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以關注階級分析及社會革命理論為特征，并借此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產(chǎn)生了世界范圍的歷史影響。然而，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意義的評估還不能局限于此，對于其階級斗爭及革命理論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歷史框架。通常認為，20世紀70年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興起以及隨后新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是基于對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以及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的反思。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確需要反思近一百年來人類出現(xiàn)的各種極權主義因素，包括對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出現(xiàn)的極權主義的深刻反思，但這并不意味著把現(xiàn)代極權主義歸之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意見領域的哲學思考，政治哲學從來就不應該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沒有必要美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而需要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特別是對當代政治哲學復興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及其當代性有一個基本的估計。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興起一開始是回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義及大眾思潮的意義上來定位馬克思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打發(fā)”方式給人一種強烈印象，即挑戰(zhàn)全部歐洲思想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念并不屬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經(jīng)歷了結構調整及變革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已被選擇掉了，好像歷史經(jīng)過馬克思主義的一番“折騰”，又回到了既有的軌道——這正是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的主要基調。但即使這樣假定，也不意味著自由主義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為在自由主義的對面，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勁敵——新保守主義。當代自由主義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于對新保守主義的批判。事實上，在最近二十年來與保守主義的較量中，自由主義已逐漸失去了話語優(yōu)勢。

　　新自由主義所關注的差異原則，即經(jīng)濟與分配正義問題，仍然需要納入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框架內進行討論。經(jīng)濟與分配正義問題的出現(xiàn)，顯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體性問題，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問題。第一，新自由主義總是把國家對經(jīng)濟活動的干預當作前提性條件，實際上，這種干預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觀控制，是資本擴張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義問題。如前所述，國家干預或國家資本主義的確立，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回應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動變革，新自由主義乃是這一變革的產(chǎn)物。而且，新自由主義更為現(xiàn)實地應對了現(xiàn)代性社會結構及其問題的復雜性。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仍然要求質疑國家干預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國家干預看來是建立在更大范圍的世界市場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標之上的，因此，所謂分配正義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在體制外解決的。自由主義把一個既定的和人為的政治體系看成是其立論的本質性前提，顯然忽視了“體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這一外部力量明確自身的政治使命與要求，它解決正義問題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動搖了，而它所謂價值多樣化的主張則更為直觀地顯示其招牌性。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勢力的動搖，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義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正是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戰(zhàn)略需要。新保守主義實質上是強權哲學。

　　新保守主義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臘柏拉圖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體的古典傳統(tǒng)，而其理想的實踐樣式則是古羅馬帝國。當下時代的美國之所以重視新保守主義，與其對古羅馬帝國的推崇有著直接關系。其實，保守主義復興的文化背景，是主張拒絕和反抗現(xiàn)代性的各種文化思潮。施特勞斯強烈的反現(xiàn)代性立場，源于他早年現(xiàn)象學的訓練，包括受海德格爾的強烈影響，以及在思想傳承上受尼采之反現(xiàn)代主義的深刻影響。他高度認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學觀。在他看來，近代啟蒙運動提出的古今之爭，核心并不是進步/落后，而是好/壞，本質上是道德問題，并且古典的道德觀并沒有在現(xiàn)代政治體系中得到基本貫徹。他關于現(xiàn)代性三個分期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整個現(xiàn)代性的推進過程，正是道德從社會政治體系中被離棄，乃至清除倫理學的過程。在他看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現(xiàn)代性，主題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觀(進步邏輯);盧梭、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現(xiàn)代性，主題是非道德的歷史觀念(歷史邏輯);而尼采與海德格爾的第三期現(xiàn)代性則是通過強化個體主義從而排斥倫理學對政治生活的介入(歷史主義)。這里包含著對近代以來政治哲學弱化的歷史反思，因而與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之興起相關。但施特勞斯所批評的恰恰就是在現(xiàn)代性過程中美德觀念逐漸淡出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施特勞斯對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批判，同時也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為第二期現(xiàn)代性的終結者，馬克思同時也代表了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一維。自由主義必然包含著“追求完美社會”的形而上學追求，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實踐則是這樣一種形而上追求的實踐形式，而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則是表達這種實踐訴求的極端形式。

　　施特勞斯徹底的反現(xiàn)代性立場(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不過是施特勞斯反現(xiàn)代性立場的一個副產(chǎn)品)是十分顯眼的，而且看來比尼采與海德格爾走得更遠。在施特勞斯看來，與馬基雅維利等前輩一樣，尼采與海德格爾同樣也是現(xiàn)代性的“共謀者”，都是在延續(xù)自啟蒙時代以來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誠”。在施特勞斯的現(xiàn)代性分期批判中，馬克思是第二個分期的最后一人，馬克思意味著歷史邏輯與歷史觀念的終結，意味著自盧梭以來尤其是在康德黑格爾那里強化的世界歷史邏輯的終結。海德格爾曾把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學的一種，這一通常只在知識論視域被考慮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問題，正是通過施特勞斯顯示出其歷史與政治哲學背景，從而透出了其真實的謎底。而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基本誤解，恰恰也是在這一層面上發(fā)生的。

　　新保守主義顯然是要徹底地告別自由主義。施特勞斯所說的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主義乃至于人文主義，由此也就把馬克思主義看成了自由主義之一種。這種想法并非沒有道理，后來麥金泰爾就把馬克思主義(早年馬克思)看成是個人主義的辯護形式，并把馬克思后來對實證方法的強調看成是他無法面對正義問題的一個證據(jù)。問題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論域不僅超出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而且與二者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完全可以倒過來提問：即使在當代社會現(xiàn)實中，是否有理由將經(jīng)濟與政治問題區(qū)分開來?一旦將政治問題還原為道德問題，是否能夠真正解決現(xiàn)代社會的公正問題?當施特勞斯將解決問題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臘傳統(tǒng)時，可以斷定，在他看來，基于現(xiàn)實本身已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在這一意義上，新保守主義的確給人們提供了一副逃避現(xiàn)實的迷幻劑，然而，它實際的文化目標乃是保護美國的既得利益與強權地位。施特勞斯對古典傳統(tǒng)的強調，是要賦予古典時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樣反對古希臘哲學家關于人是理性動物的判斷，轉而推崇盧梭與霍布斯關于“意志決定人性”的觀點。在施特勞斯看來，霍布斯對理性人的反叛，是主權國家理論的基石。“與理性主義的決裂，是主權這個概念的決定性前提，也是用‘權利’取代‘法’，用權利訴求的優(yōu)先地位取代責任義務的優(yōu)先地位的決定性前提。”我們知道，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延續(xù)，并且取得了一種近代式的普遍主義效應，但是，在這一邏輯中，主權是服從于理性的，而施特勞斯強調的則是國家意志。用國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這實際上為美國擺脫歐洲理性主義的政治鏈系并獲得自身的主權地位提供了論證。

　　新保守主義主張的強權哲學，雖然一直在謀求國家哲學的地位，但一直沒有取得突破。“9·11”事件為新保守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口實和機會。按照新保守主義者比爾·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發(fā)生后，布什政府“發(fā)瘋似地要尋找一種新的對外政策，而我們老早就準備好了這一政策的原始教義”。另一位新保守主義者默拉齊克也承認：“如果沒有‘9·11’，我們永遠不會獲得今天這樣大的影響力。”實際上，如果一定要考慮其實踐后果的話，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張，在哲學水準、政治效能以及倫理學后果等層面，恰恰與它所反對的恐怖主義哲學同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學術界對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與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所強調的語境，恰恰是一種原始的和沖突型的政治關系狀態(tài)。這樣一種狀態(tài)，在以協(xié)調為主題的現(xiàn)代社會通常被忽略了，但經(jīng)常也會有脫離常規(guī)的情形，這種情況就是施米特與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市場。“在國家穩(wěn)定性和國家權力的權威遭到危機時，在法律制度和主權者關系曖昧、法治和人治發(fā)生沖突時，在國家對社會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動搖時，施米特的‘例外狀態(tài)’、‘主權者’、‘決斷’、‘敵我區(qū)分’等概念就時不時受到某些政治勢力的青睞，在思想界也往往會引起一些有關的爭論。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國家一社會關系以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不同時期中會反復出現(xiàn)不同形式的國家一社會緊張關系，人們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討論這些問題，但是，如果他們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這些問題時，就一定會感覺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國學術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勞斯熱，一方面反映出人們對美國政治哲學思潮的敏感與追逐——在這種政治觀念認同的背后，的確存在著來自于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與施特勞斯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對分析和解釋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問題本身也提供了一種特有的視角，很多人也就此認定當下中國本身就適合于實踐施米特一施特勞斯主義。但這顯然忽視了捧熱施米特一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新保守主義的帝國主義本質。如果依據(jù)政治哲學本身的政治意向來考察政治哲學，人們或許就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許多誘人的主張了。

　　馬克思政治哲學有兩個基本向度：一是由階級分析理論支撐起來的政治解放。在這一維度上，馬克思強調基于經(jīng)濟政治關系展開對人的社會關系的區(qū)分，包括個體、群際、區(qū)域、民族以及國家的區(qū)分。對馬克思而言，階級區(qū)分的立場指向是弱勢主體。并且，對于弱勢主體的權力訴求，馬克思不是訴諸道德倫理，而是強調奠定在經(jīng)濟關系之上的階級解放以及一個新的公正社會結構的建立。在此，決定馬克思政治哲學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爭論不休的善與權利誰優(yōu)先的問題，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夠獲得一種公正底限的社會關系及政治結構，這才是正義問題的實質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類解放。從形式上看，政治哲學在整個馬克思哲學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從內容上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又是服從于整個人類解放的哲學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類解放才是目的，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是服從于其總體的哲學人類學的(在馬克思哲學中，政治哲學不可能是所謂“第一哲學”)。這也提示出馬克思政治哲學基本的歷史哲學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實踐觀與唯物史觀之上的基本的現(xiàn)代性及歷史進步觀念。

　　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現(xiàn)代性十分重要，這是馬克思與新保守主義的根本區(qū)別。馬克思明確表述的歷史進步思想，在施特勞斯的理論中是作為典型的“進步邏輯”與“歷史邏輯”而加以批判的。在強化自身的保守主義思想方面，施特勞斯的確惡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乱蛞罁?jù)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思想，提出被剝奪者應當起來抗爭，顛覆社會結構，并且建立一種“普遍且均質的國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而在施特勞斯看來，這正是現(xiàn)代性的極致類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類型。對柯耶夫思想的反諷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勞斯自身政治理論的“絕對正確”。實際上，借對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勞斯同時也否定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及其歷史成果(從這里人們看到了20世紀福山之所謂“歷史終結論”的歷史脈絡)。但這不僅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簡單化了，也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簡單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而言，階級分析理論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類解放論的具體化，而人類解放將始終是一個歷史過程，它本身不可能終結。就這一意義而言，關鍵在于是否對歷史以及現(xiàn)代性社會持有一種基本的信念與信任。

　　施特勞斯全盤否定現(xiàn)代性是基于他對現(xiàn)代性的根本診斷：現(xiàn)代性的病根就是虛無主義。在他看來，現(xiàn)代性從進步觀到歷史觀再到歷史主義的演進，最終必然導致極端的歷史主義與虛無主義。海德格爾曾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及世界歷史時代理論“將虛無主義推向了極限”;施特勞斯則認為，人的世界對神的世界的徹底取代必然導致“極端的虛無主義”(radical nihilism)。施特勞斯的這一批評顯然是針對馬克思以及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問題在于，施特勞斯徹底的反現(xiàn)代性立場本身不就是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嗎?歷史的起點是過去，其目標則是未來，這是通過對現(xiàn)在的肯定達到的，因此，啟蒙理性的基本立場需要得到確證。如果直接否定現(xiàn)在，而把歷史的全部基礎確定為過去，這樣一種復古主義只能意味著理性的失敗;如果一個時代都接受了復古主義，則是這一時代的失敗。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唯物史觀所蘊涵的視域，其實超出了這一仍處于過渡性并呈現(xiàn)出各種疲態(tài)與病態(tài)的現(xiàn)時代。

　　由此，根本性的問題呈現(xiàn)出來了。新保守主義所謂的“古今之爭”的確重要，但出路并不在于全盤復古，更不是朝向古希臘并且只允許某些民族朝向古希臘傳統(tǒng)，而在于促進古典傳統(tǒng)、包括古典政治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這不僅是西方，也是全人類各民族共同面臨的歷史課題。自由主義倡導的個人自由固然重要，并且始終是社會發(fā)展的形而上維度，但如果不能確立一種公共性，不能從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導向所有人的自由發(fā)展，那么，這種自由主義仍然是有待克服和完成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也需要結合這一時代發(fā)生的重大變化，發(fā)揮其傳統(tǒng)優(yōu)勢，總結并反思自身的歷史經(jīng)驗及教訓，積極展開與當代政治哲學的對話，汲取其合理的理論成果，開掘和拓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性。而且，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的中國化從而完成中國政治傳統(tǒng)的當代轉化，本身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面臨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