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有許多共同的目標與理想,其中之一就是政治生活的和諧穩(wěn)定。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初中政治論文2500字，大家快來跟小編一起欣賞吧。

　　初中政治論文2500字篇一

　　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30年

　　摘要：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中國在保持經濟飛速發(fā)展的同時，在政治領域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值此30年之際，有必要對中國在政治發(fā)展和政治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進行一次梳理總結，以期為中國的政治穩(wěn)定有序健康發(fā)展提供些許借鑒。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政治發(fā)展;政治建設

　　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有必要對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積累的寶貴經驗進行實事求是的總結。政治發(fā)展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它既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也是一種必然趨勢與戰(zhàn)略目標;既可能是現實的變革過程，也可能是變革的目標設計和選擇。作為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任務和主題，它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標志，但因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具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模式。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政治文化都相對落后，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在政治發(fā)展道路的選擇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旗幟鮮明，堅持原則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就其中相對經濟發(fā)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而言，政治發(fā)展常常為人們所忽略，甚至被否定。在國內外常常能聽到指責我們的聲音，說什么“經濟放開”，“政治卡死”，“政經分離”，“跛足改革”等，他們動輒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特有的議會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制衡制”等政治制度、體制來對比改革發(fā)展進程中的中國，由此常常得出中國在政治領域并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甚至還出現了倒退的結論。也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如果把政治體制的標準僅僅界定為西方國家的多黨制、三權分立、代議民主，可以說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還與以前一樣，沒有實質性的變動。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治發(fā)展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方向，這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國家的性質決定的，是符合我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以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我國的國家性質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這就決定了我們改革的方向只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行，如果我們放棄這一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方向，滑向資本主義的泥潭，那么我們的國家就會四分五裂，人民就會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曾反復強調，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不能搬用資本主義制度，需要保持我們的優(yōu)勢，“保證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1987年6月，他在與美國前總統卡特談話時更是明確地指出“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選舉、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

　　而就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模式而言，也并非只有一種，在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在一般性原理的指導下，探索社會主義在各個國家內部的具體表現形式。正如列寧所言：“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不同于俄國。”這是因為個性不僅包含共性，而且還包含其所獨有的特性和豐富內涵，所以我國的政治發(fā)展應該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基本國情相結合的背景下的政治發(fā)展，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所言，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在過去，中國曾一度效仿其他國家特別是前蘇聯的政治制度建制，建立起高度集權的政治發(fā)展模式，在發(fā)展中完全喪失自我特色，以致政府機構效率低下、社會結構失衡、民眾積極性匱乏等，特別是由此而引發(fā)的十年““””給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留下了沉重的烙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不僅對外實行開放政策，而且對內也積極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領域，不僅逐步解決了政企不分、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機構重疊、職能混亂等問題，而且尤為重要的是逐步確立了一條馬克思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政治發(fā)展道路。特別是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遭到全球質疑的時候，我們依然高舉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目標是何等的魄力。

　　不過我們高舉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發(fā)展道路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六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v觀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史，任何一種類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鮮明的階級性。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牢牢把握這一點極為重要。如果這一點把握不好、把握不準，走偏了方向，不僅政治文明建設很難搞好，而且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帶來損害，影響社會政治穩(wěn)定，影響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他再次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其中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特點和基本原則，是我們在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進程中必須牢牢堅持和把握的基本原則，這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走向，也關系到社會穩(wěn)定、國家統一和人民幸福。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無論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都是通過黨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實現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是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也是憲法和法律所確認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權利的主體。人民依照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yè)。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礎，法制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民主只有以法制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依法治國就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程序化，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因此在實踐中，只有堅持三者的有機統一，才能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yōu)勢，才能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也才能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實現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二、戰(zhàn)略目標明確

　　縱觀過去的30年，我國政治發(fā)展的脈絡清晰可循，因為我國的政治發(fā)展不是盲目驅動，而是有明確的目標規(guī)劃及詳盡的戰(zhàn)略方針。在政治發(fā)展過程中，選擇、確定政治發(fā)展目標是推動政治發(fā)展的前提條件。政治發(fā)展目標從總體上規(guī)制政治發(fā)展的方

　　向，在價值觀念上設立若干標準和檢驗尺度。只有明確 政治 發(fā)展的目標，才能確定政治發(fā)展的內容，制定政治發(fā)展戰(zhàn)略，以此牽動、引導政治發(fā)展;只有選擇確立科學、明確的戰(zhàn)略目標，才不會為一些復雜因素所影響，也才能以明確的目標統一全 社會的思想，保持步調一致，一往無前。政治發(fā)展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情景下，應該有不同的目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fā)，在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和特點的基礎上，準確把握時代脈搏，更加具體地明確了新時期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并經過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

　　(一)民主建設穩(wěn)步推進

　　民主作為一種社會 管理制度，最簡明的含義即為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的統治。當今世界，民主化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世界各國都將民主作為本國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取向，并積極謀取有益于本國發(fā)展的民主形式。現代政治學的研究表明，民主政治與 經濟發(fā)展有密切的關系，即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備必要的條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認為：“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這種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為判斷標準的論斷雖然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其民主政治與經濟發(fā)展相 聯系的觀點，卻常常為人們所接受。與此相對照，我國的民主政治也正是隨著我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而突飛猛進的。近代特別是建國之前，由于我國的專制傳統和非常落后的經濟 文化發(fā)展狀態(tài)，決定了我國的民主化水平極為低下。據此，在取得革命勝利和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就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先人民民主再到黨內民主，而是先黨內民主后再通過黨內民主來帶動人民民主，以達到兩者的互動的民主政治發(fā)展道路。

　　鄧小平曾就我國民主建設的路徑選擇問題指出：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首先要從黨內造成……如果黨內不造成，國家也造不成。”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于見效的途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講要“發(fā)展黨內民主”，并“通過發(fā)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人民民主的發(fā)展”。十六大 報告更是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把發(fā)展黨內民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再次強調“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由此，將發(fā)展黨內民主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聯系在一起，使對“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方針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和認識。

　　(二)法治建設日臻完善

　　民主與法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專制獨裁是根本對立的，在本質上應實行法治。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康發(fā)展，為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民主須臾離不開法制，人民的民主權力，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運作程序，經濟生活的民主化、社會生活的民主自治等等，都需要法制加以確認和保障。鄧小平曾經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任何違反法律、超出法律界限的民主，都會對社會秩序和他人的民主權利造成損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總結歷史的 經驗教訓，從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高度，明確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wěn)定性、連續(xù)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從而確認和明確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戰(zhàn)略地位和戰(zhàn)略任務。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強調指出：“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并使社會主義法制成為維護人民權利，保障生產秩序、 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強大武器。”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鄧小平同志倡導、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加強了對民主建設的規(guī)制和保障，使民主朝著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不斷前進。改革開放以來，在從 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中國不斷加強經濟立法和其他相關立法，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

　　(三)政治 環(huán)境穩(wěn)定有序

　　美國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曾提出政治發(fā)展理論的核心問題，即是以政治秩序作為政治發(fā)展的關切點，把政治穩(wěn)定作為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政治穩(wěn)定主要是指政治系統在總體上長期保持有秩序、有規(guī)則和合法的協調、良性運行，是一種變與不變相互制約下的動態(tài)平衡和有效系統控制下的積極運動。政治穩(wěn)定要求其運行機制能容納、疏導社會的利益矛盾，具有適應外部環(huán)境變化和內部諸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發(fā)展變化的控制和調適能力。其外在表現是政治系統在運行過程中所出現的有序性和連續(xù)性。所謂有序性是指系統內部各要素排列的合理性;所謂連續(xù)性，是指系統功能的發(fā)揮不受阻礙，保持正常運轉。發(fā)展中國家的普遍 實踐表明，能否保持穩(wěn)定，直接關系到政治發(fā)展的成敗。在我國，保持社會穩(wěn)定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保持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秩序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亨廷頓所言：“現代化孕育著穩(wěn)定，現代化過程則滋生著動亂。”所以，鄧小平在很多場合都對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性給予了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wěn)定”，“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wěn)定。”因為中國目前亟需的是發(fā)展經濟，擺脫落后，而要發(fā)展就要有一個安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穩(wěn)定是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順利發(fā)展的前提，沒有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什么事也干不成。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所作的《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的重要 講話中，將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 擺在重要位置。十五大報告也多次提到維護安定團結的重要性。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也多次強調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性，指出：“社會穩(wěn)定是人民群眾的共同心愿，是改革發(fā)展的重要前提。”并指出通過各種途徑來維護和鞏固社會的安定團結，堅持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辯證統一，以改革為動力，以發(fā)展為目標，以穩(wěn)定為保障，把改革的力度、發(fā)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結合起來，使整個社會保持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

　　(四)政治關系和諧發(fā)展

　　和諧是人類社會不懈的追求，也是世界各國著力追求的發(fā)展目標。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諧更是其本質特

　　征，也正如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所明確指出的：“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和 諧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社會某一單方面所能完成和達至的，而必須是社會各個方面相互協調融合的平衡狀態(tài)。在政治領域，則主要表現為政治關系的和諧。政治關系是指在特定的政治體系中政治主體之間在政治生活中基于某種政治利益，圍繞著國家政治權力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政治關系是政治的本質內容，在現實社會中，政治關系的狀況及其與政治體系的關系狀態(tài)，不僅直接影響到政治主體的利益實現程度，而且關系到政治主體的政治權利擁有程度，以及特定政治體系中政治權力的配置合理程度。這其中任何一種因素都可能成為影響政治體系穩(wěn)定的重要變量。能否有效地協調政治關系，不僅關系到能否調動政治主體的積極性，而且影響到政治穩(wěn)定和政治發(fā)展。而我國政治和諧發(fā)展可以從階級關系、政黨關系、黨政關系、民族關系以及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等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1.階級關系協調優(yōu)化　在龐大而復雜的現實政治關系網絡中，階級階層政治關系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支配和影響著其他政治主體之間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當時的階級結構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然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發(fā)展進程中，特別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完善、經濟關系的調整和變革，我國的社會組織形式、就業(yè)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由此決定了階級和階層也日益多樣化。如何來面對和化解由于新階層的涌現而引發(fā)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呢?這是對我國政府提出的嚴峻考驗。一種健全的民主制度，應當容納最廣泛的和可能的多樣化，以保持政治制度的平衡。因此，我國政府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始認真對待新階層問題，采取了包括對新階層的政治地位予以確認、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協調機制、擴大政治參與等措施來化解各種沖突和矛盾。通過近30年的建設和努力，我們有力地保障了階級階層之間關系的和諧發(fā)展，也進一步促進了社會政治的穩(wěn)定進步。

　　2.政黨關系和諧有序　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不是執(zhí)政黨與反對黨、在野黨之間的關系，而是在“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指引下確立的親密友黨相互合作的關系。在過去的30年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日益成為我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以及政治穩(wěn)定的重要制度保障。此間，對各民主黨派的性質和作用做了新的概括，認為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和人民團體，成為進一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視的作用”。這是新時期我黨對民主黨派性質和作用做出的正確分析和判斷，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服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直接推動了新時期多黨合作事業(yè)的恢復和發(fā)展，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政策基礎。

　　3.黨政關系合理規(guī)范　黨政關系是當前我國政治關系協調有序發(fā)展的重要支撐和保證，而對其的規(guī)范也是目前我國政治發(fā)展中需要著力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為了改變““””時期黨政關系的混亂狀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鄧小平首先就提出了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他說：“思想一僵化，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比如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后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F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這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黨政關系建設的主要指導思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們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從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到黨的十六大提出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再到十七大強調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反映了全黨對解決黨的領導這一重大問題的新的理論覺醒。

　　4.民族關系團結穩(wěn)定　民族關系在多民族國家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關系，處理得如何，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wěn)定和國家的統一。因而，在社會發(fā)展和經濟建設的進程中，發(fā)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增強民族團結，一直備受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在恢復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深化和發(fā)展，認為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勞動人民之間的問題，這樣便澄清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理論。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我國民族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軌，明確提出新時期民族工作的總方針就是，堅定不移地關心、幫助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fā)展，逐步實現各民族事實上的平等。2005年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逐步縮小發(fā)展差距，實行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最終實現各民族共同富裕。”十七大報告中，他再次強調要“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主題，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鞏固和發(fā)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這就為我國民族關系的和諧有序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5.國家與社會適度分離協調發(fā)展　擺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我國政治社會發(fā)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伴隨著政府機構間權力重新分配，政企分開和政府職能轉變，國家控制方式從以行政性指令和國家計劃直接控制到以法律及社會經濟政策進行間接調控的轉變，國家與社會關系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呈現出適度分離的趨勢。然而，在當今世界，完全拋棄政府追求絕對“大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的國家是不存在的，而且這種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現代社會，國家在整個社會生活和經濟發(fā)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控制力的政府也是越來越多國家所極力追求的目標。理論上，國家與社會的關

　　系也并非就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關系，處理好時兩者還可能會形成相得益彰的正和博弈關系。從30年的改革實踐來看，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正處于良性平穩(wěn)的發(fā)展之中，國家與社會適度分離的新型關系正在逐步形成。

　　三、走適合國情之路——絕不照抄照搬

　　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政治發(fā)展，不同的國家 在政治發(fā)展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模式選擇，所以當今世界政治發(fā)展模式在不同的國家呈現出形式各異的特征。在各國政治發(fā)展進程中，從來不存在一成不變、適合于所有國家的模式，那種妄想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發(fā)展模式的想法和試驗都是不現實的。經各國歷史和現實的實踐所證明，這種追求普遍性和統一性發(fā)展模式的觀念已為世人所拋棄。在當今世界政治生活中，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實體形式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在謀求具體的政治發(fā)展過程中，各民族國家都在致力于自主性發(fā)展，以期建立適應一個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發(fā)展要求的穩(wěn)定的政治體系。

　　中國政治發(fā)展的進程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出發(fā)，總結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經過長期的革命和實踐，終于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等，取得了新中國的成立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到后來，又根據當時國家和社會經濟的狀況，成功地找到了一種獨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模式，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而所有這些成就的取得也都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fā)展模式，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及波折又從反面有力地佐證了走適合國情之路、選擇符合國情的政治發(fā)展道路的重要性。這也給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政治發(fā)展和政治建設的順利有序進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確立了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進行科學總結和對國際環(huán)境、時代特征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使中國的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之路不斷推向前進。

　　在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進程中，有兩條原則是我們所一貫堅持的，并將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而永遠的堅持下去。第一條就是，我國的政治發(fā)展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走自己的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區(qū)域一體化日趨增強，國家間交往聯系的頻繁對每個國家的政治發(fā)展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當中國開始現代化政治發(fā)展進程時，世界上已有許多成功或比較成功的先例。在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之初，就我國政治發(fā)展模式的選擇問題，我國學者和相關人士曾有過猶豫，特別是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使很多人對我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前景充滿了迷茫。這時鄧小平再次堅定地指出：“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yōu)越性，”而必須是把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方式有機地統一起來，形成自己的發(fā)展模式，走自己的政治發(fā)展之路。在十二大開幕詞中，他鄭重宣布：“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同時，他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命題。此后，這條道路為歷屆國家領導人所強調和發(fā)展。針對政治發(fā)展，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又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的科學命題，使我們對我國的政治發(fā)展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和把握。

　　另一條就是我們主張自主發(fā)展，但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與其他國家互通有無，吸收借鑒人類的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人類文明是豐富多彩的，任何一種政治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獨自發(fā)展，任何一條政治發(fā)展道路也都不可能孤立獨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其實就是不同政治文明間相互影響、不同政治發(fā)展道路間相互交流的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政治發(fā)展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創(chuàng)立的，反映了時代特點，順應了世界政治發(fā)展的潮流，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要求，是在不斷吸收和借鑒其他政治文明成果的過程中發(fā)展和完善的。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不同政治文明的因子相互滲透、融合、交流和影響，構成了現代民主政治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景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堅持走中國特色政治發(fā)展道路，需要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氣魄，敢于吸收、借鑒包括西方民主政治文明在內的一切人類政治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使這條政治發(fā)展道路更好地體現時代精神，體現世界民主政治發(fā)展潮流，從而也能為更快更好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服務?？傊窃诒辛俗哌m合中國國情之路而不照抄照搬的原則，緊緊圍繞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主要任務，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原則的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凸顯鮮明的中國特色，并在積極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在過去的30年才得到了不斷的推進和發(fā)展。

　　四、政治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相協調

　　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得以協調發(fā)展的30年，其實也正是我國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相互協調的一個過程。政治發(fā)展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發(fā)展的進程。歷史上的中國就是一個大國家小社會，甚至是大國家無社會的一種狀態(tài)，這是我國政治和社會發(fā)展中的一個特色，而且一直到建國初期還得以延續(xù)。當然這主要是由當時我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狀況決定的。建國初期，我國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極其低下，整個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各項事業(yè)百廢待興，此時最為需要的就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以當時建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是我國的必然選擇。這種高度集權模式的政府具有極強的組織能力和社會號召力，在國民經濟的恢復發(fā)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及社會穩(wěn)定等方面，都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政府模式使行政權力滲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國家和社會達到高度的統一，社會成了國家的附屬物，完全喪失了自主性，嚴重阻礙了社會的流動，也嚴重壓抑了社會組織和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且到了后期，特別是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后，以所謂“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發(fā)展幾乎成了當時社會發(fā)展的全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了包括經濟、政治在內的社會全方位的體制變革，改變了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路線，將我國的各項事業(yè)都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變革政治體制，提出“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國家的行政權力從社會的具體事物中脫離出來，轉

　　而從宏觀層面對社會進行調控，真正使政府成為一個“掌舵者”而非應由社會來扮演的“劃槳者”角色。在經濟體制方面，國家以市場經濟 取代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逐步打破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fā)展包括國有制、集體制、私有制等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也打破了過去“平均主義”、“大鍋飯”式的分配模式，而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伴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穩(wěn)步推進，我國的社會發(fā)展也得到了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過去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模糊界限逐步被廓清。政府改變了過去事必躬親的管理方式，而是主要致力于宏觀方面的調控，調整社會經濟政治的大方向，這樣不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也進一步增強了調控力和凝聚力。社會在逐步擺脫國家干擾和控制的同時，也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和自主權。

　　在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政府逐步返權于社會。然而，政府把權力交給社會，實現社會一定事務的自我管理，如果社會能夠有效運用這些權力，達到自我的良性管理，社會便會井然有序;反之，則會帶來社會的無序和政治危機。因此，在中國政治發(fā)展進程中，政府能否放權及放權后社會能否自我管理，直接取決于社會自身的發(fā)育狀況。而世界各國的社會發(fā)展和民主實踐證明，作為社會發(fā)展中的一個功能性組織，中介組織的建立完善與否已日益成為社會發(fā)育狀況的一個標尺，在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要求對社會適度放權，培養(yǎng)和強化社會中介組織，增強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要“發(fā)揮行業(yè)協會、商會等組織的作用”。十五大報告也提出：“要培育和發(fā)展商會中介組織”。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下發(fā)了關于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相關法律規(guī)章中，給予這些組織以合法地位。特別是近期，我國對社會中介組織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擺脫了過去對培育和完善中介組織的盲目性，不僅要培育中介組織而且還要規(guī)范其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所強調的，要“規(guī)范發(fā)展行業(yè)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這就為我國培育和強化社會中介組織，進一步擴大社會的自主權，優(yōu)化社會的自我管理指明了方向。改革開放至今的30年，我國的中介組織從無到有，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6年12月底，全國各類中介組織約32萬多個，而學者的估計大大超過這個數量，不少學者估計各類中介組織多達300萬個左右。這標志著我國中介組織及公民社會日益發(fā)展和壯大，而且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我國社會發(fā)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在我國社會發(fā)展中，權利作為公民社會的永恒追求也在逐步取代過去權力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日益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同時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也為社會發(fā)展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恒久的動力和深層次的保障。

　　總之，社會發(fā)展與政治發(fā)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政治發(fā)展在推動、保證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在為社會發(fā)展整體目標而努力的同時，也為自身價值目標的實現而努力，這既是社會發(fā)展之必然，也是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使然?？v觀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雖然政治、社會發(fā)展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些瑕疵，但也無以掩蓋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當前，相信在“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我國的社會發(fā)展與政治發(fā)展將會相互協調、一如既往的順利前行。

　　五、策略選擇正確——循序漸進

　　在政治發(fā)展進程中，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方法對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及政治發(fā)展能否順利進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主要有兩種模式或途徑，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所謂政治革命是旨在通過對一個社會根本性制度的置換，而推翻另一階級的政治統治，實現政治權力的轉移。政治改革則是政治關系的調整和完善，它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政治領導集團根據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社會矛盾狀況，在不改變階級統治的前提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旨在改進、調節(jié)政治關系以期鞏固和完善自身的政治統治。關于當代中國政治建設應該采取何種途徑來推進的問題，鄧小平毅然拋棄了前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所采取的激進的政治革命式的政治建設途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建設連為一體，把政治體制改革視作政治建設的基本途徑，以穩(wěn)定為前提，漸進推進的基本思路。

　　我國的政治發(fā)展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而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的最大的實際，是我國政治建設發(fā)展的基本出發(fā)點。之所以選擇漸進式政治發(fā)展策略有其深層次的原因。首先，我國政治改革的對象是阻礙政治建設發(fā)展的具體制度即政治體制，而非我國的根本性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建國之初，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全國人民的不懈追求，是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而取得的成就。而且不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制度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都具有極大的優(yōu)越性。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之所以會出現社會和個人積極性和自主性消退、出現““””等社會發(fā)展動蕩不安的狀況，并非我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所致，而是促進社會主義得以建設和完善的一些諸如計劃經濟體制、領導制度、干部制度等具體制度使然。所以我國的政治改革只能是對這些具體制度的改革，而不能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否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變了顏色。但是這些具體制度在我國政治發(fā)展中由來已久，已經滲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并作為社會主義的代名詞在人們心中業(yè)已根深蒂固，如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向來等同于社會主義，而市場經濟則就是資本主義等，所以它的改變并非一日之功，而必須是一個逐步變革、漸進發(fā)展的進程;其次，作為一個人口最多、國土面積世界第三的發(fā)展中國家，我國社會發(fā)展各個方面的運作都極為復雜，任何制度體制的變革都可能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暴風驟雨式的改革必然超出社會的承受力，勢必造成社會動蕩不安。正如鄧小平在1986年所強調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很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我們首先要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范圍，弄清從哪里著手。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樣就亂了。國家這么大，情況太復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后再下決心”;再次，我國民主政治基礎薄弱，公民民主意識淡薄，也決定了我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漸進式選擇。我國是一個專制氣息濃重，而民主氛圍淡薄的國家。歷史上，民眾不識民主為何物，而對權力的崇拜和服從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滋生民主土壤的社會也在國家權力的狹縫中生存，甚至成為國家的附屬物，幾近喪失自由發(fā)展的空間及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公民民主意識的增強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并非國家法律、制度及指令性政策所能輕易達至。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勢必困難重重。因此，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亦步亦趨式的民主政治建設才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我國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治發(fā)展進程中，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摸著石頭過河”，務實靈活的道路選擇。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在走我們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是摸著石頭過河。”即改革允許去探索、嘗試，有好結果就推行，否則可另謀他途。這個思路為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論工具，對指導中國漸進政治改革和發(fā)展的不斷推進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價值;第二，政策的策略性傳承發(fā)展，通過積累式制度創(chuàng)新來突破舊體制。中國政治理論的發(fā)展歷來注重保持與傳統政治話語系統的策略性調適，實事求是地以符合時代潮流的新內容來豐富和發(fā)展其內涵，使之與時俱進。這是中國共產黨“原則的堅持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生動表述和再現，對中國的漸進政治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第三，短期次優(yōu)與長期最優(yōu)的統一，通過退一步進兩步的策略以時間換空間。中

　　國的 政治 發(fā)展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往往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而且改革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 社會利益格局的重組，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方案的確定往往不是“比優(yōu)”而是“比劣”的產物，是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 的理性權衡，是短期次優(yōu)與長期最優(yōu)的高度統一，是退一步進兩步的迂回發(fā)展策略的生動體現，是以時間換空間的政治智慧的高度表達。

　　實踐證明，相對于前蘇聯及東歐等一些國家的激進式政治變革所導致的社會混亂、 經濟倒退甚至國家分裂等局面，我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fā)展?jié)u進式的策略選擇顯然是正確的。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30年，不僅改變了過去社會混亂的狀況，保持了社會穩(wěn)定、經濟的平穩(wěn)發(fā)展，而且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了公眾的民主權利意識和社會的自我 管理能力，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

　　初中政治論文2500字篇二

　　歐盟：沒有政治的政治共同體

　　2009年12月1日，經過近十年的混亂和躊躇，歐盟《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與遭遇流產的2004年《歐盟憲法條約》(Constitutional Treaty)類似，《里斯本條約》旨在對抗12個新成員國的加入所釋放出的離心力。該條約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它簡化了歐盟繁瑣的決策程序;為歐盟各成員國政府首腦所組成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設立了一個半全職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一職。同時，它還增大了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權限，賦予歐盟以單一法律主體資格，并制訂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盡管英國、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并未加入)。

　　這些變化關系重大。它們掃除了歐盟有效決策的一些障礙，并使歐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聲望變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諷般地發(fā)問：“如果要與歐洲通話，我該撥哪個號碼?”依然切中要害?！独锼贡緱l約》只是一種，或更確切地說，一套權宜之計。該條約并未使歐盟做好面對一個與歐盟的精英和人民傳承的精神譜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準備，它甚至無意于此。歐洲領導者所尋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規(guī)，改弦易轍是其最不樂意的。歐盟仍然是一個蹣跚的巨人。自歐洲計劃(European project)啟動以來，其治理方面的模棱兩可所帶來的陰霾一直揮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聯邦制和邦聯制、民主治理和技術官僚統治之間的“無主之地”中。歐盟機構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權威，以帶領歐洲走出在新世紀所面臨的艱難處境，“東方”和“西方”的古老分類在新世紀已不具任何意義。《里斯本條約》只是一個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補給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進行自我評估、展望未來的機會，而非逃避懸于歐洲精英和人民頭頂的有關目標、原則和權力等宏大問題的借口?？杀氖?，迄今為止，觸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歐盟之問

　　通過以遲到的《里斯本條約》為頂點的、曠日持久的談判的內在含義為探討的期待起點，我們可以試著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狀況后面隱藏的問題：對于條約的含義以及歐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歐范圍內的深入公共辯論。某些歐盟成員國曾出現過激烈而氣急敗壞的爭論，但均發(fā)生于一國范圍內，而未及于整個歐洲。這些辯論聚焦于對特定成員國的立場，對歐盟整體則毫無意義。反對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過后喪失的本國主權，贊成者則不厭其煩地糾纏于提案失敗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響力。

　　從1787年美國憲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過之前，曾進行過的非同尋常的公開辯論中體現出的激情、道德嚴肅性和哲學深度，歐洲制憲過程中卻明顯地缺席。并不存在歐洲版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或詹姆斯·麥迪遜來為歐洲憲法條約設定支撐性的道德價值觀和政治假設，或者界定所欲實現的目標。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類的反復回蕩在美國制憲辯論中的詞語，在歐洲制憲過程中卻很少聽到。印度賤民(曾經的“不可接觸者”)領袖安培多伽爾(B. R. Ambedkar)在獨立之后關于印度憲法的議會辯論中所發(fā)表的激動人心的言語，在歐洲無人堪與之比肩。沒有人像他一樣，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諾和市場經濟固有的經濟不平等之間的緊張關系;更無人探討這種緊張關系對歐洲計劃意味著什么。歐洲公眾已非首次被淺薄所糊弄。

　　問題顯而易見：為何會如此?這并非一個新問題。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學的政治理論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確指詹姆斯·麥迪遜是1780年代美國立憲辯論中的最杰出貢獻者，并哀嘆于歐洲版麥迪遜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寫作時，這個問題可被當作學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時，歐元剛剛推出，歐盟東擴的大冒險也即將開始。經濟持久增長的光明前景似乎觸手可及。美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且似乎將繼續(xù)保持下去。此時似乎并非討論這些問題的恰當時機，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災難預言家，他的語氣是輕松的、對話式的，并帶有些許學究氣。他希望有一天歐洲可以效仿美國的聯邦制，但他未料到這一天的到來，將有可能用去幾十年甚或幾代人的時間。

　　當前的局勢已不同于往日。輕松的學院派時刻已經結束。1780年代充滿活力并深刻的美國制憲辯論與21世紀歐洲辯論的缺失，二者之間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樁歷史趣聞。相反，這種反差重要而急迫。我們應如何解釋這個現象?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對歐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謬的，因為當前的歐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樣的主權國家，也非1780年代美國那樣的準國家(would-be state)，談論歐洲憲法原本就是錯位的，因此美國或印度式的憲政辯論也便是多余的。

　　但這個答案是站不住腳的。歐盟也許并非一個國家，但它無疑是一個政體(polity)。它依據深思熟慮的規(guī)則進行治理，這些規(guī)則體現在對成員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中。《羅馬條約》簽署后的50年間，這些治理規(guī)則已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歐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來50年中其仍將發(fā)生更多改變。比如在一個致力于民主和人權的聯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蘇聯的衛(wèi)星國，創(chuàng)造出了新歐洲;而由決定制訂一份《憲法條約》到批準《里斯本條約》的長期過程中，為新歐洲未來所可能形成的憲法進行一次大陸范圍的對話提供了理想的機會。

　　技術治理的局限

　　我的問題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個更深的層次，那就是：針對“一體化會像一團暈開的墨跡般，必然將從一個政策領域擴散到另一個政策領域”這一理論，我們缺乏公開辯論的空間。一體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卻是經濟性的;然而手段逐漸侵蝕了目的。一體化被假定為會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方式，從一個經濟領域向另一個經濟領域擴散;該擴散將不會停頓，而在此過程中共識勢必會被調動起來。經濟上的成功——這方面的事實俯拾即是，如市場自由、經濟規(guī)模、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將足以將一體化計劃嵌入公共文化中。沒必要以共同目標的合法性來強化既成事實的合法性。一切都將自行解決。

　　顧名思義，這種墨跡理論不僅是經濟主義的，它還具有技術官僚統治的性質。該理論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雜亂，他們認為這種生硬和雜亂無關緊要，甚至是一種威脅。這種情緒在歐盟總部依然存在且甚為流行。經濟主義的技術官僚往往精于高層政治決策機構式的走廊政治，但卻對下列種種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說、議會辯論、政治宣傳冊，或電視演播室。若非如此，他們便不是技術官僚了。

　　他們同樣不符合歐盟之父讓·莫內意指的“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微妙混合”這一職務描述。成熟聯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國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錢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為起點。之后才會延伸到基礎設施建設、部門干預等諸如此類的“低政治”領域。(直到羅斯福新政之時，美國才開始大規(guī)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內計劃實質上卻要反其道而行之：經濟一體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則隨后進行。歐洲煤鋼共同體即以“低政治的”部門干預為起點。繼之而來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雖擁有更廣泛的職權范圍，但恰如其名，該組織仍壓倒性地專注于經濟領域的“低政治”：農業(yè)、國家間貿易、區(qū)域援助、清除自由競爭壁壘，以及創(chuàng)建嚴密的規(guī)管框架以統一標準。兩者均將“高政治”留給了各成員國。

　　當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買賣要雙方達成合意;損失要予以補償。事實上，整個歐洲計劃均體現為一種妥協：以德國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換取法國主導的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以農業(yè)保護換取工業(yè)自由貿易。但其間所涉及的政治實質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種在復雜的現代社會需要技術官僚技能和氣質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魯塞爾委員會之于技術官僚正如果醬盆之于蜜蜂。該委員會貝爾萊蒙大樓的走廊中回蕩著技術官僚沉重的腳步聲——這些腳步聲來自各式各樣的成員國官員及游說者以及歐盟工作人員。雖然最成功的委員會成員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們首先是技術官僚性質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讓·莫內本人便是個典型例子。他首先是個有識之士，天生具有一種從容不迫但卻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擁有一種啟人心智、天馬行空的非凡想象力。但他同樣是一位從未當選任何公職的徹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加入歐盟委員會之前，他在法國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擔任部長職務，但他的職業(yè)生涯始于法蘭西銀行(法國央行)的一個官員職位，后來供職于法國國家計劃委員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英籍歐盟委員會(當時叫“歐洲委員會”)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義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戀于他樂意稱之為政策的“長程路線”(“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國極為成功的財政和內政大臣。而在布魯塞爾，他卻明顯心神不寧：原因無他，只因他與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夠的。總會有適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間。在成員國中——實際上在所有國家，至少是美國，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歐盟機構以及成員國行政機關，熟練的技術專家永遠有其需求。然而，“歐洲計劃”可以遠離高政治的日子結束了。原因之一是貨幣聯盟——技術官僚治下的歐洲的最后偉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間的“河岸”決堤了。這才是以下諸種危機現象的內在含義：2010年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伴隨著援助計劃強加而來的嚴厲的財政緊縮措施，歐洲債券市場的波動，希臘式危機在葡萄牙、愛爾蘭和西班牙若隱若現的影子，價值 7500億歐元的歐元區(qū)穩(wěn)定基金的創(chuàng)設，尤其是扮演歐洲提款機角色的德國的焦躁與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來，歐元區(qū)已陷入混亂，由于歐元區(qū)是歐洲的中心地帶，這意味著非歐元區(qū)的歐盟成員國讓自己避開這種危機的傷害。

　　此次經濟危機本身，與1930年代的那次危機類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術性的。投機性泡沫是引發(fā)本次危機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監(jiān)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經濟政策，卻是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的產物。同樣與1930年代的危機類似，基于相互競爭的政治信條和不同的經濟哲學，此次危機已為再次出征創(chuàng)造了機遇。無論政治信條、經濟哲學的競爭結局如何，最終結果仍將是受政治意志驅使的政治選擇的產物。在美國，當選的總統可以幫助推動該意志的產生并對其加以集中關注，正如1930年代羅斯?？偨y以及當前的奧巴馬總統所做的那樣。但歐洲卻不存在相對應的歐洲意志，也沒有催生該意志的歐洲政治權威。

　　該情形幾乎完全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歐洲可以公平合理地聲稱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為超過了美國、俄羅斯、中國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氣候變化會議上，該主張卻無足輕重。歐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卻毫無政治影響力。在緊要關頭，其他大的經濟集團往往可以無視歐洲之主張，事實也的確如此。

　　氣候變化之影響以及它對全球政治的沖擊未必會一直保持迄今為止的不痛不癢狀態(tài)。在這方面，首要的是，照舊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經濟國集團將不得不痛下決心尋找各緊急問題的解決之道;而這一過程中對痛苦的分配將是一個極具高政治性的事務。它將會帶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問題：關于分配正義，關于當代人對子孫后代之義務，關于窮國與富國權利之適度平衡，關于人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關系。此類問題遠遠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術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疇。當然，它們也同樣遠遠超越了歐盟的能力范圍。就其性質而言，上述問題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決辦法也勢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歐盟領袖們不參與全球范圍內應對措施之探討，他們就會辜負歐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歐盟無法做到以同一個聲音說話，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歐洲公民將無力參與歐盟事務。

　　在1780年代美國立憲辯論最有力的一次交鋒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嚴厲駁斥了他和其他聯邦黨人所極力反對并試圖取而代之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帶來的“令人厭惡的拖延，

　　不斷的磋商和密謀，有關公益的卑鄙的妥協”。這些駁斥是如此尖銳，以至于我們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歐洲困境的準確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歐洲理想

　　那么，歐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應該如何加以克服?當然，該偏好是歐盟早期經濟主義的遺產。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它同時還是冷戰(zhàn)的產兒，冷戰(zhàn)時期西歐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尋求庇護。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沒有理由——也沒有什么機會——進入“高政治”領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顧名思義該組織具有高政治性，負責處理歐洲的安全需求;華盛頓，新時期的“西”羅馬，是歐洲處理與自身密切相關之高政治事務的舞臺。然而，今日的歐洲已不再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進行全球爭奪的戰(zhàn)場，美國也不再是歐洲的捍衛(wèi)者和引領者。身處新的世界，歐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問題，正如美國人在1780年代尋找辦法來應對漢密爾頓的奚落那樣。如果不采取與220年前北美洲經歷過的類似的變革，歐洲將無法找到答案。

　　美國憲法之父們——正如他們在那不朽的話語中所闡明的——尋求建立“一個更加完美的聯盟”，因為過去的苦難經歷告訴他們：要在一個艱難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視的自由必須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統治之中。在這方面，今日的歐洲與1780年代美國的相似程度超過了大多數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認知。畢竟，歐洲領袖們率先推出《憲法條約》和《里斯本條約》，是因為他們意識到，現有的歐盟治理結構需要徹底革新。

　　但悲劇之處在于，與美國憲法之父不同，歐洲領袖們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們沒有美國聯邦黨人宏大的政治抱負;又未將歐盟的公民的主體性納入一體化計劃。但如果假定，因為種種原因，21世紀的歐洲無力舉行美國歷史上那種令變革成為可能的全歐范圍對話的話，那這就會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忠告。

　　歐洲對話該談些什么呢?又該如何進行呢?第一個必備條件是跨越國際關系的學科界限。對那些大量充斥國際關系領域的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人們而言，民族國家被設想為一枚滴水不進的撞球，以它們?yōu)橹黧w的國際關系則是一個“撞撞球的游戲”。哲學、道德以及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問題無關緊要，應當從嚴肅的討論中加以排除。國家是理性的政治行為者，是當前經濟危機中轟然倒塌的理性經濟行為者的近親。民族國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礎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經濟行為者那樣。它們會以夸大其詞的、說教的或意識形態(tài)的空話掩飾其利益追求。但這類空話只是個幌子;扯掉該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內核便會赫然顯現。正如許多主流現代經濟學家往往遺忘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wèi)·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創(chuàng)立者的哲學和道德關懷一樣，許多國際關系專家也對部長、官員和輿論制造者們不約而同游弋其間的意義海洋不加理會——即便他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在英語世界，“現實主義”彌漫在公共文化的各個角落，結果在如何面對歐洲計劃的過去、現在以及可能之未來方面，形成了一種膚淺的、平面的和尤為陳腐的態(tài)度。因為歐盟不是也永遠不會成為由自利國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組成的微不足道的國家集團。現實政治助力了歐盟計劃的啟動，但現實政治本身并無法解釋該計劃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驚人成功。而這兩者均源于一個共同信念：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敗，為了修復創(chuàng)傷，相互間的道德諒解和寬恕就必須壓倒狹隘的國家利益。這也就是莫內所言其目標是“人的聯合”(“unite men”)而非“國家的聯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內的夢想已經遠去，但它并未從歐洲情境中徹底消失。毫無疑問，歐盟由國家構成;這些國家追求其領導人所認可的利益。但歐盟同時還對相關國設定限制，這些限制源于一種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所無法捕捉的復雜的相互學習過程——這種學習是道德的、哲學的，也是實踐的。

　　同樣，糾纏于歐洲研究專家們所鐘愛的具體制度細節(jié)，只會帶來更多的混亂，而無助于闡明問題。結構取決于目的;利益由理念來界定，而最終又取決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設。在關于歐洲政治的學術著述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在所謂的“修辭”(“rhetoric”)和“現實”(“reality”)之間存在著一種既定的反差。但說辭是現實的一個方面，而現實又被說辭所形塑。如果將修辭界定為有說服力的言論——理應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將自己不喜的言論一律貶損為“修辭”的現實主義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種相當糟糕的修辭性比喻?！独锼贡緱l約》之后，關于歐洲的有價值的討論必須超越此類修辭而向更深層次挺進。該討論必須緊緊抓住根本性的哲學和倫理問題，而當代歐洲領袖們在太多的評論員和學者的輔助和教唆之下卻刻意回避之，這些問題事關：政治的屬性以及政治中的人們、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紀后現代世界中的含義、歐洲文明和歐洲理想的本質，以及歐洲人在當今世界中所應尋求的位置。

　　美國立憲論戰(zhàn)者均是實踐家，而非囿于門戶之見的理論家。他們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門外漢。但美國立憲者并未僅僅投身于利益紛爭。革命和戰(zhàn)爭的喧嚷使其徹底遠離舊有的政治和知識立場。他們將自身從英國直接管轄之下解放出來，他們必須決定如何運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樣捍衛(wèi)它。在立憲辯論中，他們將往昔的知識席卷一空，并對當代人的學術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時憑借著令人震驚的實踐和智識創(chuàng)造力，他們還打破了當時人類普遍看法的藩籬，錘煉出一種嶄新的適應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學。當前的歐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國立憲者的指引，但我們至少需要有他們那一往無前的主動性，以首要原則為思考的起點。

　　智慧的起點是承認這一事實：即便有了《里斯本條約》，歐洲計劃仍深陷令人難堪的悖論。歐盟是一個取得驚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動者，但光鮮背后潛藏著危機，歐盟自身的章程違背了它幫助大多數新成員國和部分老成員國所確立的民主原則。在歐盟的心臟地帶存在一種人們反復討論但卻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時也是一種領導權、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終仍是政治赤字。歐盟機構無法激起認同，因為它們并未植根于認同;由于無法激起認同，它們也就無法帶領歐盟進入高政治領域，無法克服在全球事務中淪落為無足輕重小卒的危險。

　　歐盟“在多元中團結”(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條集中反映了曾經對莫內和其他歐盟創(chuàng)立者帶來激勵的美好愿景，這一愿景仍在激勵著歐洲領袖中的佼佼者。但該信條意味著在歐盟整體和特定成員國之間存在一種利益上的緊張關系，誠然，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緊張關系。這沒有什么不對或者令人驚奇的。聯邦和邦聯體制均存在這一問題，所有的多級治理結構均概莫能外。但歐洲的悲劇在于，其管理機構缺乏一種使其可以專注而有效地追求整體利益的道德權威：既成事實所賦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結果便是，各組成部分的聲音過于響亮，而整體聲音則過于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