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歷史進程的不斷演變,幾代人在數十年的風雨坎坷中終于發(fā)掘出了近現代考古學,并且其在我國得到了長遠的發(fā)展。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歷史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到你。

　　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歷史

　　中國作為世界上文明發(fā)達較早的國家之一 ，很早就有學者注意進行古代遺跡的考察和古代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學術系統(tǒng)的金石學，產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為發(fā)達，形成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以田野調查發(fā)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較遲。

　　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和30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的探險家、考察隊，潛入中國邊疆地區(qū)活動。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fā)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調查發(fā)掘遍及全國各個地區(qū)，逐步建立起中國考古學的體系。

　　早期的中國考古學

　　公元前4世紀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們已經朦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價值，甚至在當時東周京都洛陽建起了一個類似今日博物館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紀的宋代，我國金石學研究頗為發(fā)達，有志者開始編纂專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編纂的《考古圖》，既繪有器形圖，還記錄了每器的尺寸、名聞和出土地點。它比起1842年丹麥青年考古學家沃爾索(worssae)所著的《丹麥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書足足早了11個世紀。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1123)、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不勝枚舉。清代一來，分門別類的著作如雨后春筍，除繼北宋以來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錢幣、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中國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館最早、 出版古物研究專著最早、萌發(fā)考古思想最早的國家。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考古學，至多只能說為近代考古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考古學的傳入

　　19世紀末，歐洲的考古學已經日漸興盛。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講到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并將中國古史傳說與此比附。

　　1898年安陽小屯村再次發(fā)現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發(fā)現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洞，這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項驚人發(fā)現，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fā)掘。

　　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選為中方團長，黃文弼代表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參加該團去新疆進行考古工作。

　　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和初步發(fā)展

　　1928年10月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進行調查試掘，準備大規(guī)模地展開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志。1929年，李濟作為當時中國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fā)掘經驗的學者，被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分別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術機構。

　　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工作的活動

　　抗日戰(zhàn)爭期間，遷往內地的學術機關在困難的條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進行田野工作，也有比較重要的收獲。例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發(fā)掘史前和南詔時期的幾處遺址;后又分別與中國營造學社、四川省立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先后發(fā)掘四川彭山的漢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兩次在河西走廊等地進行考古調查。1944年，夏鼐在甘肅寧定縣陽洼灣發(fā)掘齊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發(fā)現齊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層證據，糾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上的錯誤論斷。在此以前，尹達曾于1937年根據器物形制的分析對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內容和齊家文化年代問題提出過質疑。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頓狀態(tài)。在東北和華北解放區(qū)，民主政府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對吉林西團山石棺和邯鄲附近的漢墓作過清理發(fā)掘，又曾收集景縣封氏墓群出士的文物。在國民黨統(tǒng)治地區(qū)，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肅、青海進行過史前遺址的調查。

　　從1928～1948年，經過20年的發(fā)展，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經初具規(guī)模。盡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的史前遺址，其他地區(qū)和歷史時期的工作開展較少，存在較多的年代缺環(huán)和地區(qū)空白，未能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但是，終歸開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適合中國特點的田野工作方法，積累了一批通過正規(guī)發(fā)掘獲得的科學資料，出版了《西陰村史前遺存》(李濟，1927)、《周口店洞穴層采掘記》(裴文中，1934)、《城子崖》(梁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蘇秉琦，1948)、《羅布淖爾考古記》(黃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陽發(fā)掘報告》和《中國考古學報》等刊物。尹達在延安期間，還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考古資料，撰寫了《中國原始社會》一書(1943)。這段時間，有些學者對甲骨、金文、簡牘、墓志等銘刻資料進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時所著《卜辭通纂》(1933)、《殷契粹編》(1937)、《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1934)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935)等書，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2)，對甲骨學研究也有較大推進。

　　田野考古工作的擴大和發(fā)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黃河、長江流域的部分省級文物單位，對史前時期的半坡遺址、北首嶺遺址、廟底溝遺址、大汶口墓地、屈家?guī)X遺址、北陰陽營遺址，商周時期的二里頭遺址、鄭州商代遺址、豐鎬遺址、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以及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和其他重要遺址，分別進行規(guī)模較大的發(fā)掘。但大面積揭露的遺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發(fā)展不平衡。近年來，幾乎每個省都曾選擇保存較好的史前遺址進行重點發(fā)掘。黃河流域所作重點發(fā)掘仍然較多，近年揭露面積一兩千平方米以上的遺址不下10余處，其中姜寨遺址和大地灣遺址已發(fā)掘一兩萬平方米，分別發(fā)現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遺址和陶寺遺址則發(fā)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灣墓地多達1500座 。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qū) ，也有多處遺址發(fā)掘，面積在數百平方米以上，關廟山遺址、河姆渡遺址、草鞋山遺址和石峽遺址曾發(fā)掘一兩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邊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帶，也都發(fā)掘過史前遺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遺址就揭露了數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間大面積發(fā)掘和勘察的重要遺址還有：登封王城崗城堡、淮陽平糧臺城堡、二里頭宮殿遺址、偃師尸鄉(xiāng)溝商城、黃陂盤龍城遺址、周原遺址、紀南城遺址、曲阜魯城遺址、鳳翔秦國宗廟遺址、居延烽燧遺址，以及漢唐兩京的某些遺址。還發(fā)掘許多結構復雜、埋葬豐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隨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以及范圍很大的秦兵馬俑坑等。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工作規(guī)模之大，都是過去所無法比擬的。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達到較高的科學水平。50年代初期，在輝縣琉璃閣的發(fā)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剝出一座完整的車馬坑，曾被西方考古學家譽為考古發(fā)掘方法的新進步。多年來，中國的細致考古發(fā)掘，一直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廣泛好評?？脊殴ぷ髡哌M行原始聚落遺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發(fā)掘，力求比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況，復原當時社會生活的全貌。進行古代城址的勘察，著重了解它們的整體規(guī)劃，先確定城垣范圍和城門位置，再以城門為基點探尋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遺跡。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則充分利用文獻資料提供的線索，根據地面現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等遺跡，結合以重點鉆探、發(fā)掘，也能較好地復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許多大型墓葬的過程中，妥善地處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絲織品、帛書、帛畫，使之較好地保存下來;對于散亂的玉衣、鎧甲、簡牘，在清理過程中，特別注意各個零件的位置和相互關系，仔細觀察和做好記錄，以復原它們的整體?？脊虐l(fā)掘還擴大到古代的礦場、鑄銅和冶煉作坊、燒制磚瓦和陶瓷器的窯址，以及造船工場、沉船、橋梁等。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的田野考古已經真正成為科學化的學術研究工作。

5.2016超星考古發(fā)現與探索考試

6.半坡博物館導游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