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字君卿，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長安。他的青少年時期正值開元、天寶的繁榮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則可稱得上是詩書簪纓之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生平簡介（一）

　　杜佑(735—812)，字君卿，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長安。他的青少年時期正值開元、天寶的繁榮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則可稱得上是詩書簪纓之家。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杜”，指得正是杜佑這一脈杜氏。

　　杜佑的父親杜希望，從地方上一個七品小官做起，直到隴右節(jié)度使，在任幾年，邊境安，倉廩足。后因事遭貶至西河太守，在任也是政績斐然，當?shù)赜小抖殴z愛碑》歌頌其事。

　　杜佑不到20歲時，即以父蔭入仕，在濟南擔任參軍一職。天寶之亂后，他又到吳越地方當剡縣縣丞。他在剡縣大概待了七八年之久，縣丞一職職微事繁，且較為主要的職責(zé)在于治訟，這段經(jīng)歷使他積累了許多經(jīng)驗，擁有了斷事干練的能力。后來他去探望父親的好友，潤州刺史韋元甫時，對一樁不好處理的冤案發(fā)表意見，很得要領(lǐng)，由此得到元甫賞識，做了司法參軍。后來韋元甫官至浙西觀察使、淮南節(jié)度使，杜佑一直深得其信任，在幕府中任職，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

　　再有當改革派勢力較重，幾位政見不同的宰相紛紛辭退時，杜佑卻堅持上朝當政。他在當時對政治發(fā)展局勢的穩(wěn)定起過一定作用。在憲宗時，對經(jīng)濟政策、貨幣政策的調(diào)整也做過許多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元和七年，杜佑在再三懇請后，被準許退休。但僅僅五個月后，即因病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贈太傅，謚安簡——“安和不爭曰安，寬容平和曰安”，“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理典不殺曰簡”。

　　學(xué)術(shù)思想及《通典》簡介（二）

　　一、史學(xué)思想

　　唐代中期，社會由盛轉(zhuǎn)衰，因此研究史學(xué)者多以致用為要，杜佑也不例外。其史學(xué)思想在于為現(xiàn)實服務(wù)，探討治國之道。

　　此外，杜佑認為，“現(xiàn)在”來自于“過去”，古人有適合古人的生活方式，今人有適合今人的生活方式，今人無法恢復(fù)到古人的生活中去。因此，厚古薄今實為不智，制度貴在適時從宜，這種進化式的史學(xué)思想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杜佑對“天命”說也較不看重，在他眼中，所謂天命固然存在，但國家政治與社會發(fā)展的興衰治亂，人事的作用超過天時。制度安排的“勢”促進人事，人事因素影響社會，因此，重人事，重制度也就成為他著述的一大特點。

　　二、政治思想

　　杜佑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對政府的制度建設(shè)問題上，略有點。其一，中央集權(quán)優(yōu)于分權(quán)封建，更有利于國家富強，長治久安，而分權(quán)封建制則容易令國家迅速滅亡。其二，治國的目的在于富民，富民即能夠富國，國富則能夠民安，“富”與“安”相輔相成。其三，強調(diào)禮樂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禮規(guī)范了社會道德和準則。治政的中心在于禮樂的健全。治國應(yīng)該禮制為主，而禮制教化還需有刑法輔助，“禮”為本，“法”為標。其四，國家必須重視選舉用人，因此要重視選舉制度，以實干為要，去除浮華不實的風(fēng)氣，也需要重視對人才的培養(yǎng)教育。

　　三、經(jīng)濟思想

　　在杜佑的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是較為濃厚的。他以農(nóng)業(yè)為本，強調(diào)經(jīng)濟發(fā)展，“教化之本，在平足衣食。”“農(nóng)者，有國之本也”。其經(jīng)濟思想略有四點，其一，反對土地兼并和買賣，主張恢復(fù)均田制，以阻止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形勢。其二，控制足夠的納稅人口。惟有如此，政府才能擁有足夠的資金，也才能維持政治穩(wěn)定。其三，薄賦稅，輕徭役，避免橫征暴斂令民不堪，民怨載道，則人心已去。其四，重視貨幣，認為國家必須對貨幣經(jīng)濟進行干預(yù)和管理，重視貨幣的功用，貨幣單位必須單一、統(tǒng)一，從而讓社會經(jīng)濟正常運行。

　　四、《通典》簡介

　　《通典》共200卷，近150萬字，全書由“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等共九個門類組成。所覆蓋時間上至遠古，下至唐德宗貞元年間，幾乎每一事項都有精心的材料選擇考察和觀點。對歷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變作了詳細的敘述，反映了杜佑進步的史學(xué)觀點。

　　此書開典制體通史著作之先河，“把典章制度的發(fā)展衍變以及人們對有關(guān)典章制度在實際貫徹中之得失利弊的評論、分析，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的重要方面看待，從而進一步開拓了歷史認識和歷史撰述的領(lǐng)域，從理論上奠定了典制體史書發(fā)展的基礎(chǔ)。而典制體史書的發(fā)展，從全局上改變了史學(xué)發(fā)展中編年、紀傳‘角力爭先’的格局，對推動中國古代史學(xué)的發(fā)展有重大意義”(梁啟超)

　　此外，《通典》一書還具備巨大的史料價值，對歷史研究者來說，《通典》本身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集。

　　史料記載及著述摘錄（三）

　　“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shù)。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yīng)變，即非所長。性嗜學(xué)，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shù)為己任。”

　　“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zhì)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wù)?，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shè)有疑誤，亦能質(zhì)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

　　——《舊唐書•列傳第九十七》

　　“佑清明廉直，溫毅宏重。易簡之道，本于健順，忠智之謀，發(fā)為事業(yè)。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實為己知。始自掾吏，累為命介。盈庭闕辦，積歲遺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

　　——權(quán)德輿《杜公淮南遺愛碑》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后，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爛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王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計者即自污耳。”

　　——劉禹錫《劉賓客嘉話錄》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設(shè)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shù)，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jīng)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逾僣興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quán)宜，權(quán)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粵，不亦難乎!

　　——《通典•卷一》

　　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wù)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通典•卷十三》

　　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杰、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師還，并無久鎮(zhèn)。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將，務(wù)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tǒng)西方二師，安祿山統(tǒng)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zhàn)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天寶以后，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馀人，其馀可知。雖在行閒，僅無白身者。關(guān)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馀郡，河北三十馀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tǒng)。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庭勢弱又如彼，奸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nèi)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秦漢之后，以重斂為國富，卒眾為兵強，拓境為業(yè)大，遠貢為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群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范。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qū)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fēng)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