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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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曉敏 1由 分享
論文摘要:根據廣泛搜集來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史料,本文探討了明末心學、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和女性文學興盛的關系,認為心學、婚姻和母教為清代桐城女性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相對寬松的機會和條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是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得以積淀并傳世的主要原因。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xiāng)。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xiāng)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chuàng)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chuàng)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fā)。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代理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tǒng)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yōu)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fā)生有效的規(guī)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qū)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fā)現(xiàn)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闈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說:“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眷五他以此為準則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fā)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zhèn),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zhèn)女,吳令儀乃大鎮(zhèn)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zhèn)傳》記載大鎮(zhèn)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yǎng),至第三代才出現(xiàn)一門名媛彬彬盛況。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xiāng)。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xiāng)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chuàng)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chuàng)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fā)。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代理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tǒng)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yōu)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fā)生有效的規(guī)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qū)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fā)現(xiàn)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闈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說:“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眷五他以此為準則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fā)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zhèn),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zhèn)女,吳令儀乃大鎮(zhèn)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zhèn)傳》記載大鎮(zhèn)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yǎng),至第三代才出現(xiàn)一門名媛彬彬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