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大學英語讀寫教程第二冊課后題

　　UNIT1 TEXT A

　　我的父親溫斯頓·丘吉爾是在40幾歲開始迷戀上繪畫的，當時他正身處逆境。1915年，作為海軍大臣，他深深地卷入了達達尼爾海峽的一場戰(zhàn)役。原本那次戰(zhàn)役是能夠縮短一場血腥的世界大戰(zhàn)的，但它卻失敗了，人員傷亡慘重，為此丘吉爾作為公務員和個人都付出了代價：他被免去了海軍部的職務，失去了顯赫的政治地位。

　　“我本以為他會因憂傷而死的。”他的妻子克萊門泰因說。被這一不幸壓垮的他同家人一起退隱到薩里郡的一個鄉(xiāng)間居處---耘鋤農場。在那兒，正如丘吉爾日后所回憶的，“繪畫女神拯救了我!”

　　一天他正在花園里漫步，正巧碰上他的弟妹在用水彩畫素描。他觀看了她幾分鐘，然后借過她的畫筆，試了一下身手----于是繆斯女神施展了她的魔法。自那天以后，溫斯頓便愛上了繪畫。

　　任何能讓沉浸在憂思中的溫斯頓分心的事情都讓克萊門泰因高興。于是，她趕緊去買來她所能找到的各種顏料和畫具。水彩顏料、油畫顏料、紙張、帆布畫布---很快耘鋤農場里便堆滿了一個繪畫者可能想要或需要的各樣東西。

　　畫油畫最終成了溫斯頓的一大愛好---但是最初幾步卻出奇地艱難。他凝視著他的第一塊空白畫布，異乎尋常地緊張。他日后回憶道：“我遲疑不決地選了一管藍色顏料，然后小心翼翼地在雪白的底子上的畫上蠶豆般大小的一筆。就在這時，我聽到車道上傳來一輛汽車的聲音，于是驚恐地丟下我的畫筆。當我看清是誰從汽車里走出來時，更是驚慌失措。來者正是住在附近的著名畫家約翰·萊佛利爵士的妻子。

　　“‘在畫畫呢!’她大聲說道。‘多么有趣?？赡氵€在等什么呢? 把畫筆給我---大的那支。’她猛地用筆蘸起顏料，還沒等我緩過神來，她已經(jīng)揮筆潑墨在驚恐不已的畫布上畫下了有力的幾道藍色。誰都看得出畫布無法回擊。我不再遲疑。我抓起那支最大的畫筆，迅猛異常地向我可憐的犧牲品撲了過去。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曾害怕過畫布。”

　　后來教丘吉爾畫畫的萊佛利曾經(jīng)說起過他這位不同尋常的學生的藝術才能：“如果他當初選擇的是繪畫而不是政治，他定會成為一位駕馭畫筆的大師。”

　　在繪畫中，丘吉爾發(fā)現(xiàn)了一個將陪他走過大半人生的伴侶。1921年，他的母親去世，兩個月后，他又失去了他和克萊門泰因的3歲愛女瑪麗戈爾德。那時，繪畫是他的慰藉。悲痛欲絕的溫斯頓住到了蘇格蘭朋友們的家中---并在他的繪畫中尋得安慰。他寫信給克萊門泰因：“我外出畫了一條在午后陽光下的美麗的河流，背景是紅色和金黃色的山巒。愛憐的思緒油然而生……啊，我一直感受到失去瑪麗戈爾德的痛楚。”

　　生命、愛和希望慢慢地復蘇了。1922年9月，克萊門泰因和溫斯頓的另一個孩子出生了：那就是我。同年，溫斯頓買下了查特威爾，這是他將在以后40年里畫出其所有不同風貌的他所鐘愛的家。

　　20世紀20年代中期，我父親在倫敦舉行的一次享有盛名的業(yè)余畫展中贏得了一等獎，當時他一定頗為得意。參賽作品不署名，所以一些評委堅持認為溫斯頓的畫---有關查特威爾的第一批畫作中的一幅---是一位專業(yè)畫家而不是一位業(yè)余畫家的作品，所以應該取消其參賽資格。但最后，他們同意信賴那位藝術家的誠實，而在得知那幅畫為丘吉爾所作時他們都很高興。

　　史學家們一直把1929年溫斯頓再次被免職后的10年稱為他無所作為的十年。也許政治上那些年(他)的確毫無作為，因為他一個人大聲疾呼，想要喚醒英國人認識到來自希特勒的威脅，然而響應者寥寥無幾。但在藝術上，那些年卻碩果累累：現(xiàn)存的500多幅丘吉爾的油畫中，約有一半作于1930年至1939年之間。

　　繪畫始終是丘吉爾的一種樂趣，直到他生命的結束。“畫家是幸福的，”他在他的《作為一種消遣的繪畫》一書中寫道，“因為他們不會孤獨。光線與色彩，寧靜與希望，將終日伴隨著他們。”對我的父親來說也是這樣。

　　UNIT2 TEXT A

　　富克斯·巴特菲爾德

　　當鄭金枝的父親用積蓄的錢為她買了一張票，讓她乘上一條將帶她離開越南的漁船時，她才9歲。對這個家庭來說，將金枝送上小船，置身于陌生人中間，是一種令人心碎、代價昂貴的犧牲。他們只愿她最終能到達美國，在那兒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對小女孩來說，這是一次充滿危險的艱苦旅程。 在小船到達安全之地以前很久，食物和水的貯備已經(jīng)用完。當金枝最終到達美國后，她又不得不同一連3個收養(yǎng)家庭相處。但是當她1998年從圣地亞哥的帕特里克·亨利中學畢業(yè)時，她取得了全優(yōu)的成績以及這個國家最享盛名的幾所大學提供的獎學金。

　　“我必須取得好成績，”這個現(xiàn)為康奈爾大學二年級學生的19歲姑娘說，“這樣我才對得起在越南的父母。”

　　金枝是一群聰明伶俐、積極進取的美籍亞裔中的一員，他們正突然潮水般地涌入我們最好的大學。雖然美籍亞裔只占全國人口的2.4%，但他們在哈佛的本科生中卻占了17.1%， 在麻省理工學院占了18%，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占了27.3%。

　　為什么美籍亞裔的成績這樣優(yōu)秀呢? 他們是否像一些陳舊的看法所暗示的那樣是些埋頭用功的學生? 他們是否有更高的智商? 或者在我們一向珍視，但也許已經(jīng)丟失的價值觀----如敬業(yè)、家庭和教育等方面，我們是否可以向他們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呢?

　　并非所有的亞裔人都學得一樣好;比如，沒受過什么教育的柬埔寨難民的孩子就常常需要特殊的幫助。許多美籍亞裔人不喜歡被稱為“模范的少數(shù)民族”，他們感到這是美國白人的逆向歧視----雖與1965年以前排斥大多數(shù)亞洲移民進入美國的法律截然不同，但仍是一種偏見。

　　亞裔年輕人的成績已經(jīng)引發(fā)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也許最令人不安的結果來自于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哈羅德·W·斯蒂文森進行的研究。他將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7000多名幼兒園、一年級、三年級和五年級的學生同他們在北京、臺北和仙臺的同級伙伴作了比較。在一組數(shù)學測試中，美國學生在所有的年級層次上都考得最差。

　　斯蒂文森沒有發(fā)現(xiàn)智商上的差別。 但是如果成績上的差異在幼兒園就開始顯現(xiàn)，那就表明事情出在家庭中，甚至是在孩子們上學之前。

　　正是在這一點上，各研究者的不同研究趨于了一致：亞洲的父母在激發(fā)孩子的學習動力方面做得更好。“決定的因素是亞洲孩子學習努力。”斯蒂文森說。

　　接下來，真正要弄清的問題是，亞洲父母是如何將這種學習動力灌輸給他們的后代的。 斯蒂文森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答案。當被問及他們認為他們的孩子為什么學得好時，大多數(shù)亞洲父母說是“用功”。而美國父母則說是“天賦”。

　　“依我看，”斯蒂文森說，“對于我們都能通過艱苦努力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觀念我們已經(jīng)不再相信。相反，美國人現(xiàn)在認為有的孩子具備成功所必需的素質，而有的孩子則不具備。于是我們開始把班級分為‘快班’和‘慢班’，而中國人和日本人則認為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同一課程中成功。”

　　這種對于勤奮的信念是促成亞洲學生成績突出的三大要素中的第一個。它來源于亞洲人共同的儒教傳統(tǒng)，即公元前5世紀那位中國圣人的哲學思想，他的教義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夫子的主要教義之一是，人們通過努力能夠完善自我。

　　儒教也為亞洲人的成功提供了另一個要素。在孔夫子的哲學中，家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這種定向引導人們?yōu)榧彝サ臉s譽而學習工作，而不僅僅是為了他們自己。一個人永遠無法報答他的父母，而且在亞洲人中間還有一種責任感、乃至負罪感，這是一種如同新教哲學在西方一樣的強大力量。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存在于亞洲父母及其子女的這種關系中。 在我住在中國、日本和越南的15年間，我注意到同大多數(shù)美國父母相比，亞洲父母同他們的嬰兒建立了一種更為親密的身體聯(lián)系。比如，當我讓幼小的女兒在地板上爬時，我的中國朋友們會大驚失色，沖過去把她抱起來。我們認為這種無時不在的關心已經(jīng)過時、甚至是不健康的，但是對于亞洲人來說，它卻十分有效。

　　我們能從亞洲人那兒學到點什么嗎?“我還沒有天真到認為亞洲的每樣東西都能被移植過來。”斯蒂文森說。但是，他卻提出了3條建議。

　　“首先，”他說，“我們需要為我們的孩子們確立更高的目標。我們不會指望他們不經(jīng)過刻苦訓練就能成為職業(yè)運動員。”

　　第二，他宣稱，美國父母需要更加關心子女的教育。“在孩子表現(xiàn)不好時表示理解是不夠的。” 斯蒂文森發(fā)現(xiàn)，亞洲父母比美國父母花費更多的時間幫助孩子做作業(yè)或者寫信給孩子的老師。

　　第三，我們的學?？梢杂煤唵味行У姆绞郊右灾亟M，斯蒂文森說。近90%的中國年輕人說他們確實喜歡學校， 60%的年輕人迫不及待地盼著學校假期結束。同美國年輕人所表示的態(tài)度相比，這種態(tài)度要積極得多。原因之一也許是中國和日本的學生一般在每節(jié)課后都有一段休息時間，這有助于他們放松并增加注意力集中的持續(xù)時間。

　　“我并不認為亞洲人更聰明。”伯克利的一位美籍亞裔學生李·唐說，“在我的化學班里，有一些很聰明的美國人。但是亞洲學生更刻苦。我在美國人身上看到很多被浪費的潛能。”

　　UNIT3 TEXT A

　　西方和日本公司的合資企業(yè)經(jīng)常會發(fā)生沖突----許多無關緊要的瑣事會擴大為情緒激動的交戰(zhàn)， 各方不停地叫嚷：“他們是怎么了!?他們能不能理解……?!” 但是因為沖突主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所以沒有一方能夠理解----除非他們有一名“文化翻譯”。

　　我遇到的第一位文化翻譯是一位設備安裝工程師，名叫喬治，他在一家我擔任國際業(yè)務部主任的美國公司里工作。 這家公司剛同一家日本商社開辦了一家合資企業(yè)，美方管理部門需要有人在它的獨特技術方面培訓日本雇員。喬治對設備及其安裝和使用的透徹了解使他成為最能勝任這項工作的雇員，所以當喬治接受了暫時調往日本的一份兩年期合同時，大家都很高興。

　　從一開始，喬治就被所有的日本雇員欣然接受。日方經(jīng)理通常不信任任何被派去代表美方業(yè)主的人，但喬治生性隨和，沒有人把他看作是對自己職業(yè)的一種威脅。所以他們喜歡就廣泛的各類問題征求他的意見，包括大洋彼岸他們的合作伙伴的古怪行為。公司上下的工程師們都珍視喬治的專業(yè)知識和他友好而技能熟練的幫助，他們已養(yǎng)成了一有問題----任何問題，就找他幫忙的習慣。辦公室里的秘書們都熱衷于幫助這個討人喜歡的單身漢學習日語。

　　誰也沒有料到那么快公司就成了一家贏利、興旺、日益壯大的企業(yè)。喬治的第一份兩年期合同到期了。這時，他已經(jīng)能講很好的日語，并養(yǎng)成了一些日本人的習慣。他整天喝綠茶，頓頓吃米飯，甚至學會了正確地坐榻榻米。所以，當公司向喬治提出在日本的第二份兩年期合同的建議時，他立即就接受了。之后又有第三份合同，喬治與日本文化的情緣在繼續(xù)著。

　　但是當喬治在這個國家的第6個年頭即將結束時，一個未曾料到的困難變得顯而易見了：日本工程師對迅速更新的技術的了解已經(jīng)超過了喬治。他沒有什么剩下的東西可以教他們了。

　　難道這就是可憐的喬治的結局嗎? 他對于這家他曾經(jīng)如此忠誠地服務過的、現(xiàn)已成熟的合資企業(yè)，就再也沒有什么可以貢獻的了嗎? 他只得離開他已開始愛上的這個國家嗎? 不! 面對著要離開日本的威脅，喬治心有不甘，于是將自己重新塑造成了一名“文化翻譯”。

　　一天，這家合資企業(yè)的日方總裁----又一次----被來自美方管理層的一份電文激怒了，喬治就是在那一天產生了做一名“文化翻譯”這一想法的。像通常碰到類似的情況時一樣，日方總裁沖進喬治的辦公室，怒氣沖沖地將那份電文扔到了他面前。喬治也同往常一樣，讀了電文，然后心平氣和地解釋了美國人這樣說的真正意思，而不是在日本文化背景下聽上去的那種意思。

　　對大家來說都很幸運的是，合資企業(yè)的日方和美方都已經(jīng)聽說過足夠多的有關文化沖突的駭人故事，他們能夠認識到喬治的技能的價值，所以當他為自己提出這個新的職位時，這個想法很快便被采納了。在這幾年中，這一決定的英明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證明。

　　有時我們需要比熟練的英語遠為重要的東西。當日方會計師不得不解釋花在874份十二月假日禮物上的46,534美元時，就是這么一種情況?；蛘弋斎辗饺耸陆?jīng)理不得不說明即使公司不再需要一個化學師的專業(yè)知識仍要繼續(xù)聘用他的理由時也是如此。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人人都求助于喬治。

　　他用各種辦法讓他們的電文使美國人聽上去至少有一部分道理。當有些事連喬治也無法“譯”成美國式的含義時，他會寫道：“這聽上去很荒.唐，但你們無論如何也應該同意。”

　　反之亦然。當美方經(jīng)理們訪問日本時，喬治便處處陪著我們，以確保我們不會做出或說出任何在日本人看來十分愚蠢的事或話來。 一旦我們做了蠢事，說了蠢話，他馬上就來解救：“他們真正的意思是……”多虧喬治有辦法在小沖突激化、情緒化、造成巨大損失之前就將其化解，公司從未出現(xiàn)過成堆的麻煩。

　　自把那家公司交到能干的喬治手中以來， 我已經(jīng)在國際業(yè)務方面為許多公司出謀劃策。我的第一條建議總是相同的：不要擔心語言問題------你首先需要的是一名文化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