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指的是資本主義時期的歷史。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萌芽、基本定型的歷史。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世界近代史的相關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世界近代史的相關論文篇一

　　《探討世界近代史的體系問題》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現實的需要，應構建一個與現有體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體系。錢乘旦提出的“現代化體系”具有很多優(yōu)長之處。但是在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時，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體性、內容與主題的聯(lián)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在其內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應有明確的時間概念和重大歷史事件作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結束的標志。

　　關鍵詞：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化體系

　　世界近代史的體系問題，是國內史學界，特別是世界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者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樣的思路來編寫世界近代史，或者說以什么作為世界近代史的主題、主線或中心思想，并按這個中心思想將近代時期的世界歷史系統(tǒng)地、有機地組合起來。到目前為止，國內已先后出版了多種《世界近代史》。這些著作大多作為高校教材使用，內容大同小異，由于主導思想和史實編排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認為是不同的體系。

　　就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種。一是楊生茂等主編、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該書是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組成部分。這部著作按照社會形態(tài)(社會制度)來確定近代時期，即近代是人類歷史的資本主義時代，起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止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二是劉祚昌等主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該書是崔連仲、劉明翰等主編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組成部分。這部著作也是將世界近代史確定為資本主義的歷史，起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下限原來定為1917年十月革命，后來改為1900年。三是劉祚昌、王覺非主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編。

　　該書是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組成部分。這部著作雖說是按照縱向發(fā)展和橫向發(fā)展的觀點來編寫世界近代史，但仍將世界近代史與資本主義相聯(lián)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將世界近代史的起點定在1500年，終點則定在1900年。綜合起來看，第一種與第二種起點相同，終點不同;第二種和第三種終點相同，起點則不同。三種體系的共同點是將世界近代史與資本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種體系強調世界歷史是在近代時期(即資本主義時期)由分散而發(fā)展成為整體的。

　　以上三種世界近代史體系，從上個世紀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來說，這三種體系無疑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對于這三種世界近代史體系，我們不擬詳加評論，但是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本文提出與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體系新看法。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現實的需要，有必要構建一個新的世界近代史學科體系。而在這個方面，我國著名學者錢乘旦提出了一個設想，可以稱之為“現代化體系”。錢乘旦在《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一文中認為，自世界進入近代以來，幾乎一切事件、一切變化都圍繞著現代化這個主題。因此，他主張“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錢乘旦根據現代化這個主題或主線，將世界近現代史劃分為五個階段。他所劃分的第一個階段到第四個階段(從離現在約六七百年的中世紀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也就是世界歷史的近代時期。雖然這個體系目前只是一種設想，還沒有出版按照這個體系編寫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現代史)，但是這個新體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創(chuàng)見。從總的方面來說，我們贊同錢乘旦的意見，認為世界近現代史的確是世界各國走向和實現現代化過程，可以將現代化作為世界近現代史的主題、主線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現代化體系”涉及的諸多方面的問題，我們還想談點補充意見。

　　我們認為，世界近現代史是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近代和現代。第一個時期的歷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個時期的歷史是世界現代史。在我們看來，所謂近代，就是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第一個時期。

　　現代化過程的第一個時期(世界近代史)開始于工業(yè)革命。這是因為，工業(yè)革命使人類開始進入工業(yè)社會(或工業(yè)經濟時代)。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工業(yè)革命，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轉折，是劃分農業(yè)經濟時代和工業(yè)經濟時代的一個界標。我們認為，世界近代史是工業(yè)經濟時代的世界歷史，或者說是工業(yè)社會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因此，我們主張以工業(yè)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起點。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工業(yè)革命，其下限是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945年)。這是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的第一個時期。但是，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因此現代化道路呈現出多樣性?，F代化不僅沒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進行的。因此，在近代時期(即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第一個時期)，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現代化(俄國的現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lián)實現的)，亞非拉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雖然(以另一種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可是它們在近代時期并沒有實現現代化，以致其現代化任務還要留到現代時期(即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第二個時期)去完成。

　　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第二個時期(即錢乘旦所提出的新體系的第五個階段)是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工業(yè)社會發(fā)展到20世紀40年代，第三次技術革命興起。第三次技術革命使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人類開始走向知識經濟時代，進入信息社會。雖然亞非拉國家尚未實現現代化(個別國家例外)，就整個世界范圍來說，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并沒有結束，因此也可以將信息社會(知識經濟時代)看成是工業(yè)社會(工業(yè)經濟時代)的繼續(xù)、發(fā)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紀40年代以后世界發(fā)生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已經使世界歷史具有了不同于現代化第一個時期(近代時期)的特點和規(guī)律，因此，我們將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第二個時期的歷史，稱之為世界現代史。 　　為什么贊同“以現代化為主題”?我們認為，“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具有很多優(yōu)長之處：

　　首先，從指導思想來說，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而這個觀點正是構建世界近代史新體系的理論根據。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人類社會歷史主要是社會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fā)展的歷史。社會生產方式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筑。生產力的發(fā)展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從而引起社會生產方式的演進。因此，從古至今，才會出現不同社會形態(tài)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歷史發(fā)展過程，也就是社會生產方式演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的主題或主線，就是現代化。

　　其次，這個主題抓住了世界近代時期歷史發(fā)展的核心和實質。從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整個過程來看，經歷了農業(yè)經濟時代、工業(yè)經濟時代，直到今天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也可以看成是工業(yè)經濟時代的繼續(xù)、發(fā)展和延伸(有學者稱之為“后現代”、“后工業(yè)”社會)。從古至今的歷史，也就是從傳統(tǒng)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人類進入現代社會，開始于近代時期，如果將世界近現代史視為一個整體的話，那么，近代時期的歷史則是它的上部。因此，將現代化作為世界近代史的主題或主線，正是體現了世界近代時期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實質，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問題之所在。

　　在這里，我們想對老一輩世界史學者提出的“從分散到整體”的觀點談點看法?！皬姆稚⒌秸w”的觀點把世界歷史形成為整體看成是“縱向發(fā)展”和“橫向發(fā)展”相互交叉發(fā)展的結果。這一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觀點，在我國世界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歷史發(fā)展事實表明，世界的確是從分散走向整體的，世界近代史的新體系也必須包含“縱向發(fā)展”和“橫向發(fā)展”的內容。但是，我們認為，“從分散到整體”的觀點，如果從字面上來看，容易使人感到這個提法只是著眼于世界歷史發(fā)展的表面現象，而沒有反映出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內在實質。“從分散到整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正如提出這一觀點的吳于廑先生所說過的：“物質生活資料生產的發(fā)展，是決定歷史縱向和橫向發(fā)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歷史的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歷史發(fā)展過程之中。”(《總序》)因此，世界近代歷史發(fā)展的實質，應該是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也就是現代化。

　　再次，“以現代化為主題”的新體系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影響。新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在建立過程中曾受到“蘇聯(lián)體系”的影響。包括世界史在內的蘇聯(lián)歷史著作強調階級斗爭，把歷史寫成了階級斗爭史。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的史學無不突出歷史上的階級斗爭?！耙噪A級斗爭為綱”的影響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著多方面的表現。例如，對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過去就曾表述為它是“資本主義產生、發(fā)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后來編寫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則將“走向衰亡”去掉了。這表明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史學工作者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擺脫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束縛，而今天“以現代化為主題”的提法，則可以說是完全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再如，過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強調革命斗爭，對改革則頗多微詞，甚至斥之日“改良主義”而進行批判。其實，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產力，都是為了實現現代化，只不過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樣都應該受到重視。在世界近代時期，英國、美國、法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走上現代化道路，德國、俄國通過改革走上了現代化道路，日本通過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在中國近代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孫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為了中國實現現代化?？梢?，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就不會單純強調革命而忽視或者貶低改革的作用。

　　復次，新體系有助于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本來，歷史發(fā)展過程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某些歷史著作往往不能實事求是地敘述和解釋歷史發(fā)展過程。就世界近代史來說，西方資產階級歷史學者總是把歐洲資本主義勢力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奪說成是“白種人的負擔”，把自己打扮成歷史的主角，從而形成史學中的“歐洲中心論”。“歐洲中心論”漠視東方各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這當然是錯誤的，理應予以擯棄。但是，重視東方各國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沒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東方中心論”。應當承認，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東方各國，到近代時期的確是落后了。正是認識不到這種落后，近代東方各國人民雖然進行了英勇的反抗斗爭，但其結果大多歸于失敗或者造成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的某種曲折。因此，無論是“歐洲中心論”，或者是“東方中心論”，都不符合世界近代歷史發(fā)展的真實情況。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tǒng)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雙重使命”，以及在造成東方國家的“社會革命”(指自然經濟的崩潰)時西方資本主義“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的觀點，雖然并不是直接論述世界近代時期的現代化問題，但是卻為我們正確認識世界近代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西方和東方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因此，圍繞著“現代化”這個主題或主線來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就能夠防止片面性，避免產生“歐洲中心論”或者“東方中心論”，按照歷史發(fā)展的本來面貌敘述世界近代時期的歷史。

　　最后，以現代化為主題的新體系具有涵蓋寬廣的優(yōu)點。世界近代史有著十分豐富而生動的內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會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內容很少，使讀者感到歷史著作非常單調和枯燥，以致閱讀興趣不大。盡管有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并且作了一些改進，但是似乎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并在這一體系框架下編寫出的世界近代史，我們相信將是一部內容充實、觀點新穎、文字生動、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原因就在于現代化這個主題。我們認為，所謂“現代化”，實質上是一個經濟概念，或者說首先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指的是人類歷史由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向現代的工業(yè)社會的轉變，即從舊的生產方式向新的生產方式的轉變。

　　“現代化”首先體現于經濟領域，即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它的核心是工業(yè)化。由于工業(yè)化(或工業(yè)現代化)的完成，就為現代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于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必然要隨之而發(fā)生變化。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的發(fā)展，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思想觀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適應現代社會而發(fā)生改變，或者說它們本身也都需要實現現代化。因此，現代化涉及世界近代歷史的全部內容。正如錢乘旦所說的：“事實上，近代以來，世界上幾乎一切事關全局的大事或體現著大方向的進展都以現代化為中心，而不論這些進展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社會生活的?！庇纱丝梢?，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既有著學術上的深度，同時也具有內容上的廣度。按照這個新體系來進行編寫，肯定能夠將一部豐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

　　構建世界近代史的新體系，是一個重大課題。作為一個體系，它不僅是本門學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構建世界近代史新體系的時候，需要進行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們在思索這個課題的過程中，聯(lián)系已有的多種世界近代史體系，避免可能產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視為“原則”或“規(guī)則”)。至于這些要求是否合適和恰當，謹提出和同行學者商討，并望共勉。

　　我們認為，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時，需要考慮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應注意世界通史的整體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即近代時期的世界歷史。作為世界通史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應該從世界通史的整體結構來考慮。也就是說，必須考慮到它在整個世界通史中所處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聯(lián)世界現代史;它的起點即世界古代史的終點，它的終點即世界現代史的起點。因此，在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的時候，就不能孤立地只著眼于近代，同時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現代。正是出于對這種整體性的考慮，我們將從古至今的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劃分為三個時代。也就是說，將世界通史劃分為三個部分：世界古代史是農業(yè)經濟時代(或者稱為農業(yè)社會)的歷史;世界近代史是工業(yè)經濟時代(或者稱為工業(yè)社會)的歷史;世界現代史是知識經濟時代(或者稱為信息社會)的歷史。這種劃分，不僅反映出人類歷史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發(fā)展為現代工業(yè)社會的過程，而且也體現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題，并說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現代化第一個時期的世界歷史。

　　其次，應注意內容與主題的聯(lián)系性。世界近代史雖然不是地區(qū)史和國別史的拼湊，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國的歷史，因此其內容是十分紛繁復雜的。不過，無論多么紛繁復雜，無論是縱向或橫向的敘述，無論是經濟發(fā)展、政治變革、科技進步、教育興盛等等，都應該圍繞著世界近代史的主題或主線。也就是說，作為一個體系，必須考慮到歷史發(fā)展的內在聯(lián)系;如果沒有這種內在聯(lián)系，那就只能看到歷史知識的堆集和羅列了。那么，怎樣才能使歷史發(fā)展(無論縱向或橫向)具有內在聯(lián)系呢?這就關系到主題或主線。世界近代史的主題或主線的作用，就在于圍繞著它，就能使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具有內在聯(lián)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個體系、一個整體。用主題或主線將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歷史知識)聯(lián)系起來，這種做法好有一比：“以線穿珠不見線?！本褪钦f，諸多的歷史事件(歷史知識)好象一顆一顆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線將它們串聯(lián)起來，才會形成一個整體(體系)。當然，在敘述諸多歷史事件(歷史知識)的時候，這個主題或主線并非顯露于外，而是隱藏于內的，這不正表明了它們之間具有的內在聯(lián)系嗎?!

　　再次，應考慮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在其內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現代史是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過程。近代是這個現代化過程的第一個時期，現代是這個現代化過程的第二個時期。因此，世界近代史與世界現代史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我們把世界近代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來構建它的體系的時候，不僅需要考慮它在內容上與主題或主線的內在聯(lián)系，而且在解釋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時候，還需要考慮到它同世界現代史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在內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種一致性。之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現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在這方面存在著不一致之處。我們看到，當前國內有代表性的兩種世界通史著作，一種是崔連仲等主編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種是吳于廑等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兩種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將世界近代史與資本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稱“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資本主義上升發(fā)展的歷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編則稱“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資本主義在西方上升、發(fā)展、向全世界擴張并由之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和反響的歷史”。而關于世界現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現代卷表述得比較含糊，沒有明確地說什么是世界現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現代史編則籠統(tǒng)地說“世界現代史大體上相當于20世紀的歷史”。顯然，對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現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連續(xù)性。這種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們看不到世界近代史與世界現代史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

　　最后，應有明確的時間概念和重大歷史事件作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結束的標志。世界近代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應該有一個時間范圍;作為世界通史的組成部分或一個時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時期之內如何具體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卻是構建體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時間斷限也是構建體系的一個要素。這個時間斷限，應當同重大歷史事件結合起來，作為起始和結束的明顯標志，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關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編定在1500年(“地理大發(fā)現”在此前后)。關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這兩種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視為已在支配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標志”。這個“巨大變化”，指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在這時(1900年)最終形成了。作為帝國主義最終形成的標志性事件，的確發(fā)生在1900年前后，即：1898年的美西戰(zhàn)爭，1899—1902年的英布戰(zhàn)爭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雖然我們對這兩種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關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體時間有著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這兩種斷限都有明確的時間概念和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標志，因此應該說，這是符合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的要求的。

　　綜上所述，我們對現有世界近代史體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贊同“現代化體系”的設想。但是，構建世界近代史體系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還需要史學工作者下大力氣才能完成，我們就此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和討論。

　　第一，現有的幾種世界近代史體系(包括定義、分期、斷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諸說并存。這些體系，代表了眾多學者對世界近代歷史的各種觀點，都有他們的依據和理由。這些不同的學術見解，很難說誰對誰錯。我們雖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現有體系的否定。同其他學術見解一樣，對世界近代史體系的主張也不一定要強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相互尊重對方的意見，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諸說并存的基礎上，開展各抒己見的學術討論。在討論中充分闡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學者提出，為了構建新的世界史體系，現在應該從“百花齊放”的狀態(tài)進入“百家爭鳴”的階段，并在成熟的條件下實現相對而言的“大一統(tǒng)”。這個意見很好。希望對世界近代史的體系(包括定義、分期、斷限等)問題展開討論，通過討論達成基本共識。

　　第三，目前，我國高校歷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還有各高校教師自己編撰的教材。教材雖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時期的歷史事實卻是客觀存在的，不可改變的。因此，關于世界近代史體系的學術討論，并不會對高校歷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學工作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作為高等學校歷史院系的學生，應該對有關世界近代史體系的不同學術觀點有所了解。因此，我們建議，無論使用哪一種世界近代史教材，都應該將其他體系的不同觀點加以簡要介紹，從而啟發(fā)學生的思考，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學生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這種做法，不僅有助于師生互動和提高教學質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動世界近代史體系的討論。

　　第四，積極啟動按照新體系編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體系的著作已有多種?！耙袁F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代史新體系的主張雖然提出來了，但是還沒有按照這個主題編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來，從新體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還有一段路程要走。我們建議，高校歷史院系和科研機構應組織人力對新體系及其框架的設想繼續(xù)進行探討，使“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的世界近代史新體系日臻完善。然后，結合具體史實，編撰成書。我們盼望著新體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問世。

　　參考文獻

　　[1]錢乘旦.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J].世界歷史，2003，(3).

　　世界近代史的相關論文篇二

　　《淺析近代史的世界歷史觀》

　　摘要：進入近代以后，人們原有的歷史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動，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學人從傳統(tǒng)史學的內在理路出發(fā)，重新挖掘出國別體以記載外史，表現出通過歷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強烈渴望，甲午戰(zhàn)后，面對明治日本諸種并存的“世界歷史”觀念，晚清學人呈現出復雜而矛盾的心態(tài)。蔣廷黻是 中國 近代史 研究 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認為近代史就是歐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只有接受歐洲 文化，才有出路，這是近代史的鐵律。柯文等美國學者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則是對傳統(tǒng)的沖擊回應論的挑戰(zhàn)，為近代史研究開創(chuàng)了新思路。

　　關鍵詞：世界歷史觀;晚清學人;西方中心模式

　　華夏中心觀作為一種文化世界觀，一種植根于中國悠久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觀念，鴉片戰(zhàn)爭后面對著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觀，當時的學人的思想如何轉變，后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家又是怎樣看待西方與中國的呢?

　　一、身臨其境的當事人們的世界歷史觀

　　鴉片戰(zhàn)爭是被中外學者公認的 影響 中國歷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是一件劃 時代的大事。也有學者認為鴉片戰(zhàn)爭對于中國社會 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它也不會一刀切地把中國社會劃成兩段：傳統(tǒng)與近代。但是鴉片戰(zhàn)爭對于當時的學人思想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給當時的學人造成的一個共同的影響就是：震動與吃驚，都認為這是千年未有之變局。歐美的世界概念開始內化為中國人自身的概念，從而引發(fā)了正統(tǒng)史觀的重要基石“天下觀”的解體。所以學人們開始將視野擴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為代表。他們以封建時代的國別史代替一統(tǒng)時期附著于正史的“四裔傳”，盡可能詳盡記載諸多國家的地理、風俗、歷史等情況，同傳統(tǒng)的史學觀念和體例相比已經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尚未擺脫傳統(tǒng)的天下觀念，仍以中土自居，視五洲之國為海國。

　　甲午戰(zhàn)敗后，知識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開始注重世界歷史書籍的譯介和傳播。隨著留學日本學生不斷增多，特別是康梁等維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閱讀日本轉譯或編著的史學著作。西方的世界歷史觀念進入晚清學人的視野，并成為其著作中明確討論的內容 。而在這方面他們也深受日本歷世界史觀的影響。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編纂形式上采用“歐洲中心論”，他們認為：1、世界史不是國別史的匯集，而是人類整體的歷史;2、 目前 的最高文明即為西洋文明，在一定階段內代表著人類 發(fā)展 的潮流和趨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目前的世界史著作應以西洋史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對的，并非固定不變的，較高文明的出現始于各地區(qū)、民族之間的碰撞與交流，隨著東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風潮之中，與固有文明相融合，未來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東方為中心。至19世紀90年代，明治維新已經取得重大進步，有些日本史學家遂渴望擺脫西方世界史中沒有日本地位的狀況。他們通過東洋史的構建，開始反對“以西洋史為世界史”的敘述方式，世界歷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單線進步，而是西洋文化、東洋文化長時期內的各自獨立成長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強調將西洋史、東洋史并行列入世界歷史。在上述世界歷史觀念、東洋史學悄然興盛時，梁啟超將傳統(tǒng)的春秋三世說認為“東西合編的世界史”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學人從傳統(tǒng)史學的內在理路出發(fā)，重新挖掘出國別體以記載外史，表現出通過歷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強烈渴望，但是并未產生將中國歷史納人人類整體發(fā)展史的意識。甲午戰(zhàn)后，面對明治日本諸種并存的“世界歷史”觀念，晚清學人呈現出復雜而矛盾的心態(tài)，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進步論、階段論，又質疑“以西方史為世界史”的西方編纂方式;既承認在東西方文明、中日之間的競爭中暫時落后，又在“東洋史學”中尋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又不深究東洋史學中的同樣意味。

　　二、 現代 史學家們的歷史觀

　　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學科興起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學者的影響，同時又強烈地影響到后來西方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他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和撰寫的《中國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學術界的注目。

　　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是中國少數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于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可參考的分析框架與通史體系。蔣廷黻多次談到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他認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國近代史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外交史為主體;(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歐化史，中國近代史就是中華民族近代化的歷史，也即是中華民族接受歐洲近代文化的歷史。這兩點是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所持的兩個基本觀點，也是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兩個基本前提和預設。他認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xiāng)觀念而 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蔣廷黻還認為近代史就是歐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只有接受歐洲文化，才有出路，這是近代史的鐵律。由此出發(fā)，蔣廷黻就從接受歐洲文化是否自覺，歐化的程度是否徹底來評價中國的近代史。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觀念，政治 哲學 都是中國近代化的阻礙，近代的中國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強運動的領袖們雖然在接受歐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所以他們仍然不能救國救民族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文化的失敗，我們批評他們，就是批評我們的文化。

　　就如沈渭濱先生所言：如果對我們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顧，就會驚訝地發(fā)現，我們正在致力于蔣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復蔣廷黻早在60年前建構的話語，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國漢學界的近代史 研究

　　可以說，對國內近代史學界而言，80年代以來的外部 影響 莫過于美國了。戰(zhàn)后美國對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費正清與列文森等人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循環(huán)往復，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tǒng)框架，只有經過19世紀中葉西方沖擊之后才發(fā)生劇變，向近代社會演變。但美國史學經過1964—部分對美國與西方文明的精神價值發(fā)生了根本動搖，對西方近代 歷史 發(fā)展 的整個道路與方向產生了懷疑，從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以西方為出發(fā)點之模式提出挑戰(zhàn)，倡導以中國為出發(fā)點，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與形態(tài)結構，并力主進行多學科協(xié)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國發(fā)現歷史一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對美國的漢學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這本書中對三種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進行了批判：

　　第一種模式是沖擊一回應模式，這種認為在19 世紀中國歷史發(fā)展占主導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線索是西方入侵解釋這段歷史可采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這一公式，從而夸大了西方沖擊的歷史作用?？挛恼J為沖擊回應取向對晚清歷史雖然可以說明某些 問題 。但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沖擊回應論談到西方沖擊是人們往往忽視近代西方本身就帶有撲朔迷離，自相矛盾的性質?？挛倪€認為史家容易墮入的陷阱是在討論“中國回應時往往過分抽象化。中國在地理上橫跨整個大陸，在種族、 語言和地區(qū)上變異甚多，極為復雜。所以柯文認為”中國回應這個詞最多只是一個代表錯綜復雜的歷史情境的簡化符號而已。

　　第二種模式是傳統(tǒng)一近代模式，認為中國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滯不前，只能在傳統(tǒng)模式中循環(huán)往復或產生微小的變化只有等待西方猛擊一掌，然后才能沿著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向近代社會前進?？挛恼J為這種模式的問題之一是這種兩分法迫使我們對現實只能嚴格地按兩極來劃分，排除任何中間的可能。第二個問題是假設在一定的社會中，花費在成對兩極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變的，因此社會能量向一極流動，就要求相應減少向他極流動的能量。第三個問題是傳統(tǒng)近代模式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

　　第三種模式是帝國主義模式，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各種變化的主要動因，是中國百年來社會崩潰、民族災難無法前進的動因?？挛恼J為把帝國主義作為是打開中國百年來全部歷史的總鑰匙，確實是一種神話。

　　于是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國中心觀”，包括四個特點：“(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qū)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qū)域性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學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 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 分析 結合起來。”

　　當代學者都認為，認識不是主動的給予，而是積極的參與和加工。而且參與不是空手而來而是帶了工具有備而來。認識總是在認識者先有的意識準備的加工操作下進行完成的。這種先行的準備，皮亞杰稱之為認識圖式，海德格爾稱之為理解的前結構。就歷史認識而言，所謂認知圖式可以理解為歷史學家加工處理歷史信息形成歷史認識的工具。歷史學家通過自己先行的認識圖式去認識歷史，這就不可避免地將各種主體因素滲透到認識活動中，并最終凝結在他的認識結果上。就如柯文所說，凡是對現實的表述勢必也是錯誤的表述，是一種知者對被知者的思想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