，唯我獨尊; 同時也使他們失去了認識和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精粹的機會，從而被“囚禁在自己的文化囚籠中而不自覺”。而另一方面，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視角下，其他民族也不再會擁有他們自己的形象，而都成了一種虛構(gòu)。西方中心主義使比較文學變成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用于自我張揚的工具，同時還成為了西方殖民主義的幫手。

　　眾所周知，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是誕生于歐洲的，所以由于眼界、學養(yǎng)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以歐洲為中心的理論論調(diào)，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曾經(jīng)在很長的時間里被比較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們限定在了印歐語系里，從而忽略了那些非西方文學的存在，以及東西文學文化交流的價值和互動的意義。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比較文學”而直接命名的專著，雖然他表達了比較文學研究將會使人類的社會生活逐漸擴展的無限憧憬，然而他卻明顯地將比較文學研究的重點放在了西方文學的內(nèi)部。在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中，出于實用的原因梵·第根將論述的焦點集中在了西方文學上，他對東方的世界沒有一點的考慮。

　　可是一直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的一些比較文學學者還抱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調(diào)不放，完全無視東西方文學文化的交流和互動的歷史事實，例如: 美國學者昆斯特在其一篇介紹亞洲文學的文章中便告誡其西方同仁，應該把比較文學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對現(xiàn)代亞洲文學的影響之上而非相反”，“坦率地說，亞洲文學對歐洲文學幾乎一向沒有任何影響。

　　如果有什么影響的話，那也只是對小作家而言……在大作家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這很明顯是歧視，在 18 世紀的歐洲就曾經(jīng)掀起過一股“中國熱”，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伏爾泰在接觸到清代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刪節(jié)并譯成法文的元雜劇《趙氏孤兒》以后，把它跟歐洲的同類劇作進行了比較，并根據(jù)《趙氏孤兒》的故事改編和創(chuàng)造了劇本《中國孤兒》，在法國公演后影響非常大; 隨后英國作家默非又重新改編了《中國孤兒》，在英國上演后也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這些都是對昆斯特的強有力的反駁，也為比較文學從歐洲文學內(nèi)部擴展到歐洲之外，并擺脫歐洲中心論，提供了歷史基礎。昆斯特輕視亞洲文學的表現(xiàn)正反映出了歐美比較文學學者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tài)，以及他們的認知盲點———忽視和抹殺了比較文學的跨文化互動研究的特性。另外，從韋勒克對所謂的“文學性”的研究實例也可以看出他所認為的“文學性”仍然是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想象共同體”內(nèi)部的文學性。

　　存在于西方比較文學界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對文學間的互動視而不見，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異質(zhì)文化忽略鄙視，使它偏離了最初的研究基礎，更沒有做到從跨文化的角度入手尋求文化互動和文學共性。

　　近十幾年來，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和東方國家在經(jīng)濟上的發(fā)展，并隨之帶來的文化上的崛起，以及后殖民主義的“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這些因素都大大推進了對西方中心進行解構(gòu)的嘗試，因此“文化相對主義”中原有的“西方中心論”的內(nèi)涵也發(fā)生了本質(zhì)上的變化。西方很多有著寬闊胸襟和戰(zhàn)略眼光的有識之士們也逐漸開始認識到了: 西方文化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自身的盡頭，這已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

　　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是難以克服自己的種種問題和不足的，如果需要反觀并改進自身的問題，它就需要借助外部的理論和實踐來完成，而“文化相對主義”帶來的包容并進的多元文化正好為它提供了這樣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因此，作為一個直接的結(jié)果，“文化相對主義”這個術(shù)語也就變得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它對以前固有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研究觀念也產(chǎn)生了極具意義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法]洛里埃. 比較文學史[M]. 傅東華，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32.

　　[2]曹順慶，王向遠. 比較文學系譜學[M].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法]杜赫德.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M]. 鄭德弟，朱靜，譯.鄭州: 河南大象出版社，2001.

　　[4][法]艾田伯. 比較文學之道: 艾田伯文論選集[M]. 胡玉龍，譯. 上海: 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

　　[5]佳亞特里·斯皮瓦克，生安鋒. 民族主義與想象[J]. 文藝研究. 2007，( 2) .

　　比較文學論文集精選篇2

　　論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

　　摘要：國際比較文學界一直將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視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fā)展的源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fā)展以及國際比較文學的“多元文化轉(zhuǎn)向”，“世界文學”再次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熱門議題。但在當下國際國內(nèi)的“世界文學”討論中，對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關(guān)系的認識存有模糊之處。本文認為，文本層面上的世界文學，既不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更不是其發(fā)展目標。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是從世界文學中凝練出富有普遍詩學意義的問題，建構(gòu)詩學意義上的世界文學，即“總體文學”。

　　關(guān)鍵詞：歌德;世界文學;比較文學;共同詩學

　　1980年代國際比較文學界對文學經(jīng)典的討論，逐漸引發(fā)了當下方興未艾的“世界文學”熱議。近二十年來，“世界文學”成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熱門議題，不僅有大量論文發(fā)表，也出版了多種著作。以大衛(wèi)・達姆羅什2003年出版的專著《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為先導，隨后陸續(xù)出現(xiàn)了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主編的“世界文學”專題討論文集《世界文學論爭》(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2004)，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英譯本，2004)，弗蘭科・莫萊蒂(Franco Moretfi)的《圖表、地圖、樹：文學史的抽象模式》(Graphs,Maps,Trees：AbstractModels for a LiteraryHistory，2005)以及達姆羅什的《怎樣閱讀世界文學》(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09)。“世界文學”還是近年來各種比較文學會議的主題，如2010年8月在上海舉辦的第五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會議主題是“走向世界文學階段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Toward a(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同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的第19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主題之一就是“比較的世界文學”(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

　　關(guān)于“世界文學”的討論仍在繼續(xù)。2011年4月將在溫哥華召開的美國比較文學年會，其主題是“世界文學/比較文學”(World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此次會議的征文啟事中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什么是世界文學?什么是比較文學?將這兩個概念進行對話，從中會有何受益?”

　　“世界文學”的討論也引起了中國比較學者的關(guān)注和極大興趣。中國比較學者參與對世界文學的討論，不僅是出于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比較文學未來發(fā)展方向的思考，也還有更為現(xiàn)實的考慮。1997年中國教育部對學科目錄進行調(diào)整，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劃歸為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隨后引起的爭論和教學上的困惑，延續(xù)至今。

　　在當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nèi)的世界文學討論中，存在一種對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關(guān)系的模糊認識。有的學者將世界文學等同于比較文學，還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最高發(fā)展階段。世界文學是否就是比較文學的目標?研究世界文學是否就是比較文學?這些問題，涉及到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的發(fā)展路向。從學理上厘清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不僅有助于比較文學汲取世界文學新發(fā)展的研究成果，推進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也有利于明確“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yè)研究生教學的任務和努力方向。

　　一、對“世界文學”概念的反思

　　1827年歌德在與艾克曼談話中提出“民族文學的意義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大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開始，每個人都應促進其發(fā)展進程。”21年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用這個術(shù)語來概括資產(chǎn)階級文學生產(chǎn)的世界性特征(cosmopolitan character)：

　　資產(chǎn)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ān)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zhì)的生產(chǎn)是如此，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歌德和馬克思的“世界文學”概念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的理論濫觴，而不斷為后世學者所引用、解讀、分析和闡發(fā)。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兩個概念在19世紀互為通用，即使今天，無論是世界文學學者還是比較文學學者，幾乎都把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作為各自領域的理論基礎。

　　比如，烏里奇・維因斯坦(Ulrich Weisstein)認為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極為有用”，“因為它強調(diào)了國際間的交往和繁復的相互關(guān)系。”弗朗索瓦，約斯特(Francois Jost)指出，歌德的概念是比較文學學科中“不可或缺的理論”。蓋爾‘芬尼(Gail Finney)則聲稱歌德世界文學的構(gòu)建“實質(zhì)上是發(fā)明了比較文學”(in essence inven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歌德和馬克思的“世界文學”含義究竟是什么?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究竟是什么關(guān)系?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是在什么意義上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甚至被視為一而二、二而一的二位一體的關(guān)系?正如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所說：“現(xiàn)在，世界文學依然像當年之于歌德一樣，具有同樣的地位：依然是個無限開放性的讓人反思和爭論的概念。”世界文學重新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熱門議題，我們也確有必要反思歌德和馬克思的“世界文學”概念。

　　歌德、馬克思從各民族間相互交往的增多，看到了民族文學間交流、互動所可能出現(xiàn)的一種文學前景，即“世界文學”。但這種“世界文學”的內(nèi)容和特質(zhì)是什么?無論是歌德還是馬克思，都沒有作出明確的闡述。況且，歌德和馬克思的世界文學概念也并不相同。

　　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強調(diào)的是超越民族文學的狹隘性，而提倡民族文學間的交流、參照、借鑒，在更廣闊的文學視野中發(fā)展民族文學。“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開始”，指的是民族文學之間的互動、互參。因此，他并不否認將來世界文學中民族文學特性的存在。而馬克思認為，物質(zhì)生產(chǎn)的世界性將促成精神產(chǎn)品的世界性，其所指的世界文學，是超越民族文學之上的一種新型文學形態(tài)。

　　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之于比較文學的意義，在于對民族文學狹隘性的超越，和對民族文學間交流、互動重要性的認識，由此打開了文學研究的世界眼光，為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較文學誕生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而成為比較文學萌生和發(fā)展的思想資源。

　　雖然“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關(guān)系密切，存在著親緣關(guān)系，但并非是

　　可以互換的、相等同的概念。早在1901年，恩斯特・艾爾斯特(Ernst El-ster)在其深具影響的《世界文學與文學比較》一文中就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學所指的，僅僅是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學興趣的擴大，是一種由更大范圍內(nèi)文學貿(mào)易所營造的氛圍。弗朗索瓦・約斯特(Francois Jost)也認為：“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并非等同的概念。

　　前者乃是后者的決定條件，它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資料，研究者則按評論和歷史原則將其分類。因此，比較文學可以說是有機的世界文學，它是對作為整體看待的文學現(xiàn)象的歷史性和評論性的清晰描述。弗蘭科・莫萊蒂則重申：歌德和馬克思提出的Weltliteratur概念，不是“比較”文學，而是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指向的是文學作品，比較文學是文學研究的一種范式，兩者并不屬于同一個范疇。即使是世界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也各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但比較文學確能從當下世界文學的討論中，獲得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方面的啟示。

　　二、世界文學議論的新進展之于比較文學的意義

　　雖然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一直被視為比較文學學科的理論源頭而不絕如縷地出現(xiàn)在比較文學史的書寫中，也不斷為后世學者所闡發(fā)，但并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界如此熱烈的話題。

　　“世界文學”何以又成為當下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熱點問題?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國際間的交流更為頻繁，網(wǎng)絡技術(shù)的日益發(fā)達和普及，為國際間的文學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條件。文學、文化交流的規(guī)模、頻率和深度，都遠甚于歌德、馬克思時代。歌德、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文學”出現(xiàn)的外部條件更為成熟，“世界文學”的愿景，由朦朧而逐漸清晰，似乎離我們已不再遙遠。

　　二是，20世紀下半葉，解構(gòu)主義、后殖民理論興起，解構(gòu)了歐美中心主義，比較文學的多元文化主義時代來臨。1993年伯恩海姆的報告，對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方向提出了兩條建議，其中之一，就是提倡比較文學應摒棄歐洲中心主義，而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將比較文學研究范圍擴大到東西方。歐美比較文學界開始關(guān)注歐洲之外的文學。

　　三是，1980年代后，比較文學在中國、印度、巴西等亞洲和拉美地區(qū)興起，并顯示出蓬勃生機。正如蘇珊・巴斯奈特所說：“正值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在西方面臨危機和衰微之際，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對超越殖民遺存必要性意識的增強，促使了比較文學卓有成效地發(fā)展。無論在中國、巴西、印度，還是在非洲很多國家，比較文學所使用的這種方法富有建設性意義。”

　　四是，當下的“世界文學”熱議，可以視為國際比較文學界1980年代開始的關(guān)于“經(jīng)典”討論的延續(xù)和深化。佛克馬等學者對文學經(jīng)典問題的討論，促使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對“世界文學”的進一步探討。

　　在新一輪的“世界文學”討論中，大衛(wèi)・達姆羅什和弗蘭科・莫萊蒂對世界文學新的界說，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達姆羅什提出了不少關(guān)于世界文學的新觀點，比如，“世界文學”是具體存在的，并沒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世界上不同地區(qū)有多種多樣的“世界文學”。

　　達姆羅什的核心觀點是：“世界文學不是一套規(guī)定的讓人不可捉摸的經(jīng)典，而是一種傳播和閱讀模式，既可適用單個作品，又可適用于文學整體，既存在于固有經(jīng)典的閱讀中，也存在于新發(fā)現(xiàn)的經(jīng)典閱讀中。”達姆羅什關(guān)于“世界文學”是文學流通和閱讀模式，是從翻譯中受益的文學，等等這些新觀點，具有較大的理論啟迪意義，為重新探討“世界文學”的內(nèi)涵以及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弗蘭科・莫萊蒂發(fā)表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2000年第1期上的《對世界文學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一文，從“世界文學不是研究對象，而是問題”的觀點出發(fā)，以歐洲之外小說的起源與發(fā)展為研究對象，提出了一套關(guān)于現(xiàn)代世界小說形態(tài)學的理論假設。在世界文學研究方法論上，尤其是世界文學如何能成為比較文學研究對象問題上，不僅提供了生動的研究個案，而且具有理論啟迪意義。

　　三、厘清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關(guān)系的意義

　　雖然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奠定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思想基礎，促使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但“世界文學”是否就是比較文學的目標?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還是其研究目標?世界文學是從什么意義上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比較文學的目標與世界文學在什么層面和意義上是一致的?

　　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tài)、多元的文學系統(tǒng)。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世界文學圖景和世界文學經(jīng)典譜系，因此有多種“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s)。

　　目前學術(shù)界對“世界文學”大致有以下的界定：1、各民族文學一般意義上的總和;2、各民族文學的杰作;3、經(jīng)過時間淘洗而為不同時代和民族讀者所接受和喜愛的世界文學杰作;4、超越民族界限，體現(xiàn)了世界文學意識和世界性視野，表達人類普遍文化精神的作品;5、世界文學是一種傳播和閱讀的模式。

　　我們談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首先要明確，我們談的是哪種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有的學者認為，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基本研究對象，而有的學者認為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目標，他們所談的，實際上是不同層面、不同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按以上對世界文學的劃分，前二種都不具有比較文學性質(zhì)。

　　第一種世界文學概念，將世界上存在過的所有文學作品都包括進去，看似全面，但既缺乏價值判斷也缺乏實際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文學研究意義。

　　第二種世界文學概念，只是從單個民族文學的角度遴選出的文學經(jīng)典集合，沒有跨越性，不屬于比較文學研究范疇。

　　第三種世界文學概念，雖然跨越了時空，但具有靜態(tài)性，關(guān)注的是作品本身的內(nèi)涵。

　　第四種世界文學概念，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新形態(tài)文學的假想。雖然已經(jīng)過了一個半世紀，并且現(xiàn)在的全球化程度比歌德、馬克思時代要深刻得多，但這種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文學樣式，依然還比較遙遠。第五種，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界定，突出了世界文學的跨民族、跨文化傳播性質(zhì)，拓展了世界文學研究的話語空間。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重新界定，涉及世界文學跨文化傳播以及文學經(jīng)典的動態(tài)建構(gòu)問題。

　　文學經(jīng)典庫(canonical repertoire)或者說文學經(jīng)典譜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處于動態(tài)演變過程中。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國家)會因國際國內(nèi)政治、意識形態(tài)、文學觀念、讀者接受視野等多種因素，而建構(gòu)不同的文學經(jīng)典譜系。達姆羅什重新界定的世界文學概念，也許更切合當代的比較文學觀念。

　　比較文學是世界文學研究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比較文學的跨越性性質(zhì)，要求研究者具有世界文學的視野和世界文學意識，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上探討民族文學之間的關(guān)系或相似的文學現(xiàn)象及其背后的詩學問題。因此，文本層面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既不是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目標，也不是其研究對象。探討世界文學之間的文學性關(guān)系，或某些共同、類

　　似的文學現(xiàn)象，而得出具有普遍詩學價值的結(jié)論，才應是比較文學的任務。從這個意義上才能說，比較文學目標是世界文學――詩學意義上的世界文學。

　　四、比較文學的目標與詩學意義上的“世界文學”

　　盡管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出現(xiàn)了文化研究泛化和泛學科化的趨勢，但大多數(shù)比較學者依然堅持，文學還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本體和核心。比較文學研究范圍的泛化，雖與理論熱、人文學科領域的“文化轉(zhuǎn)向”有關(guān)，但是，文學范圍內(nèi)的比較文學研究成果不盡如人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比較文學研究，無論是平行研究、影響研究還是跨學科研究，三十多年來，發(fā)表和出版的論文、論著很多，但達到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目標、具有文學理論價值意義的成果，還比較稀少。即使已取得的部分優(yōu)秀成果，也缺乏文學理論意義上的總結(jié)，致使比較學者對這門學科的前景常懷焦慮。

　　中國比較文學界一方面不贊同比較文學無限擴大其研究范圍，走向文化研究或泛學科研究，堅持比較文學的“文學性”，但另一方面，又對文學范圍內(nèi)的比較研究如何深化感到迷惘。其關(guān)鍵原因，就是比較文學實踐中詩學問題意識的模糊與缺失。

　　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家艾田伯(Rene Etiemble)指出：“比較文學必然走向比較詩學。”錢鍾書先生也指出，“比較文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幫助我們認識總體文學乃至人類文化的基本規(guī)律。”應該重申比較文學研究的“共同詩學”(common poetics)的追求。

　　共同詩學不僅是比較文學研究應追求的目標，也保證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研究前提上的學術(shù)價值，防止比較文學淪為膚淺、牽強的“文學比較”，從而提升比較文學研究的詩學品格;而從世界文學研究層面進行共同詩學議題，也將使比較文學研究進一步接近總體文學的目標。

　　世界文學研究，如果僅僅是見樹不見林式地研究單個外國作品，依然不具有比較文學性質(zhì)，而必須找到其中內(nèi)在的詩學問題，才屬于比較文學研究。正如弗蘭科・莫萊蒂所認為的：“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個問題，一個需要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這種問題意識，為世界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更有可能將世界文學研究上升到比較文學研究。

　　“世界文學是個問題。”是什么問題?莫萊蒂沒有作明確的說明。但從他以歐洲之外小說的起源與發(fā)展為研究對象，而提出的一套關(guān)于現(xiàn)代世界小說形態(tài)學的理論假設來看，其所說的問題，就是隱含在世界文學現(xiàn)象中的共同詩學問題。

　　關(guān)于世界文學的共同詩學問題，捷克著名比較文學學者迪奧尼茲・杜里申在《文學間過程理論》中曾作過比較深入的探討。杜里申把比較文學作為文學間過程理論，而這個理論的主要概念就是“文學性間性”(interfiterariness)。高利克對此概念曾作過如下解說：

　　杜里申將“文學性”簡括為所有文學的“基本品質(zhì)”(basic and essential quality)，包含了由各種不同文學構(gòu)成的框架內(nèi)所有文學關(guān)系及其強度、規(guī)模和制約方式。一旦這種關(guān)系的強度、變異性、相互關(guān)系或契合性超出了國別文學的范圍，那么，“文學性”就自動轉(zhuǎn)化為“文學性間性”。因此，文學性間性就是跨國別、跨種族語境中文學的基本品質(zhì)和本體決定性。這種決定性及其框架涵括了所有可能的關(guān)系、契合性、國別文學、各種各樣超種族、超國別的文學，以及文學性間性的最高形式――世界文學。

　　“文學性間性”從本體論和認識論角度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普遍性概念。“從理論上說，文學性間性的最高品質(zhì)，可能就存在于世界文學概念中。從文學發(fā)展史和進化的角度來理解文學間的進程，世界文學就是文學性間性的最高體現(xiàn)。”在杜里申看來，世界文學的內(nèi)涵即文學性間性。高利克認為，“文學性間性”理論“不僅應為文學和文化理論家，而更應為比較文學理論家所關(guān)注”。

　　比較文學促進了民族文學、文化之間的了解和溝通，有助于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新文學樣式的出現(xiàn)。這是比較文學的作用，但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本體內(nèi)容和最終目標。按歌德的設想，即使出現(xiàn)了他所說的“世界文學”，也并不意味著文學民族性的消除。比較文學是跨越性的文學研究，只要民族特性和文化差異存在，比較文學就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

　　如果說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目標的話，那也不是文本形態(tài)上的世界文學。比較文學從世界文學范圍內(nèi)，研究民族文學關(guān)系發(fā)生的動因和詩學意義，研究同一文學主題在不同文學中的表現(xiàn)形式，從而得出某種文學理論意義上的結(jié)論，那我們就可以說比較文學的目標是在建構(gòu)一種世界文學――詩學意義上的世界文學，亦即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所說的“總體文學”(general literature)。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文學才是比較文學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