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
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
盡管比較文學在過去的發(fā)展中不僅取得了學科的獨立,而且也取得不應被忽視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帶著眾多爭議和問題而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供大家參考。
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篇一
《 比較文學教師專業(yè)素養(yǎng)思考 》
摘要：高校教師的能力結構包括政治覺悟、教學能力、治學和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等方面。全球化時代對比較文學教師提出更高要求。科學合理的理論體系、跨學科的學習能力、國學及教育學基礎的夯實和務實的科研創(chuàng)新精神是提高比較文學教師專業(yè)素質的基本途徑。
關鍵詞：比較文學;全球化時代;教師專業(yè)素養(yǎng)
一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域民族、跨越語言、跨域學科和文化的世界性文學研究。在全球化時代，社會轉型，文化多元，高校教育改革不斷深化，比較文學的教育與研究作為能夠促進民族文學發(fā)展，推動國際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學科，具有更加廣闊的視域。知識、能力和職業(yè)道德是高校教師素質的“三要素”。比較文學教師肩負傳播中西文學學術思想的重任，學科性質決定其面臨巨大挑戰(zhàn)。
1.政治素質
文學的內容涉及所在國別與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在傳播中西先進文明與文化的同時，教師要把握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尺度，在洋文學引入比較文學課堂的同時，引導學生合理、正確地借鑒和吸收其精華思想。盲目自大不可取，全盤西化亦不可取，要避免進入意識形態(tài)的誤區(qū)而不能自拔。
2.知識結構與教學方法
在一些高校，比較文學課程被看做是邊緣學科，不能得到校方的重視，僅能以選修課的形式存在。現有的比較文學課程設置多鎖定為“比較文學概論”，對文學功底尚未深厚的本科生來說，抽象的概念、方法論、研究對象和學科聯系脫離了學生的知識積累和范圍，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不濃厚，積極性不高。教師自身學習層次和知識結構單一，教學理念跟不上，教學方式方法落后，難以激發(fā)學生興趣，學生滿意度差，教學效果和質量受到很大影響，這也造成現有比較文學教師的身份焦慮。
3.科研水平
教學和科研是衡量教師水平的重要內容。高校部分教師對此存有錯誤認識，認為只要講好課程，完成教學任務就是一名合格教師。殊不知，脫離了科研的教學完全是無水之花。比較文學教師往往受限于慣有的文科科研經費緊缺的現實，逃避科研任務，造成科研與教學的脫節(jié)。
4.語言功底
比較文學作為跨語言的學科存在，要求教師具備多語種的學習能力和功底。在英語日益成為通用語種的全球化的今天，不具備流利的英語水平，難以寫出一流的國際學術文章，教學上也難以令學生信服。另外一種情況是：教師的英文水平是過關的，而中文功底恰恰不足。在分析中西方文論時，對中文古文的理解往往不到位。
二
全面提高比較文學教師的綜合專業(yè)素養(yǎng)，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1.學科定位與理論體系的建構
比較文學以世界文學的差異性和統(tǒng)一性為研究對象。我們在進行學科定位和理論體系構建時要正確處理其同中西方文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等理論體系和世界文學史、比較文學原理、比較詩學、跨文化研究等架構板塊的關系，樹立正確的學科觀。包括：學科范圍、性質、特點、理論、方法、體系等主體觀念;人文關懷、對人的培養(yǎng)和塑造、對文學和文化的促進的價值觀念;對全球人類友好合作、平等對話、共享、共建全球多元文明的學科宗旨，等等。
2.跨文學、跨文化、跨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
文史哲不分家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共同特點。從事比較文學的教師在練好文學基本功的同時，要有跨學科學習的意識和能力。比較文學自身就借鑒了淵源學、媒介學、主題學、符號學、闡釋學、接受美學等的研究方法，同時與宗教學、哲學、戲劇學、古典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關系也極密切。深諳多學科領域，對擴大教師的教學和研究視野、激發(fā)學術創(chuàng)造力必然是有益的。
3.夯實并不斷更新教育學、國學和語言功力
高校教師應當既是自己所教學領域內的專家，又是教育家。因此，大學教師不僅要有較高的學術水平，而且要有教育科學理論和技能的知識，懂得教育規(guī)律。全球化語境下，教育教學亦呈現出多元化和國際化的特點。這就要求教師深刻地理解并不斷更新教學活動的規(guī)律、教學和教育的原理與方法，只有掌握教育科學理論與方法，并把這些理論與方法靈活運用到實際工作中，才能使教學和教育工作富有成效。在語言學習方面，向大師和一流研究院所看齊?？v觀國內外的比較文學大師，如林語堂、季羨林、張隆溪等，多語言的功力都極其深厚。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界泰斗曹順慶先生在培養(yǎng)博士生時，要求每位學子入學后進行系統(tǒng)的古文功底訓練，系統(tǒng)學習《十三經》，背誦中國古代經典文論，奠定堅實的國學基礎。這對于當前的比較文學教師來說也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目前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系也在倡導和鼓勵原文閱讀，將英文作為備選語種。
4.科研創(chuàng)新思想
科研創(chuàng)新非一日之功。在正確認識科研與教學關系的同時，比較文學必須定期關注并研究國內外權威學術期刊如《比較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等的前沿成果，參與各種學術訓練、集體討論、會議交流、課題和書籍的申請和編寫等，在與國內外同行的切磋和交流中勇敢提出新觀點和新見解，積極發(fā)表自己在領域內的研究成果，在實踐中培養(yǎng)科研創(chuàng)新能力。比較文學是參與和更新世界文學建構的重要途徑，全球化的發(fā)展對比較文學教師的綜合素質提出新要求。教師素質決定了學科教育質量，為此，教師的教學和研究更要具有一種貫通古今中西的全球文學史觀，教學同時輔以豐碩學術成果的推出，在科研與教學的相互促進中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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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樂黛云.比較文學原理新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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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乃喬.比較文學的訴求：全球文學史觀與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J].學術月刊，2015，(3).
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篇二
《 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構建思路 》
[摘要]自比較文學這門課程在內蒙古民族大學蒙漢雙語專業(yè)開設以來，由于比較文學這一學科自身及蒙漢雙語專業(yè)學生的特點，比較文學教學面臨著諸多困境。在建構主義理念下，立足于教學對象的實際特點，以蒙古文學為基點，不斷增強學生民族文學認同感和責任感，努力培養(yǎng)比較研究意識，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進而營造開放的課堂，是今后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建構主義;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
從1978年華東師范大學施蟄存教授開設比較文學講座開始，比較文學在中國開始復興。全國許多高等院校陸續(xù)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進而設立了比較文學系。內蒙古民族大學于2010年將比較文學作為專業(yè)選修課(24學時)，面向蒙漢雙語專業(yè)的本科生開設，并在2011版人才培養(yǎng)方案中作為專業(yè)必修課開設(40學時)。從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來看，以往比較文學課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語系開設，其對象大都是漢族學生。比較文學能夠走進少數民族學生課堂，讓少數民族同學了解比較文學，進而培養(yǎng)文學比較意識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礎。這對于比較文學的全面發(fā)展和演進來說也是一件意義非凡、影響深遠的事情。比較文學教學在少數民族學生中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同時，在蒙漢雙語專業(yè)的具體教學實踐中，比較文學教學面臨著諸多困境。其中有些問題是全國所有開設比較文學專業(yè)的高校所面臨的共同的問題，有些則是蒙漢雙語專業(yè)所獨有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著該課程的教學效果，丞須教育工作者反省并著力解決。
一、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的困境與原因
比較文學教學一直是眾學科教學的難點之一，從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及實踐效果來看，大多數中文系的學生都覺得“有點難”、“沒什么興趣”，對于蒙漢雙語專業(yè)的蒙古族學生來講，這樣的情況更為普遍而深刻。從學理層面講，比較文學屬于新興學科又是“舶來品”，中國的比較文學理論體系尚處于建設階段。比較文學始于歐洲，法國學派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濫觴。在法國比較文學理論產生之初，研究的是兩國或兩國以上文學的相互影響關系;美國學派作為法國學派的對立面，將沒有“事實聯系”和“相互影響”的文學關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較文學領域，從而大大發(fā)展并更新了比較文學的觀念，開拓了比較文學的領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比較文學努力克服“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虛心地向先行者學習。在學習和借鑒的同時，摸索著適合自己的比較文學道路，從而努力構建“中國學派”。
然而無論是從比較文學的理論建設還是從高校的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來講，我們所運用的理論和方法都是歐洲的、西方的。所以作為這一新興學科的產物———比較文學課程，對于授課教師及學生來講，都是一種全新的挑戰(zhàn)，都需要一個積累經驗，總結教訓的過程。這一過程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講，或許更加漫長，更為艱辛。從比較文學學科性質來講，比較文學的跨界性、開放性和宏觀性、抽象性等特點，導致這一門課程教學中的難度加大。“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1]14。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者可以著力從某一角度，即從某一種或兩種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學關系。
對于本科生來講，在有限的課時中，要求他們全面了解比較文學的跨界性特點，無論是抽象的理論學習，還是初步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yǎng)都很難達成;比較文學研究比以往的文學研究更具開放性和自由性。它比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更具有廣泛的內容。這樣的特點導致學生學習難度的加大。從蒙漢雙語專業(yè)學生的實際特點來看，比較文學教學難度要更高一籌。內蒙古民族大學蒙漢雙語專業(yè)的生源，大多來自農村牧區(qū)。他們一直接受母語教學，來到大學之后則改為漢語授課。蒙古族學生接受漢語授課，并且所學內容大致與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內容相同，加之比較文學課程本身所存在的難度。
因此，對于蒙漢雙語專業(yè)的學生來說，可謂是難上加難。另外從課程設置上來講，許多高校在大學一二年級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課，而專業(yè)必修課則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級。由于比較文學課程對各門課程內容都有所涵蓋，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級的學習階段。這樣的安排應該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級是學生著手考研、實習和找工作的階段，好多學生已經無暇顧及這門課程的學習;另外，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課程開設時間較晚，所以對于授課教師來講，所積累的教學經驗較少，可借鑒的案例不多;適合蒙漢雙語專業(yè)的比較文學教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編寫出版。
二、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是簡單地將知識由外向內的轉移和傳遞，而是學習者主動以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生成意義、建構理解的過程，即充實和改造自己的知識經驗。由于每個人的經驗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導致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構主義十分關注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基礎，來建構新的知識。強調學習者學習的主動性、社會性和情境性。建構主義對學習和教學方法都提出了有別于傳統(tǒng)教學方法的許多新的觀點。因此蒙漢雙語專業(yè)的比較文學教學，可以基于建構主義理念，結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識經驗的特殊性，可以大膽地構擬出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設想。任何理念最終只能在實踐中進行檢驗。有了科學合理的理念，更應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
彰顯民族文學特色，營造開放課堂。唯有如此，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才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诿蓾h雙語學生實際特點，創(chuàng)建民族特色比較文學教學模式。“跨民族比較的根本意義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現，不論是文化還是文學，各民族之間的差別才是極其鮮明的。因此“一個多民族國家之內的各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應該順理成章地劃入比較文學的范圍之內”[1]12。蒙古族與其他民族文學關系的比較研究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領域，蒙古族學生責無旁貸。
因此，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可以說是培養(yǎng)蒙古族比較文學專門人才的重要途徑。蒙漢雙語專業(yè)的學生，雖說漢語水平及漢文學素養(yǎng)不及中文系的學生，然而他們卻有著自身獨特優(yōu)勢，即蒙漢語言、文學知識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這是比較文學教學的有利先天條件。在教學中努力讓學生思考蒙古文學、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學、文化之間的關系。因此，不斷強化學生民族文學認同感和責任感，鼓勵他們學好民族文學的同時，努力具備多元文化知識儲備，為比較文學的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蒙漢雙語專業(yè)的比較文學教學，首先要基于學生特點，善于揚長避短，發(fā)揮學生的蒙、漢文學方面的優(yōu)勢。在宏觀上讓學生了解比較文學概念，掌握比較文學基本常識的同時，還讓學生以蒙古族文學為中心，比較蒙古族文學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蒙古族有著豐富而燦爛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因此，在比較文學教學中，教師可以根據建構主義的理念，在學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學知識儲備的基礎之上，通過將蒙古族文學同其他民族文學的比較中，構建新的比較文學知識經驗，從而創(chuàng)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較文學教學模式。教師優(yōu)化知識結構，改進教學方法，打造開放課堂。比較文學是一門綜合性的交叉學科，因此比較文學教學，對授課教師來講，是一項綜合能力的挑戰(zhàn)，他們需要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同時又需要掌握先進的教學手段來輔助教學工作。主講教師搭建課程教學網絡輔導站或微信教學群，有效利用該平臺，上傳為課堂改革教學制作的特色電子教案、微課視頻及習題、討論題等，與學生進行互動，為學生經常性學習創(chuàng)造便利條件。理論聯系實際，多以實際案例代替理論講解。在課堂上教師將有限的課時統(tǒng)籌安排，合理規(guī)劃，為學生勾勒出該課程總體脈絡的同時，又要突出重點，將比較文學基本原理的講解同具體典范的案例相結合，改進傳統(tǒng)教學方法，采取學生分組討論模式。引導學生主動思考，繼而營造開放課堂。如，講到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時，我們可以以學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和哈斯寶作為例子，談他們對漢文化的吸收、借鑒以及創(chuàng)作情況。其重點在于將問題拋給學生，讓他們依據現有的知識儲備，來印證作家是如何對漢文學、漢文化吸收借鑒的。學生在不同觀點的碰撞中，會開動腦筋主動思考，進一步強化所學內容。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適時提供點撥和提醒，及時糾正學生錯誤觀點，有效控制課堂節(jié)奏，進而營造開放課堂，從而激發(fā)學生對比較文學這門課程的學習興趣，培養(yǎng)其獨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備初步的比較文學意識。布置小論文或提煉小提綱。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在分組討論之后，以一篇小論文或提綱的形式將自己的觀點或結論進行總結提交。這將是學生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的有效途徑。通過準備作業(yè)，學生可以主動查找資料，進一步充實知識體系，提高理論思維能力，激發(fā)學術研究興趣。例如，可以選取當今比較熱門的話題作為探討的切入點。如，《狼圖騰》電影的熱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對“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圖騰”的話題。教師可以圍繞這一話題，設置與比較文學相關的問題，如《狼圖騰》文學作品與同名電影之間的聯系與區(qū)別，以及其他民族的圖騰是什么，各民族圖騰的特點及圖騰之間的聯系與區(qū)別。最后要求學生以論文的形式，將所討論話題進行總結提交。這樣教師以實際生動的話題引入教學討論中，再結合教材上的經典案例進行補充講解。結合教學經驗，組織編寫蒙古比較文學教材。
目前全國大部分高校蒙漢雙語專業(yè)雖已開設比較文學必修課，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語言文學專業(yè)也已設立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授予點，但至今還沒有《蒙古比較文學》一類的教材出版。縱觀國內比較文學教材，其主體內容龐雜，抽象理論知識偏多，實際案例分析相對較少，學生極難消化和吸收。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針對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編寫的，因此對于蒙漢雙語專業(yè)學生的學習理解來講有一定的難度。與內蒙古地區(qū)講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課程的蒙漢雙語專業(yè)或蒙古語言文學專業(yè)的一線骨干教師通力合作，編寫一本面向蒙漢雙語專業(yè)的比較文學教材，促進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勢在必行。總之，在民族院校蒙漢雙語專業(yè)比較文學教學中，教師必須尊重各民族文化歷史的多樣性的同時，在建構主義的理念下營造開放的課堂，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蒙古文學為基點，在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中，比較研究蒙古文學同其他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而促進比較文學在民族地區(qū)高校的繁榮發(fā)展。
[參考文獻]
[1]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大學比較文學論文范文篇三
《 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研究 》
摘要:毛姆的許多作品里都刻畫了民國時期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毛姆雖然游歷過中國，并且是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觀察中國，但是由于文化的“異質”性，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是發(fā)生“變異”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存在著許多的誤讀和想象。從比較文學變異學角度，將更容易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差異性”。
關鍵詞:毛姆;民國時期;小說;中國人;變異學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紀英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無論是小說、劇本、隨筆、游記還是回憶錄，都廣受好評。毛姆一生愛好旅行，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國游歷，并把能激起他興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記錄了下來。而這50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記《在中國屏風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優(yōu)美犀利的文筆，描述了他在中國游歷時見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風物、人文景觀。另外，涉及到中國或是以中國為背景的還有作品《面紗》、《刀鋒》以及《蘇伊士以東》。毛姆用文字為英國讀者描繪了一幅幅光怪陸離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對于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積極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觀點認為“毛姆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還停留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停留在中國的漢唐時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優(yōu)越論的觀點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現的是傲慢與偏見、鄙夷和不屑”。[1]還有一些學者用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來解讀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因此難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緒的發(fā)泄和自我辯護，而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本文將基于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范疇，從比較文學形象學和文化誤讀的角度來對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進行分析與探討，以期能獲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較文學的變異學問題
變異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研究領域。“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變異性，同源的文學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傳播與交流中，在語言翻譯層面、文學形象層面、文學文本層面、文化層面產生了文化過濾、誤讀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產生了形象的變異與接受的變異，甚至發(fā)生‘他國化’式的蛻變，這些都是變異學關注的要點，在這里，變異性成為可比性的核心內容。”[2]31“而文化過濾帶來一個更為明顯的文學變異現象就是文學的誤讀，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圈時產生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文學誤讀”。[3]50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chuàng)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闡釋了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他認為“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不是現實簡單的復制物，它是按照注視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構、重寫的，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這種形象既然是一個“社會集體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視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構的，那么發(fā)生變異就成為必然了。
在創(chuàng)造性想象和變異理論的視角下，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現而是主觀與客觀、情感與思想混合而成的產物，生產或制作這一偏離了客觀存在的他者形象的過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視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觀念模式對他者的歷史文化現實進行變異的過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來源于一種存在論上的邏輯辨識，而后轉隱為一種更深的神學指認和倫理學。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他者”，并不僅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的游記、回憶錄等各種文字材料中，像異國形象、異國地理環(huán)境、異國人等，這都可以納入比較文學形象學“他者”研究的范疇。[2]127因此，我們得到的啟示是，在異質文化相遇時，“毛姆對中國的關照，用的是兩種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靈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實而客觀的邏輯，后者反映的是聯想與主觀的法則。”[5]因此，雖然毛姆極力用“感官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但是毛姆在書寫時，勢必受到“心靈的眼睛”的影響，毛姆筆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發(fā)生了變異，甚至誤讀。
三、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1.中國人的形象變化
小說《人生的枷鎖》創(chuàng)作于1915年，毛姆還未開始中國之行，此時毛姆筆下的中國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與虛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葛桂錄先生就對此做了精彩的總結:“回顧西方人表述中國的歷史，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多為贊美、傾慕的態(tài)度，18世紀中后期隨著歐哲啟蒙運動的高潮，西方現代性的確立，西方世界的中國形象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十九世紀中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現為兩個層面的混合存在。
中國既是‘黃’的代表，一種讓人鄙夷、唾棄，反證西方優(yōu)越性的異己存在;又是‘禍’的代表，一種壓迫、威脅西方秩序，使人恐懼的客觀存在”。[6]《人生的枷鎖》里的中國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經歷了這樣一個由好到壞的轉變過程。起初，雖然宋先生長著一副異于西方人的形象“黃黃的臉”。
但是在他身邊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總是笑瞇瞇的，為人和善，舉止優(yōu)雅”。[7]94東西方文明在沒有冒犯對方利益的情況下，安然相處。但是，當宋先生和法國小姐凱西莉的戀情曝光后，這群西方人震驚了，在房東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會這么糟嘛，黃皮膚、塌鼻梁、一對小小的豬眼睛，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癥結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讓人惡心。”[7]130此時，西方人就帶著種族優(yōu)越感來看待中國人，因為他們覺得東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威脅到了他們高貴的西方血統(tǒng)的單純性，使他們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寧。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這個時期，毛姆就是以“心靈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人”。
在小說的結尾，宋、西二人的戀情并未以分手結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這說明了毛姆雖然受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也還是持保留態(tài)度，這也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新的嘗試。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國游歷了四個月后，毛姆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面紗》和游記《在中國的屏風上》。此時，正處于一戰(zhàn)前后時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劇烈的變革，而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對西方社會的消極影響也日益顯露。早年的學醫(yī)生涯，使毛姆能夠冷靜客觀地體察中國，對現實中國的書寫也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在《面紗》里，毛姆就借凱蒂之口，表明了他對中國的認知態(tài)度的轉變。“以前，凱蒂聽到別人講起中國人時，總是說他們腐敗、骯臟，壞到難以形容的地步，現在凱蒂覺得以前聽到的話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頓的話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凱蒂從這兒窺探到一個色彩豐富、含義深刻的世界，這是他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8]在《在中國屏風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畫了貪婪的老派官員、新式的學者和舊派的文人，還以濃墨重彩刻畫了中國普通勞苦大眾的形象。在《馱獸》里，對于中國苦力的描寫“不論心跳有多快，瘡疤有多么疼，也不論是大雨瓢潑還是驕陽似火，他們都在永遠地走著，從早到晚，一年到頭，從孩童走到垂暮。你會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頭，干癟的皮膚垂了下來，他們枯瘦的臉上布滿皺紋，像猿猴一樣，而稀疏的頭發(fā)早已斑白;他們挑著重擔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進墳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號子》里關于纖夫的描寫:“那些纖夫拼盡全力，好像著魔一樣，深深地彎著腰，有時氣力用至極限，他們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獸。”[9]90這些文字都飽含了毛姆對中國勞苦大眾吃苦耐勞精神的欽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國馱負重擔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們的勞苦讓你心中覺得沉重，你充滿憐憫之情卻又愛莫能助。”
“他們的行動全都像快馬奔馳，沒有什么力量能使他們止步，這不是很可悲嗎!他們終身承受役使卻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輩子困頓疲勞卻不知道自己的歸宿，這能不悲哀嗎?”[9]50-51“這聲音幾乎不是人發(fā)出的，那是靈魂在無邊苦海中有節(jié)奏的呼號，它的最后一個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實在是太艱難、太殘酷了，這是他們最后的絕望的抗議。這就是江中號子。”[9]91但是無論怎樣，毛姆依舊是以“他者”的眼光來“注視”中國，他身上所浸潤的西方文化傳統(tǒng)對中國形象的界定，以及作為“異質文化”的中國文化，毛姆在書寫中國時對有些中國文化還是產生了不正確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國的“苦力”，因為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業(yè)社會都是由機器或是由牲畜來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夠理解從事這種體力活的艱辛。
但是毛姆并不能夠真正理解當時中國下層民眾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嘆苦力勞動的艱辛時，還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僅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條褲子，而如果這套衣服開始穿的時候還是整潔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補的時候，他卻從不考慮找塊顏色相同的布料。”[9]49當時的中國各地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底層人民長期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們日夜勞作，還是吃不飽，穿不暖，甚至衣不蔽體，遇到災荒年，賣兒鬻女是常事。這樣又如何還有閑錢去買相同顏色的合適的布料來給破衣服打補丁呢?毛姆只是“眼觀”中國苦力的艱辛勞作，并未與之進行更進一步的言語溝通。也因為中國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語堂先生把“忍耐”歸為中國人“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認為“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huán)境之結果，那里人口稠密，經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余地。”[10]40處于“異質”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無法理解中國人的“隱忍”。毛姆雖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護，寄養(yǎng)在伯父家，但依舊是衣食無憂，所以他根據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當然地認為那些苦力穿著五顏六色補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審美的情趣。
2.鴉片的書寫
鴉片是中國近現代社會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對于近代中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鴉片吸食的泛濫造成了近代國民的孱弱和病態(tài)，構成了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親身游歷過中國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對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記錄和書寫?！睹婕啞防?，“抽大煙，但是有節(jié)制，抽得不兇”[11]171的神秘優(yōu)雅的滿洲格格，甚至毛姆還借韋丁頓之口說出了鴉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從鴉片里尋求這個道，有的人從上帝那里尋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鴉片煙館》里，毛姆把中國的“鴉片休閑文化”刻畫得淋漓盡致，“他領我進入一間干凈明亮的房間，它被分成許多小的隔間，墊高的地板上面鋪著干凈的地毯，形成一個簡便的鋪位。其中一個鋪位上有一位年長的紳士，頭發(fā)灰白，手十分秀氣;他在安靜地讀著報紙，長長的煙槍放在一邊。另一個鋪上躺著兩個苦力，他們把煙槍放在中間輪流享受。
他們都是年輕人，顯得精神飽滿;他們對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個還請我抽上一口。在第三個鋪位上，四個男子正盤坐在棋盤四周下棋。不遠處有個男子在逗弄一個嬰兒……”[9]35毛姆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樣，舒適而溫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歡的小酒館，每天晚上，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時光。”[9]35-36毛姆認為，他曾經在小說中讀到過的關于中國人吸食大煙的情景:“……房間低矮又污濁……一個留著長辮的中國人踱著步，冷漠而陰郁，在破舊的床鋪上，躺著幾個大煙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們中不時有人發(fā)出癲狂的胡言亂語。
還有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某個可憐的家伙付不起錢以滿足他的煙癮，就向惡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緩解自己極度的痛苦。”[9]35簡直是太離奇了。“虛構總是比事實更離奇。”[9]36中國民眾吸食鴉片，在毛姆筆下變異為了一種高雅的“鴉片休閑文化”。而當時在英國國內，大部分作家都把鴉片看作是能給英國帶來經濟價值的貿易，把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危害當作是對中國人的懲罰。由于這種文化的“異質性”，也由于旅行時間的倉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眾生相，自然也是發(fā)生了“變異”。
中國當時的文人也紛紛在作品里對鴉片的危害進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國近代小說中出現了鴉片書寫的高潮。傳教士傅蘭雅在1895年公開舉辦了抨擊“三弊”———鴉片、時文、纏足的新小說的競賽。在160多篇的“時新小說”中，屬于小說創(chuàng)作體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鴉片書寫，并且大都以鴉片批判作為小說的主題。在《澹軒閑話》里，作者詹萬云就在序中抨擊了鴉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危害:“間嘗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國困民貧之故，實由鴉片之害遍于天下而無藥以救之……”[12]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也提到“……寫來貧士凄涼，半是芙蓉有癖……”[13]小說《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鴉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態(tài):“任你是拔山舉鼎的英雄，銅澆鐵鑄的羅漢，只要煙癮已發(fā)，頓時骨軟筋酥，連一些氣力都沒有。所以吃煙的，一個個扛肩縮腮，面黃肌瘦，三分像個人，七分倒像個鬼。把錦繡似的山河，都被這煙氣熏得天昏地黑，日暗無光，簡直成了一個煙鬼世界了!”[14]
3.中國文化的誤讀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對中國人形象的誤讀和鴉片書寫的偏差，對于中國的文化毛姆也是“霧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論斷。比如，在《哲學家》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學說牢牢地控制著中國人的思想，這是因為它解釋和表達了中國人的思想，而沒有其他的思想體系能夠做到這一點。”[9]107這說明了毛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tài)。
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國人民的游戲姿態(tài)，而孔教則為工作姿態(tài)。”[10]99“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10]86“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fā)達，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影響，所以毛姆對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較熟悉的，他也讀過莊子的一些書，對道家文化還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對中國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會有“大殿中做出各種手勢的奇奇怪怪的菩薩”[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廟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異的姿勢，這稱為“結手印”，又叫“印契”。
所謂手印，是指佛、菩薩空手時的手勢，是其公式化的造型。連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態(tài)以及所持物品，總稱為“印相”。各種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這是識別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據。最常見的手印有說法印，即以拇指與中指(或食指、無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這一手印象征佛說法之意，所以稱為說法印。另外常見的還有禪定印、降魔印、與愿印、施無畏印。以上五種手印，合稱為釋迦五印。另外，在《天壇》里毛姆也為西方讀者刻畫了中國的圣殿天壇，“它向著蒼天而立。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一層高于一層，四道大理石階梯，分列于東西南北四方。這象征著天壇及四個基本方位。天壇被一個大花園圍繞，花園又被一道高墻環(huán)繞。冬至標志著天時的周而復始。
年復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會來到這里，莊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雖然毛姆對天壇的外觀進行了詳實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對中國禮制文化的陌生，這里就存在著典型的誤讀。天壇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筆下的“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應該就是圜丘壇。圜丘壇是天壇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臺。古代中國是傳統(tǒng)的農業(yè)大國，農業(yè)與天時季節(jié)有著密切關系。
中國皇帝又稱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風調雨順，國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壇舉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禮及重大國事的“告祀”禮儀也在圜丘舉行。天壇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來牌位移至太廟。太廟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廟。是根據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的禮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東巡沈陽(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廟祭祖。所以毛姆這里把天壇當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顯然是不正確的。
四、結語
毛姆極力用客觀真實的筆調來描摹他親身體察到的中國，在跨文明交流中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較文學變異學視野的觀照下，毛姆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書寫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見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社會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國游歷時間不長，對于中國的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馬觀花。因此，對于中國和中國人形象的書寫，也只能是“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是他透過自身的文化模子進行重組變異而成，但是這種變異的看法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們可以重新認識自己。這種“異”的對照，將有助于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變。此外，也有助于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因為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最終不是“反映”中國的現實，而是“表現”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與恐懼[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對于“他者”所建構的“變異”的中國文化形象，我們也應該持寬容的態(tài)度，對于異質文化我們應該盡力去吸收和理解，這樣將有利于東西方文明的對話和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而且對于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構建和諧世界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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