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亞投行的形勢與政策論文(2)
淺析亞投行的形勢與政策論文
淺析亞投行的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二
《從TPP和亞投行看中美戰(zhàn)略博弈》
摘 要：TPP和亞投行作為分別由美國和中國主導的經濟一體化平臺，在中美戰(zhàn)略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亞投行雖然從提出倡議至今只有不到兩年的時間，但發(fā)展勢頭迅速。與之相比，當前TPP的發(fā)展則遇到了障礙。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二者在原動力與立足點、利益契合度以及運行準則和機制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反映出中美兩國對于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認識以及戰(zhàn)略思路方面的差異。本文運用博弈論分析后認為，亞投行的成立使中國目前在與美國的戰(zhàn)略博弈中占據了一定優(yōu)勢，而日本成為最大的輸家。盡管如此，亞投行未來的運行與發(fā)展仍將面臨諸多挑戰(zhàn)，本文就此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議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戰(zhàn)略博弈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議(以下簡稱TPP)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分別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zhàn)略和中國“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經濟支點，在中美兩國的戰(zhàn)略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TPP在誕生之初曾經備受關注，國內學者從不同維度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根據研究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關于美國推進TPP的動因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陸建人、趙金龍、饒蕓燕等人，基本結論是美國推動TPP對內的目的在于重振經濟，對外的目的在于主導區(qū)域整合，重塑國際領導力。二是關于TPP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劉欣從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及貿易結構等多角度對TPP國家經濟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TPP將對中國產生巨大的貿易歧視與貿易轉移效應。部分學者運用量化方法研究了TPP對中國的影響，但結論并不一致，其中萬璐運用GTAP模型估測了TPP對中國的影響，認為美國和日本加入TPP將對中國宏觀經濟變量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而沈銘輝基于CGE模型的研究則認為TPP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有限;周?；贕TAP模型的研究則認為加入TPP會導致中國總產出下降，貿易條件惡化。三是關于TPP對亞太區(qū)域經濟合作的影響研究。劉重力和楊宏、全毅均認為TPP已經影響了亞太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中國必須據此調整自身的戰(zhàn)略并做好加入TPP的準備，而王金強則認為TPP與RCEP作為兩種不同的區(qū)域合作機制，體現了美國、中國和東盟三方在亞太地區(qū)合作主導權問題上的爭奪。四是關于TPP的條款、進展及發(fā)展前景的研究。宋穎慧分析了TPP的內在動力與現實困境，認為相關國家可能在2015年左右達成初步協(xié)議，吳澗生等通過歸納推進TPP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認為TPP各國間共識大于分歧，最終簽署協(xié)議的可能性較大。
雖然在TPP提出伊始學界普遍對其持樂觀態(tài)度，然而2014年之后，由于談判進展緩慢，TPP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而亞投行作為新生的多邊金融機構迅速推進，引發(fā)各方關注。TPP與亞投行究竟有何差異，其背后又體現著中美兩國怎樣的戰(zhàn)略思路，亞投行未來的前景與挑戰(zhàn)如何?本文基于比較研究，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針對亞投行未來的發(fā)展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TPP與亞投行的進展比較
TPP的前身是新加坡、文萊、新西蘭、智利四國(P4)于2005年7月簽署并于2006年5月生效的“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TPSEP)。在誕生之初，該協(xié)定不過是亞太地區(qū)眾多的次區(qū)域自由貿易協(xié)定(FTA)之一。2008年美國宣布加入TPSEP后，成為該協(xié)定實際的主導者，并于2009年推動TPSEP更名為TPP。美國憑借其在亞太地區(qū)的強大影響力，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TPP談判。2013年7月，日本宣布加入TPP談判后，TPP成員國達到12個，一度成為亞太地區(qū)最具吸引力的FTA。不僅韓國、菲律賓、泰國等APEC成員國紛紛表達加入意向，甚至連非APEC 成員的哥倫比亞等國都對 TPP頗感興趣，美國政府因此樂觀地認為2013年底就可以完成所有談判。
然而實際談判的難度明顯超出了美國的預期，由于TPP各參與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巨大且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環(huán)境保護等議題上互不讓步，致TPP談判進展緩慢。經過多輪磋商，2015年10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終于宣布TPP談判達成基本協(xié)議，但是這一部長級會議上達成的基本協(xié)議仍需得到相關各國的批準，這一過程預計將花費數月甚至更長時間。
與TPP的“先揚后抑”相比，亞投行的發(fā)展則呈現明顯的“先抑后揚”走勢。2013年10月，主席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蘇西洛會談時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旨在促進亞洲區(qū)域建設互聯(lián)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并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qū)的合作。雖然亞投行的倡議得到了多國響應，但最初的參與國均為亞洲國家，而且多為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至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國家作為首批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此后一直到2015年3月，印度尼西亞、新西蘭、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約旦等國才相繼提出加入申請。由于當時參與亞投行的國家除新西蘭外，均是亞洲國家，因此亞投行一度被西方媒體稱為是亞洲國家的“自娛自樂”。然而，2015年3月12日英國政府突然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一事件成為亞投行發(fā)展中的重要轉折，歐洲其他發(fā)達國家對亞投行的態(tài)度隨之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此后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紛紛提出加入申請，亞投行成員迅速增加。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4月15日，亞投行的意向創(chuàng)始會員國已經多達57個，涉及五大洲、三大洋，人口超過46億。除東盟10國和金磚5國悉數加入外，還覆蓋了G7集團的4個國家，G20集團的14個國家以及歐盟的14個國家。僅用了1個月左右的時間，亞投行就從亞洲國家的多邊機構升級為國際性多邊機構。
二、 TPP與亞投行的比較分析
TPP與亞投行之所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fā)展軌跡，主要是由于二者在原動力與立足點、利益契合度以及運行準則和機制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直接反映出中美兩國對于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理解以及戰(zhàn)略思路的差異。
(一) 原動力與立足點不同
二戰(zhàn)結束后直至20世紀80年代，美國憑借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絕對優(yōu)勢，成為全球經濟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而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GATT)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則是美國塑造全球貿易秩序的重要工具。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歐盟為代表的區(qū)域一體化浪潮對美國的主導力形成了一定挑戰(zhàn)，美國不得不由多邊貿易體系轉向構建區(qū)域貿易集團，但是憑借著在FTA中的不對稱優(yōu)勢，美國仍可將超WTO規(guī)則引入協(xié)定，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對美國的貿易霸權地位形成了實質性挑戰(zhàn)。2006年7月，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與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在農業(yè)、非農產品準入等關鍵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持續(xù)近5年的WTO多哈回合談判一度被迫中止。與此同時，東亞地區(qū)區(qū)域貿易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眾多FTA協(xié)定相繼簽署，由此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令美國的出口舉步維艱。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國內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內需萎縮，美國迫切需要通過重振出口走出危機，恢復經濟。因此，國際貿易地位的下降、區(qū)域經濟整合主導權的喪失以及后危機時代經濟復蘇的壓力成為美國推出TPP戰(zhàn)略的主要源動力。美國政府認為，只有立足于“貿易自由化”，充分發(fā)揮美國當前在技術、金融等方面的優(yōu)勢，才能夠強化美國處于價值鏈頂端的國際分工體系，才能夠重奪區(qū)域經濟整合的主導權，才能夠通過“出口驅動”促進經濟復蘇。如能實現上述戰(zhàn)略目的，美國當前遇到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TPP作為“區(qū)域貿易秩序范本”，在誕生之初便成為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zhàn)略和“五年出口倍增計劃”的重要支柱之一。
中國提出建立亞投行的原動力與美國有所不同。2010年中國的GDP規(guī)模超過日本之后，經濟發(fā)展出現了不同于之前30年的新特征，即所謂的“經濟新常態(tài)”。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發(fā)展面臨的重要難題之一，就是如何化解產能過剩和國內資本回報率降低的困境，實現工業(yè)和資本對外輸出。解決這一難題如果單純依靠中國經濟的自我調節(jié)，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和成本。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之后的世界經濟也遇到了發(fā)展瓶頸。一方面，以南亞、中亞地區(qū)為代表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存在巨大需求。例如，印度2014年提出了鐵路升級計劃，計劃投入大約1370億美元對65000公里的鐵路基礎設施進行換代;哈薩克斯坦2014年提出“光明大道”新經濟計劃，計劃投資約28億美元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其核心就是基礎設施建設;東南亞地區(qū)的印度尼西亞、越南和泰國等國家也相繼提出了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預期累計投資金額接近1萬億美元。根據亞洲開發(fā)銀行測算，2010年到2020年間，亞洲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供給的結構性短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巨大的融資缺口。據統(tǒng)計，南亞、中亞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每年的資本形成總額約為1.4萬億美元(如表1所示)。根據經驗，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約占一國資本形成總額的20%，據此推算亞洲發(fā)展中國家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實際投資不超過3000億美元。而且這些國家的資本形成率(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只有26%，靠自身的資金能力根本無法滿足實際需求。與此同時，亞洲地區(qū)中高收入國家的巨額儲備和儲蓄資金由于缺乏投資途徑，大多流向歐美金融市場。歐美發(fā)達國家雖然存在過剩資本，但由于其早已通過“去工業(yè)化”將制造業(yè)轉移至其他國家，缺少資本輸出的平臺和渠道。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投向亞洲區(qū)域內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也非常有限。如果任由上述矛盾發(fā)展，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將繼續(xù)萎縮，而發(fā)達國家只能不斷通過信用杠桿發(fā)展虛擬經濟，讓資本繼續(xù)在體內循環(huán)。一旦虛擬經濟的發(fā)展突破了實體經濟的承受力，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不可避免。與美國政府名為“自由貿易”實則“以鄰為壑”的戰(zhàn)略思路不同，中國政府認為解決當前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矛盾，在于利用自身的工業(yè)能力構建“資本輸出”的平臺，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經濟整合和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進而推動自身的發(fā)展。亞投行成為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聯(lián)系的紐帶，在推動區(qū)域經濟合作的同時，也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提供了必要的融資支持。
(二) 利益契合度不同
TPP作為美國維護其霸權地位的戰(zhàn)略工具，盡管被標榜為“21世紀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的模板”，其實質依然是美國貿易霸權的延續(xù)。美國在推動TPP過程中的單邊主義行動和過于宏偉的目標，導致TPP在產生之初就成為多重矛盾的集合體，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TPP參與主體之間存在矛盾。TPP中諸多的貿易準則完全是美國按照自身條件設定，與其說是高標準，不如說是雙重標準或者美國標準。例如，美國在自身具有明顯優(yōu)勢的知識產權、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提出了許多超出發(fā)展中國家(如越南、智利、秘魯等)承受能力的高標準，而對于乳制品、糖類等自身競爭力較弱的農產品，卻通過高關稅、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出口補貼等措施提高其他國家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門檻。對此，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農產品出口大國強烈不滿，紛紛要求美國限制農產品補貼，并拒絕將農產品貿易列為TPP的例外項目。在紡織品市場準入方面，美國為保持織物和紗線的貿易順差，堅持嚴格的原產地規(guī)則，要求從紗到縫制的全部過程都必須在TPP國家完成，但是越南、馬來西亞等慣于從中國進口原材料的國家則希望執(zhí)行更為寬松的原產地規(guī)則。另外，為了提升本國私營企業(yè)的競爭力，美國認為應在投資和競爭政策中加入約束國有企業(yè)的條款，但是這一倡議遭到了越南、新加坡等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國家的強烈反對。
其次，TPP參與主體內部利益集團之間存在矛盾。TPP作為一個區(qū)域性的自由貿易協(xié)定，在為各參與國的優(yōu)勢產品提供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的同時，也必然對各國弱勢產業(yè)造成沖擊，因此各參與國內部利益集團之間經常圍繞是否加入TPP展開激烈博弈。以美國為例，盡管TPP大部分貿易規(guī)則均為美國“量身定做”，但是美國國內的紡織業(yè)、橡膠制品以及部分農產品行業(yè)由于擔心自由貿易的沖擊，對TPP一直持反對態(tài)度。2015年5月1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2票贊成，45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駁回了旨在加速TPP談判進程的貿易促進授權法案(TPA)。值得玩味的是，與奧巴馬同屬一黨的44名民主黨參議員中僅有1人投贊成票，而54名共和黨議員中卻有51人投下贊成票。民主、共和兩黨在TPP問題上的政治博弈可見一斑。日本國內的情況也是如此，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工業(yè)、服務業(yè)和高新技術產業(yè)集團一直積極游說政府加入TPP，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農業(yè)部門則擔心加入TPP后遭受損失。以日本農協(xié)(JA)為代表的農業(yè)團體一直通過示威游行、簽名等方式向日本國會施加壓力。
最后，TPP與現有FTA協(xié)定和貿易組織之間存在矛盾。TPP談判的初衷旨在達成一攬子多邊貿易安排，以緩解亞太地區(qū)一直存在的“意大利面條碗”效應(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
“意大利面條碗”現象主要指傳統(tǒng)特惠貿易協(xié)議下，各協(xié)議之間由于優(yōu)惠待遇不同或標準不一而帶來的應用障礙。。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TPP談判，整體談判的難度越來越大，美國不得不放棄最初設想的多邊整體性談判方式，轉而采用復合談判方式，即某些部門或產品采用雙邊談判的方式，而另一些部門或產品實行整體談判，這種談判方式與傳統(tǒng)的雙邊談判方式相比并沒有明顯優(yōu)勢。而且部分TPP參與國在此之前已經達成了雙邊FTA協(xié)定，每個協(xié)定的規(guī)則也不盡相同，如何實現TPP與現有FTA的無縫對接一直懸而未決。結果TPP不僅沒有解決“意大利面條碗”效應，反而淪為“眾多面條碗中的一碗面條”
沈銘輝：《經濟收益與政治博弈：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的廣譜視角》，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4年第6期，第126-136頁。。另外，美國在WTO談判遇阻的情況下，試圖通過TPP構建一套不同于WTO的全新的貿易談判框架。這種做法使得TPP與WTO之間存在天然的競爭性關系，可能會損害現有的多邊貿易體系，令WTO談判雪上加霜。
與TPP相比，亞投行成功地兼顧了各方利益，各參與國以亞投行為紐帶形成了統(tǒng)一的利益共同體。中國可以通過亞投行加快工業(yè)和資本輸出，提升區(qū)域經濟整合能力，同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亞洲的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南亞、中亞和東南亞的部分國家，由于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巨額融資需求，成為亞投行主要的投資目的地;英國、瑞士、法國等歐洲發(fā)達國家和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等為代表的西亞產油國可以實現資本輸出，獲取長期穩(wěn)定的基建收益;澳大利亞、巴西等資源出口國可以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對于礦產、能源等上游資源品的需求，以此提升其在大宗商品市場的出口份額;俄羅斯不僅能夠增加資源品出口，還能夠通過亞投行獲得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有助于盡快擺脫因美國制裁而陷入的經濟困境。除此之外，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等現行多邊開發(fā)性金融開發(fā)機構在經營定位和目標市場等方面的側重點不同。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主要以減貧為宗旨，而亞投行則側重于基礎設施建設;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以“金磚五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為主要目標，從實踐來看，大部分資金投向了以南非為代表的非洲國家，而亞投行的主要目標市場則是亞洲發(fā)展中國家。因此，亞投行與這些金融機構之間是互補而非競爭性關系。
(三) 運行準則和機制不同
TPP的前身P4在設立之初，是一個開放性的自由貿易安排，在條款中專門設立了接納新成員的條件，規(guī)定所有APEC成員以及域外其他經濟體，只要申請都可以加入。隨著美國加入多邊談判，其在TPP發(fā)展中的主導作用日益突顯。作為美國主導亞太地區(qū)貿易秩序的工具，TPP逐漸呈現出“封閉的地區(qū)主義”色彩
莊芮、楊亞琢、王悅媛：《APEC與TPP的路徑比較與中國策略分析》，載《亞太經濟》2014年第2期，第21-25頁。。不僅協(xié)議條款內容在最大程度上立足于美國的國家利益，運行規(guī)則也體現出明顯的美國意志。其奉行嚴格的“原產地規(guī)則”，從根本上杜絕了非TPP成員國通過貿易偏轉進行“搭便車”的行為。在接受新成員方面，TPP的做法與WTO一脈相承，申請加入方需要與所有TPP成員國談判并征得所有成員國同意后方可加入。考慮到美國在該組織中的實際影響力，這一規(guī)定相當于讓美國擁有了一票否決權。另外，隨著TPP成員國的增加，后加入者的談判成本將越來越高，從而提高了TPP的進入壁壘。雖然美國政府一再宣稱，TPP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歡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加入，但是同時不忘補充道，新加入的國家必須“符合TPP協(xié)定高的標準”。這些基于美國自身條件所設定的高標準遠遠超過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目前的承受能力，成為阻止其加入該協(xié)定的“天然門檻”。甚至一些西方學者也直言不諱地說，這些標準是專門針對中國設計的
Matthew P. Goodman、孫東：《關于TPP的五大誤區(qū)》，載《國際經濟評論》2013年第4期，第164-167頁。。不僅如此，美國還試圖將“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納入TPP協(xié)議中，這意味著投資者可以直接起訴東道國政府，從而使TPP協(xié)議的法律效力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這種以犧牲成員國主權為代價的“高標準”，無疑也令后來者望而卻步。
與TPP相比，亞投行作為一個新興的多邊開發(fā)金融機構，在成立之初就秉承“開放、包容、透明”的運行準則，并沒有對參與國設置過高的門檻。中國政府也多次表示，對亞投行持“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歡迎各國加入亞投行，共同促進亞太地區(qū)發(fā)展。在運行機制上，亞投行也與現行金融機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目前兩大國際性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IMF中，歐美發(fā)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獲得了絕大部分投票權。雖然近年來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壓力下，歐洲國家讓渡了部分份額，但美國仍然占據15%以上的投票權份額。在“重大議題需85%以上通過率”的現行規(guī)則下，相當于獲得了“一票否決權”。
與之相比，亞投行的規(guī)則充分體現了“多元包容、協(xié)商民主”的治理理念。根據目前已經披露的信息，各參與國在亞投行的股份份額主要參考該國的GDP等指標設定，但是亞洲區(qū)域以外的國家只能夠占有25%的份額，而亞洲區(qū)域內國家則占據75%的份額。按照這一原則，結合目前相關國家2014年度的名義GDP數據，本文對各意向創(chuàng)始會員國在亞投行的股份份額進行了初步測算，如表3所示
亞投行仍將接受其他國家申請以一般會員國身份加入，因此各國實際份額占比可能與測算結果有所出入。。如果按照這一規(guī)則，即使考慮到今后新成員國的加入，中國在亞投行也將占據“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但是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將努力通過協(xié)商一致的方式達成決策，不尋求“一票否決權”。與此同時，亞投行的股份分配規(guī)則更多地照顧了亞洲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印度、韓國、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也能得到與德國、英國、法國等發(fā)達國家?guī)缀跸嗤墓煞莘蓊~，從而在亞投行獲得更多的話語權。
表3 亞投行各意向創(chuàng)始會員國份額占比預測
三、 中美戰(zhàn)略博弈分析
TPP和亞投行作為中美之間戰(zhàn)略博弈的縮影，不僅會影響中美兩國的國家政策，而且對于除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各國必須基于其他博弈方的策略，做出最符合本國利益的戰(zhàn)略選擇，通過構建基于完全信息的雙人靜態(tài)博弈模型，我們可以對各國戰(zhàn)略博弈行為進行深入分析。
(一) 博弈模型的構建
以美國成立TPP為例，中國和除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必須針對美國的這一舉動選擇各自的策略，由此構成了一個典型的雙人博弈模型。為了更好地分析各方的得益情況，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1. 無論是中國(博弈方1)還是其他國家(博弈方2)，都有“加入”或“不加入”兩種策略可供選擇;
2. 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加入TPP均能夠從自由貿易中獲得經濟利益，設為V;
3. 由于TPP由美國主導，加入TPP意味著國家政策的制定要受制于美國，因此在政治層面會受到負面影響，設為L;
4. 如果一方加入TPP而另一方不加入TPP，由于貿易轉移效應，加入一方的收益V-將超過雙方都加入時的收益V，即滿足V->V;而未加入一方經濟上將遭受損失，設為C;
5. 如果雙方都選擇不加入TPP，而依然通過雙邊FTA發(fā)展貿易或者單獨組建區(qū)域合作組織，雙方經濟上會獲利V′，而且此時不用付出政治上的代價。
如果用下角標1代表與中國有關的變量，用下角標2代表與其他國家有關的變量，由上述假設可以推斷，當中國和其他國家均選擇加入TPP時，雙方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要付出政治代價，因此得益分別為V1-L1和V2-L2;當中國選擇加入而其他國家不加入時，中國雖然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價，但是將獲取較高的經濟利益，而其他國家將遭受經濟損失，雙方得益分別為V-1-L1和-C2;當其他國家選擇加入而中國不加入時，中國將遭受經濟損失，而其他國家在付出政治代價的同時獲得經濟利益，雙方得益分別為-C1和V-2-L2;當中國和其他國家均選擇不加入時，雙方得益分別為V′1和V′2。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得益矩陣。
基于亞投行的博弈分析與上述過程類似，只是博弈方1由中國變?yōu)槊绹?，具體分析從略。
(二) 納什均衡分析
為了分析表4中所示得益矩陣的納什均衡，我們必須對得益矩陣中的數量關系進行限定?；诮涷炇聦?，我們認為如果中國能夠構建獨立于TPP的區(qū)域合作協(xié)定，相比由美國制定貿易規(guī)則的TPP而言，將獲得更有利的貿易條件，所獲利益將高于加入TPP的總得益。同樣，對美國而言，如果能夠構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機制取代亞投行，也將獲得高于加入亞投行的總得益。
(三) 基于TPP和亞投行的博弈分析
美國在推出TPP之初，原本希望在短時間內完成TPP談判，通過自由貿易的經濟利益吸引多數國家加入TPP，即實現情景1或情景3，令中國處于兩難選擇。如果中國選擇加入(情景1)，雖然能夠獲取一定經濟利益，但是在以后的政策制定上必將受到美國制約;如果中國選擇不加入(情景3)，則要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美國在貿易規(guī)則上的雙重標準侵害了其他國家尤其是眾多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使其他國家降低了加入TPP的預期得益。另一方面，以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為代表的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充分考慮了各國的實際需求，反而更受發(fā)展中國家的歡迎，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于構建一個獨立于TPP的自由貿易體系，中國也通過與其他國家接連簽訂雙邊FTA對沖TPP的影響，最終實現的是情景4所示結果。因此，美國沒能通過TPP達到其最初的戰(zhàn)略目的。
反觀中國組建的亞投行，由于很好地貫徹了合作共贏的理念，各國普遍預期加入亞投行將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中國多次表態(tài)將采取“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解決爭端，各國無須擔心損失過多的政治利益，因此眾多國家在短時間內紛紛加入。通過成立亞投行，中國成功地將選擇性難題拋給了美國――如果美國選擇加入亞投行(情景1)，雖然能夠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但這種選擇無異于承認了中國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將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如果美國選擇不加入亞投行(情景3)，將錯失區(qū)域經濟整合的機遇，蒙受經濟利益損失。從美國的實際選擇來看，目前更符合情景3的結果?？梢哉f，在這一輪的中美戰(zhàn)略博弈中，中國達到了戰(zhàn)略目的，占據了一定的主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當前中美戰(zhàn)略博弈中同樣面臨選擇性難題。如果日本加入亞投行，雖然能夠通過資本輸出獲得經濟利益，但同時意味著日本所主導的亞洲開發(fā)銀行被徹底邊緣化，而且日本以后將失去美國的政治支持，這對于日本而言是無法接受的;而如果日本不加入亞投行，將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其損失將超過美國。因為日本是亞洲地區(qū)GDP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國，按照亞投行目前的份額分配規(guī)則，如果日本選擇加入，將穩(wěn)獲第二大股東的位置。由于日本并未在截止日期到來之前提出加入亞投行的申請，其實相當于放棄了這一機會，即使日本以后重新考慮加入亞投行，也只能以普通會員國的身份加入，失去在亞投行的話語權。從上述分析看，日本無疑成為本輪中美戰(zhàn)略博弈的最大輸家。
四、 展望與建議
亞投行的建立，不僅有利于通過合作共贏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有利于逐步改善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盡管57個意向創(chuàng)始會員國已經塵埃落定，但在未來還會有更多國家(地區(qū))以一般會員國的身份加入亞投行。在此背景下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亞投行從設想倡議階段進入實質性的細節(jié)籌備階段，未來的發(fā)展和運行將面臨不少挑戰(zhàn)。
首先，項目風險不容忽視。亞投行既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投資方向，其投資項目必然存在投資回報周期長、融資額度大的特點。東南亞、南亞地區(qū)的部分國家作為亞投行主要的投資目的地，不僅經濟發(fā)展水平較為滯后，而且時刻面臨政治沖突、宗教沖突、民族沖突和恐怖主義的威脅。很多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都在B級以下，且缺少必要的貸款擔保。如何克服地緣政治經濟風險和信用風險，保證投資項目，尤其是一些跨境項目的安全穩(wěn)定運行，將極大地考驗亞投行的項目風險識別和管理能力。因此，亞投行必須構建完善的貸款評估機制，嚴格項目貸款的審批、發(fā)放和回收。同時，必須創(chuàng)新融資模式以進一步分散風險。例如，可以與投資目的地民間資本開展PPP(公私合營模式)合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要求接受貸款的國家設立償還基金，保證債務及時償還，降低財務風險。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外交手段增加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使建設項目成為聯(lián)系各國的紐帶，通過項目合作加強彼此之間的經濟往來，實現利益共贏。
其次，內部治理結構有待進一步完善。眾多經濟體的加入在推動亞投行迅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加大了亞投行內部治理的難度。目前，各國之間在亞投行內部領導權問題上的博弈逐漸升溫。亞投行采用股份銀行制的運行模式，其治理結構主要包括理事會、董事會和銀行管理層三個部分。其中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和決策部門，由所有成員國的代表組成，而各成員國所占份額決定了其在亞投行的話語權。雖然目前中國已經公布了股權分配的基本原則，但是在最終的章程達成之前，各國仍將圍繞具體的比例分配討價還價，以實現自身的最大利益。董事會由理事會選舉的總裁領導，主要負責日常事務的管理決策。與投票權份額相比，目前各國對于董事會席位的爭奪更為激烈，如何劃分選區(qū)以產生董事會席位，將成為下一階段的主要挑戰(zhàn)。就銀行管理層而言，主要包括行長、副行長及各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雖然亞投行第一任行長已經確定由中國人擔任，但是副行長的設置卻依然存在變數。英國、德國等歐洲大國在加入之初就曾表態(tài)，希望至少獲得一個副行長的職位，而以印度尼西亞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市場國家也希望憑借自身的市場資源，謀求領導層職位。由于副行長的職位有限，肯定無法滿足所有國家的要求。另外，關于創(chuàng)始會員國的權力目前也尚無定論。根據現有國際組織的慣例，創(chuàng)始會員國一般具有訂立規(guī)則、設立“保留條款”以及新成員準入等權力，而且在持股比例和董事會席位方面會占據一定優(yōu)勢。這些特權雖然保障了創(chuàng)始會員國的“先行者優(yōu)勢”，卻容易招致普通成員國的不滿。因此，中國必須與各參與方積極溝通，充分了解各方的重大關切，本著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妥善處理各種合理的利益訴求，互相信任，共謀發(fā)展?？梢灶A見，如何平衡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將極大地考驗亞投行領導者的智慧。
最后，充分應對美國的挑戰(zhàn)。亞投行的成立，盡管使中國在當前的中美戰(zhàn)略博弈上暫時占據了主動，但是美國不會坐視自身的領導力受到挑戰(zhàn)。隨著局勢的發(fā)展，美國對亞投行的態(tài)度從最初的批評轉為“支持”，但是同時又強調，希望亞投行在治理結構方面體現“高標準”，而這些所謂的“高標準”不過是美國主導下的世界銀行的翻版?？梢灶A見，美國在未來仍將設置各種障礙，并可能利用亞投行內部各國之間的矛盾，阻礙亞投行的順利運行，中國應對此做好充分準備。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直接沖突和對抗并非中美之間的最佳選擇。構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不僅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局勢的穩(wěn)定。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亞投行這個平臺與美國開展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或者與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開展經濟合作，進一步提升亞投行的運行效率和內部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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