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政治論文3500字(2)
時事政治論文3500字篇二
俄歐關系的走向分析
【內容提要】面對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地區(qū)，國際政治中心隨之轉向只是遲早的事情。一個實力恢復之中的俄羅斯和一個尚未安頓好的歐洲如何深化合作，未來無法確定。冷戰(zhàn)結束以來，俄歐關系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可是雙方就歐洲安全問題的分歧難以彌合。俄羅斯的歐洲中心主義政策已經走到盡頭，為了在未來世界的多極格局中贏得重要一極的位置，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抉擇必須是擴大同亞太地區(qū)國家的關系。
【關鍵詞】俄羅斯 歐洲 俄歐關系 俄歐安全
歐盟對于在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對于歷史上深度卷入歐洲事務的北非發(fā)生的諸多事件無力施加重要影響，使人得出傷感的結論：歐洲不再是一支全球性力量，它正在為內部事務而忙碌得筋疲力盡。歐洲忙于內部事務而無暇他顧，幫助莫斯科實行現代化事業(yè)不再是優(yōu)先考慮的事情。問題不僅在于，歐洲政治家已經習慣于冷戰(zhàn)時期在美國庇護下的舒適生活，如今卻遇到諸多危機的挑戰(zhàn)，除自身發(fā)展模式所帶來的危機，還有民族國家情緒的強化以及歐洲內部民族和地區(qū)的變化，而且在如今歐洲政治生活中，過去的政治分歧和歷史偏見的殘余影響不可低估。
試圖將蘇聯解體后實力下降的俄羅斯排擠出歐洲主要玩家，并且在其西南邊界建立新“防疫隔離線”的種種做法，并沒有給歐洲內部“無沖突發(fā)展”帶來真正的安寧。前南各國間遺留的糾葛，承認科索沃之后分離運動的增長，給歐洲局勢帶來了不穩(wěn)定。同時隨著美國介入歐洲事務力度減弱，歐洲某些國家根深蒂固的傲慢和眾多小國的歷史本能都有可能加重歐盟整合的困難。
歷史是啟蒙老師，它有助于我們認識過去，并同現在發(fā)生許多事件進行比較，今日歐洲所發(fā)生的事件就能夠證實這一點。
一 關于歐洲均勢的歷史回顧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歐洲國際關系形成的均勢體系，并不能預防危機和戰(zhàn)爭，但是能夠控制沖突的規(guī)模以及限制一些國家將自己意志強加于他國的概率。在歐洲均勢體系中出現的重大間斷就導致大陸的嚴重沖突甚至是世界戰(zhàn)爭。
雖然歐洲均勢的奠基者有馬基雅維利和黎塞留式的代表人物，可是在國際關系中出現均勢狀況并不是當時政治家和外交家具有遠見的結果，而是歷史發(fā)展的產物，那些新出現民族國家的統(tǒng)治者開始抵制來自歐洲顯赫王朝對自身政權與獨立的威脅。
俄羅斯得益于彼得一世改革，迫使歐洲考慮它的利益并將其納入決定歐洲均勢的國家行列。拿破侖戰(zhàn)爭迫使歐洲大國自覺地建立基于均勢原則之上的國際秩序，俄羅斯為保持這種均勢而發(fā)揮最重要角色。1815年維也納會議和以俄奧普為基礎的神圣同盟，雖然滲透歐洲專制王朝建立某種機制以集體行動反對任何革命的意圖，但還是把均勢作為調解國際關系的主要原則之一。在歐洲幾乎40年里沒有出現一次大國參與的戰(zhàn)爭。
當時外交界只賦予歐洲均勢相對穩(wěn)定的特點，最終還是自己毀了它。鑒于俄羅斯在歐洲影響力增強，尤其在巴爾干地區(qū)，奧英法發(fā)現這是對自己利益的潛在威脅，因此為抵制“俄羅斯熊”而決定利用土耳其。英法利用沙皇尼古拉一世獨吞黑海兩海峽的冒險行為，參與1853～1856年俄土戰(zhàn)爭，開始瓦解維也納確立的奉行均勢原則的歐洲秩序。
俄羅斯敗于克里米亞戰(zhàn)爭，在很大程度上使歐洲外交拋棄了表面上的克制，恢復西歐大國間昔日的爭奪，形成俾斯麥“現實政治”原則占據首要位置的新歐洲秩序，即以強者為王來決定國家間關系。1870～1871年普法戰(zhàn)爭使歐洲政治具有對抗底色，此后在歐洲出現追逐霸權的強烈欲望，德意志帝國認為自己不再是歐洲工場的鐵砧，而是大鐵錘。但是歐洲國家沒有認識到德國起初改變力量均勢、后來轉變?yōu)檐妭涓傎惖乃魉鶠槭菍ψ陨戆踩蜌W洲文明的威脅。
一戰(zhàn)并沒有使歐洲政治家接受任何教訓。1919年巴黎和會建立的秩序使歐洲失去長期和平發(fā)展的機會：它一味向德國復仇，將蘇俄排擠出歐洲均勢之外，激化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民族問題。一戰(zhàn)后美國對穩(wěn)定歐洲做出貢獻。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tǒng)否定“現實政治”，同時認為均勢理念是不道德的而加以否定，主張實行國際秩序的新原則———民主、集體安全和自決。當時歐洲領導人拒絕均勢政治的基本格局從而陷入了無數災難的絕境，這種情形表明，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歐洲應該明白，在沒有包括世界上三個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德國和蘇聯之前，集體安全的普遍理論不會發(fā)揮作用。
雖然德國在一戰(zhàn)后失去對外政策的分量，卻善于利用歐洲均勢的殘局、倫敦和巴黎之間歷史上不信任以及英國長期以來希望德國成為對付俄羅斯和法國的平衡物。德國外交在施特雷澤曼(1923～1929)領導下發(fā)展同蘇聯的關系，迫使英法神經緊張起來，以此削弱它們對德國施加的壓力。1925年洛迦諾會議若是沒有英國(還有美國)幫忙，德國是不可能在修改凡爾賽和約道路上邁出一大步，并且事實上在歐洲國家中取得“平等權利”地位從而損害到法國利益的。此次會議為德國向東歐發(fā)展開辟了道路，如果柏林滿足于這個“禮物”，很有可能成為西方未來的布局?？墒窍Ｌ乩丈吓_后鄙視施特雷澤曼的外交，思考著歐洲統(tǒng)一在德國統(tǒng)治下的疆域范疇。歐洲政治家著迷于希特勒并確信德國屬于西方文明，卻無法認識到德國軍備不受限制的增長對于歐洲均勢和整個世界的災難性后果。
英法領導人在1938年9月慕尼黑向希特勒妥協，這就徹底破壞了歐洲均勢，迫使蘇聯單獨面對納粹德國。斯大林于1939年8月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此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此向西方表明，雖然蘇聯奉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可是對于西歐外交所熟悉的黎塞留權謀手腕和俾斯麥“現實政治”并不排斥。斯大林暫時使蘇聯地位在戰(zhàn)前歐洲得以平衡，但是沒有徹底識破希特勒的意圖，斷定與德國不可避免的戰(zhàn)爭會延遲一段時間爆發(fā)。1940年5月法國戰(zhàn)敗，對西方國家而言這是寄希望于利用希特勒德國作為同“布爾什維主義傳染病”作斗爭的排頭兵的幻想最終破產，對蘇聯而言這是期待著西歐國家在帝國主義爭奪中相互消耗的希望徹底破滅。嚴酷的現實緊迫地提出必須聯合起來對付共同敵人的問題，這種愿望在蘇聯遭到入侵后體現在建立反對希特勒聯盟上。
美國對外政策發(fā)生重大變化，羅斯?？偨y(tǒng)認識到，歐洲力量均勢本身能夠保證美國安全。羅斯福執(zhí)政時美國外交界出現了不同于威爾遜觀點而主張“力量平衡”人士，他們認為評估國家實力以及國家間力量對比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對外政策這種傾向的邏輯發(fā)展就是美國同蘇聯合作建立聯合國，它不同于國聯并在最大程度上考慮到1945年后各種力量的復雜分布和廣大國家的利益。
“現實主義者”地位加強始于冷戰(zhàn)開始，當時美國認為自己不僅是歐洲，而且是整個世界力量平衡的主要保證。面對蘇聯實力和影響的不斷上升，遏制蘇聯就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動機。美國認為蘇聯勢力范圍擴張至東歐尤其是戰(zhàn)敗德國境內，這是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脅。實際上，遏制理論以二戰(zhàn)后形成的力量配置為基礎，為歐洲均勢的復活做了鋪墊。遏制理論的突出特點是推行“實力政治”。美國不僅擁有原子彈，而且在1949年4月建立起公開反蘇的北約組織。
蘇聯領導人積極跟進：它全力鞏固在東歐的安全陣地，在這些國家里確立蘇維埃式秩序。但蘇聯的主要成就是1949年擁有了核武器，這使西方國家領導人頭腦冷靜下來，并在很長時間里使國際關系保持相互遏制的特點。蘇聯取得同美國的核均勢不僅鞏固歐洲均勢體系，而且使這一均勢擴展至整個國際政治，特別是民族解放運動使第三世界告別殖民主義統(tǒng)治。西歐也處于有利地位：蘇美競爭直至90年代前使它有可能忘卻大陸的戰(zhàn)爭行為，不再承擔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責任，由于兩個德國存在而不至于過分擔心德國威脅東山再起。在歐洲乃至世界確立的均勢，使主要國家展開有關逐漸裁減核軍備的談判活動，出現蘇美關系“緩和”時期，促成1975年在赫爾辛基召開歐安會。
由于蘇聯內部問題困擾，同時伴隨它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削弱，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支持威爾遜觀點的勢力抬頭，在蘇聯解體后這派力量排擠主張實力均衡派人士而進入美國外交的決策圈。在克林頓總統(tǒng)(1993～2001年)1994年出臺文件中講到，美國安全應該“基于市場經濟民主國家范圍的擴大，與此同時要防止和對付那些對我們盟友和我們利益造成的一系列威脅”。這里強調，美國安全和繁榮直接地同“在世界上特別是對美國具有戰(zhàn)略地緣意義的國家里鞏固民主和深化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進程”緊密相關。出臺這一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向往擴張救世學說，在國際舞臺推行單邊主義而不用顧及俄羅斯的反應。
“新保守主義者”依靠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試圖強行按照美國方式重塑世界。霸權意圖昭然若揭，反映在把聯合國當作均勢的“殘余”并毀掉其基礎，特別是反映在北約在前南境內的行動。同時強化跨大西洋聯盟，鞏固北約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緊密聯系，依靠中東歐國家親美情緒而不允許歐盟表現出過多獨立性，將歐盟活動僅限于經濟貿易聯盟。
美國的霸權意圖之所以順利實施，既得益于蘇聯這一平衡物消失而破壞歐洲的均勢，也得益于希望得到“美國保護傘”的國家數量在增加。俄羅斯自身軟弱，在歐洲戰(zhàn)后一代政治家看來，它不再是大陸均勢必不可少的力量。西歐國家領導人遠離昔日“蘇聯威脅”的輕松心態(tài)，同時也反映在對待土耳其的態(tài)度上，他們不認為土耳其有能力對巴爾干事務施加重要影響。直至最近，歐洲人很少關心地跨歐亞的土耳其有能力很快成為區(qū)域性大國，并大大提高國際聲望和對歐洲內部伊斯蘭因素發(fā)揮穩(wěn)定作用。
2003年美國在伊拉克開始的冒險行動，使華盛頓霸權意圖遭受重大打擊，同時使歐洲開始擔心在不受制約的單極世界里自己的未來，并迫使對自己責任感早已生疏的大陸精英思考在世界力量變化中歐洲政治地位問題。2008年發(fā)生金融經濟危機再次使歐洲政治家傾向于必須適應新現實的看法。美國新總統(tǒng)宣稱放棄小布什粗暴放肆政策，重新使“力量平衡”支持者走上美國外交前臺位置，于是就有談論美國同意與快速成長的中國承擔“全球領袖責任”的話題。可是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問北京時，溫家寶表示不同意所謂“兩大國”說法，并解釋說中國“奉行獨立自主政策，不打算同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
然而眼下還不能談論跨大西洋一致性遭遇嚴重危機的問題，即便是德法前領導人施羅德和希拉克曾公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俄羅斯前外長普里馬科夫的分析非常深刻，他指出西歐挑戰(zhàn)美國的游戲毫無結果。西歐和美國因歷史(歐洲移民構成美國居民的主體部分)和文明(文化親近和宗教思想)而相互緊密相連;它們之間的關系因美國參與二戰(zhàn)而得到加強，同時在冷戰(zhàn)時期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庇護。當然，西歐意識到在世界秩序發(fā)生變化的新形勢下過分依附于美國，對歐盟成為國際政治中心之一的抱負與傲慢將是消極和有害的。此外，西歐無論如何也不想同俄羅斯疏遠關系，莫斯科實力逐漸恢復迫使歐洲重視并且重新找回早已忘卻的歐洲均勢體系理念，公開表現出同俄羅斯發(fā)展關系的意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洗刷歐洲是美國附庸的形象。
深入分析西歐接近莫斯科的其他動機，就會發(fā)現西歐在90年代俄羅斯衰退中不僅幸災樂禍，而且還“盡其所能”落井下石。西歐外交最近的行動(就柏林-巴黎-莫斯科路線展開深入對話，對俄羅斯說一些有關歐洲安全倡議的荒.唐想法，暗示俄羅斯有可能成為北約的成員)是在北京正式回絕美國建議中美充當全球兩大領袖之后。西歐人長期以來期盼著俄羅斯采取對抗中國的政策。早在1959年初法國總統(tǒng)戴高樂就說蘇聯與中國沖突不可避免，在他看來這是推動俄羅斯與西歐接近的重要因素。1959年夏美國國防部長麥克倫在同蘇聯葛羅米柯會談中說，美蘇必須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必須指出，在蘇中關系緊張時期，莫斯科一度考慮過類似西歐政治家勸說“聯合”的話。
現在俄羅斯正僵持在十字路口。在競爭力不佳的條件下，俄羅斯外交面臨著來自內部許多復雜問題的壓力，落后停滯狀況重挫自信心，并催生悲觀失望情緒，寄希望于借助外部幫助取得前進的突破口。然而在重新校正世界和歐洲的力量均勢體系之時，沒有那種19世紀和20世紀為政治與經濟利他主義的位置。俄羅斯擁有的唯一機會就是追隨那個有可能填補美國霸權之后形成“權力空白”的國家。無論這種說法聽起來多么庸俗勢利，但是可以激發(fā)出建設現代國家的內部積極性。否則，俄羅斯執(zhí)意要充當改變世界力量平衡的工具，這是有風險的。
二 對于歐洲安全的真正障礙所作的現實分析
歐洲的未來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歐洲人能否在自己家園建立一種有效的秩序?
自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出現，它們?yōu)闋帄Z大陸優(yōu)勢展開激烈爭奪。30年戰(zhàn)爭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促進“歐洲思想”的發(fā)展，它認為歐洲因自身特點是一個共同體并主張歐洲統(tǒng)一。18世紀出現前所未有的歐洲政治思想各種流派，提出各種歐洲統(tǒng)一的理論和計劃：諸如英國政治與社會活動家佩恩，法國外交家和哲學家圣皮埃爾，法國啟蒙主義學者盧梭，德國哲學家甘特。他們的所有方案都提出建立統(tǒng)一歐洲機制。
1815年維也納會議不僅聯合保守君主王朝反對革命，而且在歷史上它們第一次表示愿意在歐洲安全與穩(wěn)定受到威脅時協同行動。但是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愿望無法實現，原因在于歐洲舞臺上的大玩家之間矛盾很深。影響歐洲安全最主要因素是維也納會議之后在許多國家興起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在德法兩國這股情緒具有敵對性質。政治家嘴上所講的歐洲統(tǒng)一思想變成用于政治目的的宣傳工具。
一戰(zhàn)及其悲慘后果使陷于軟弱無力境地的歐洲政治家極其恐懼，悲觀失望情緒彌漫。俄國十月革命以及隨后的外國武裝干涉和西方的抵制與絕交只是加重歐洲的混亂與動蕩。1923年奧地利社會活動家?guī)斓腔舴?卡列格在《泛歐洲》一書中，呼吁法國議會接受有關聯合歐洲的建議。他主張把歐洲聯合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以應對三支重要力量———蘇聯、大不列顛和美國，盡管此人承認為復興歐洲有必要同蘇俄建立關系。
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給予蘇聯對待聯合歐洲的態(tài)度以重大影響，特別是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對比評價不高。但是納粹在德國掌權以及強烈的反蘇情緒和統(tǒng)治歐洲的意圖，使蘇聯重視保障歐洲穩(wěn)定問題，途徑是與法國及其盟國接近并實施集體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莫斯科通過決議，預見到蘇聯有可能加入國聯并締結聯合抵御德國侵略的區(qū)域性協議(東方條約)。1934～1935年蘇聯外交積極展開涉及締結東方條約的工作，同時試圖同英國改善關系，并希望與倫敦一起實施集體安全之想法?？墒莻惗馗鼰嶂杂凇拔鳉W安全”，傾向于同德國締結協議并任由柏林在東歐放手行動。
德國迅速占領西歐并轉而進攻蘇聯以及建立反希特勒聯盟，這為復興“歐洲思想”提供條件。雖然斯大林對于在歐洲建立聯邦、多邊聯盟或集團抱有一種戒備心理，可是蘇聯高層并不排除在戰(zhàn)后消除對蘇聯安全威脅的條件下存在這種可能性。關于這一點英國外長艾登于1941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談話中提及過。在轉交給英國的蘇英條約補充議定書方案里討論了關于戰(zhàn)后安全問題，確認“必須建立歐洲委員會作為國際機構，并掌握一定數量軍隊以作為保障歐洲和平的手段”。
二戰(zhàn)結束后發(fā)生的事件顯然不利于實施統(tǒng)一歐洲的思想。在1945年柏林會議(波茨坦)上盟國間發(fā)生嚴重分歧，此后蘇美關系走下坡路。美國愈加經常地把反希特勒聯盟稱作“可怕盟國”，杜魯門總統(tǒng)則表示，美國對于“籠絡蘇聯”以及對俄國人妥協而感到厭倦。斯大林也放棄戰(zhàn)后同美國合作的意圖，加強在東歐的蘇聯勢力范圍以應對來自西方的新威脅，并反復強調資本主義就是戰(zhàn)爭根源的觀點。在蘇聯國際地位上升條件下，西歐公開流露出歷史上對俄羅斯的害怕，所以歡迎美國遏制蘇聯的政策。1946年戴高樂將軍提出“歐洲是從斯特拉斯堡至烏拉爾空間”的概念，他認為戰(zhàn)后蘇聯可以平衡美國和英國政策，可是他的主張在大陸反響不大。反蘇主義就成為西歐一體化主要動力之一。
法德接近是這種聯合的火車頭。當然，戴高樂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直認為法國應該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同蘇聯接近以保證自己安全，免遭德國再次威脅。但是，蘇聯強烈的反西方政策和斯大林低估實力削弱后法國對歐洲事務的影響力，這使戴高樂認為存在著共產主義俄羅斯的危險性。戴高樂認為必須遵循“雙保險安全”原則，預防德國威脅的安全保證是由于它被分裂為兩個國家，預防蘇聯威脅的安全保證是因為西德被納入歐洲大西洋結構。1958年戴高樂重返政壇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會晤西德阿登納并表示，雖然法國人民不會忘記自己鄰居昔日的罪行，可是為了共同歐洲有必要嘗試結束過去和兩個民族和解。法德關系新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西歐一體化積極發(fā)展，最終建立歐盟。
蘇聯有充分理由認為，歐洲建立的各種組織首先是針對蘇聯。1947年3月美國出臺“杜魯門主義”，開辟“民主與極權主義”全球對抗的時代，同年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戰(zhàn)后歐洲復興計劃，它迅速成為美國反對蘇聯爭奪歐洲的經濟手段。但是，莫斯科最擔心的是北約組織建立和美國力圖使西德加入該組織(1955年西德成為成員國)，自然把這種事態(tài)理解為是建立軍事政治反蘇集團。北約領導人關于北約聯盟目標的聲明并沒有喚起樂觀主義情緒，包括北約首任秘書長英國將軍伊斯梅爾的著名表述：“要美國人留在歐洲，要德國人低頭，要俄國人退出歐洲”。在莫斯科看來所謂歐洲聯邦口號就是呼吁消滅蘇聯在中東歐的勢力范圍，就是推行旨在孤立蘇聯的政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出現短暫的有可能結束冷戰(zhàn)的機會。在1954年1～2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例會上，蘇聯主張和平統(tǒng)一兩個德國，提出建議簽訂全歐洲集體安全條約，據此可以結束歐洲相互對立國家軍事集團。西方認為擁有對抗蘇聯的聯合手段(北約)，拒絕蘇聯的倡議。1954年3月末莫斯科宣布，一旦北約放棄自身侵略性質，它準備考慮蘇聯加入北大西洋條約的問題。西方對蘇聯的行動反應冷淡：根據北約成員國意見，蘇聯加入不符合該組織的宗旨。
期待歐洲“痊愈”的短暫時刻消失：美國和西歐不想看到同蘇聯在一起的統(tǒng)一歐洲，莫斯科的反西方情緒也活躍起來(在1955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赫魯曉夫公開表示，西方永遠不要指望莫斯科放棄自己“思想體系”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斗爭。在60年代初期蘇聯外交開始尋求解決歐洲安全的新辦法，特別是認識到1957年建立的歐洲共同市場變成大陸的經濟政治現實。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蘇中關系惡化導致蘇聯外交開始更加注重捍衛(wèi)本國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條文。
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深刻地影響到國際政治，迫使兩大集團在相互關系上變得更為理智。蘇美形成的戰(zhàn)略關系與蘇聯開發(fā)空間的成就，具有重要“鎮(zhèn)靜”意義。由于擔心挑起國際冒險會遭到可怕報復、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1965～1973年)失敗和蘇聯1968年出兵捷克，這使蘇美在國際舞臺表現出現實主義態(tài)度。在歐洲出現特別明顯的變化：1966年戴高樂訪問蘇聯為蘇法接近鋪平道路;1970年蘇聯和西德簽署莫斯科條約，雙方確認歐洲所有國家現存邊界的領土完整;1971年蘇美英法簽署西柏林協議為調解在相當長時期作為冷戰(zhàn)對抗主要死結問題提供可能性?！熬徍蜁r期”主要成績就是蘇聯于1966年倡議召開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提議得以實現。
1975年8月1日在赫爾辛基簽署會議最終文件，這為歐洲歷史上解決大陸安全問題奠定基礎。它不是基于集團而是邀請所有歐洲國家通過外交手段調解分歧與沖突，但是克服歐洲分歧的事業(yè)很快中斷，罪魁首先是蘇美關系惡化。美國的主要責任在于卡特總統(tǒng)積極謀求爭奪緩和進程的主導權，蘇聯的責任則是1979年出兵阿富汗，這一行動不僅加劇蘇聯同西方國家矛盾，而且使蘇聯在“第三世界”威望下降和蘇聯模式吸引力嚴重受損。
在蘇聯內部形勢惡化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宣布“改革”經濟與社會生活以及對外政策。對待國際關系的新看法不是基于力量平衡，而是利益平衡，對外政策領域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價值的優(yōu)先權。戈爾巴喬夫提出“歐洲大廈”思想是這一路線在歐洲問題上的反映。在1987年3月蘇共政治局會議上，他表示“缺少西歐這個伙伴，我們不能做成任何事情”，包括解決蘇聯內部問題，諸如需要利用西歐國家科技成果。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同西歐和美國領導人談話中，而且在公開演講中都堅持“大廈”思想。例如在1989年歐洲理事會議會全體會議上，他表示“現在該是結束冷戰(zhàn)的時候，過去把歐洲看作是爭奪勢力范圍的對抗舞臺”。按照他的話說，“全歐洲大廈”理念要排除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可能性，首先是戰(zhàn)爭，這一理念提出“要用克制理論代替遏制理論”。
戈爾巴喬夫多次對歐洲問題發(fā)出積極倡議，在西方被當作是蘇聯實力與影響衰落以及莫斯科準備為拯救現存制度而對西方做出重大讓步的證據。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外交，利用蘇聯政權軟弱，爭取以有利于自己方式解決統(tǒng)一德國問題并納入北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也受到西方擺布，東歐國家領導集團失去蘇聯軍事政治支持而紛紛失敗，最終導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為了給戈爾巴喬夫的“藥丸甜一些”，西方政治家用一些好聽的宣言欺騙世人，即統(tǒng)一后德國不會造成北約向東歐擴大。
蘇聯解體后，西歐國家對于倒霉俄羅斯的態(tài)度不再克制，并同美國分享冷戰(zhàn)勝利。雖然通過新歐洲的巴黎憲章(1990年11月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參與國最高級會晤成果)，其中包括對于赫爾辛基最終文件原則的尊重，規(guī)定“安全不可分割，一個參與國的安全與所有成員的安全密不可分”，西歐國家提出條款，要讓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變成能夠對于其他國家內部事務實行干預的單一機制，主要是針對后蘇聯空間。
中東歐國家的意圖就是如何盡快擺脫東方威脅和加入“文明世界”，這使美國及其盟國實現北約東擴的任務變得容易，這樣做的目的是建立“防疫線”以預防“無法預測”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建議沒有被考慮，特別是1993年夏葉利欽總統(tǒng)對波蘭總統(tǒng)瓦文薩表示，波蘭加入北約是波蘭主權范圍的問題，而不是俄羅斯的問題。華盛頓考慮到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是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支持者，或者是與北約同時建立另一個全歐洲安全結構，盡管是形式上，可還是反對缺少俄羅斯參與之下而擴大北約。
由于歐洲和世界地緣政治根本變化而出現歐洲安全結構的變形，這引起“排斥俄羅斯”的政策死灰復燃。在1996年普里馬科夫出任外長之后，俄外交認識到北約擴大無法阻擋，試圖盡力減弱這種進程的不良后果。1997年5月在巴黎簽署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其中鄭重宣布俄羅斯與北約“不把對方視為敵人”。文件具有條約性質，據此北約保證不再把現有軍事力量部署到北約新成員領土上。但是沒過幾年，華盛頓宣布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領土上部署5000軍事人員。在簽署這一文件前美國高層人士宣稱，北約接受原蘇聯共和國對俄羅斯而言是重要轉折。雖然做出相關保證，這種事情又在波羅的海國家發(fā)生，還出現試圖接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事情。
1999年11月歐安組織伊斯坦布爾峰會上通過歐洲安全憲章，并且在車臣問題上對莫斯科讓步很小，歐洲外交力爭讓俄羅斯承擔國際義務而必須從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撤出軍事力量。北約的戰(zhàn)略理念在1999年4月轟炸南聯盟時表現得淋漓盡致，盡管同1991年類似理念相比似乎缺少重大差別，可它還是包含三點重要差別：北約捍衛(wèi)所有成員國自由與安全的宗旨并不以聯合國章程的原則為基礎;在列舉威脅北約利益的清單時，要爭取使社會經濟改革失敗國家的內部政治形勢急劇惡化;最后表明“北約仍將是吸收新成員的開放性組織”。
2001年九一一事件使美國經受政治和感情上的強烈震動，好像它有可能會走上集體合作以保障國際安全的道路。普京總統(tǒng)不顧俄政界大多數人情緒而公開支持美國，以此期待獲得對方善意的回報。普京決定在阿富汗問題上幫助美國，允許美國軍事基地和人員部署在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并提供俄羅斯軍事援助給予同塔利班作斗爭的阿富汗“北方聯盟”。普京有關從古巴盧德斯和越南金蘭灣撤回重要戰(zhàn)略軍事基地的決定在俄羅斯褒貶不一。俄羅斯試圖恢復因北約轟炸南聯盟之后一度凍結的雙方關系。2002年5月在羅馬舉行俄羅斯與北約峰會標志性成果是建立俄羅斯和北約理事會，以此作為在歐洲-大西洋區(qū)域安全問題上雙方協商、共同合作、共同決定、共同行動的機構。但是至今該理事會具有裝飾性質，并不能保證俄羅斯對北約行動的現實影響。
俄羅斯高層希望同西方拉近關系的做法遇到華盛頓的不友善，它在很多方面利用“美國悲情”強化自己對外政策的霸權意圖。小布什總統(tǒng)使用武力原則取代國際法，排斥聯合國作為協商機構的作用，開始改造北約戰(zhàn)略以便于在北約范圍之外使用武力。對于俄羅斯善意行動的回報有如下做法：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伊拉克戰(zhàn)爭，西方主要大國積極支持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發(fā)生的“顏色革命”，加緊實施吸收基輔和第比利斯加入北約的計劃，指責俄羅斯搞“能源訛詐”。
普京在2007年2月“慕尼黑演講”稱美國是世界秩序復雜化的主要設計者，
這種秩序的特點是過多地使用武力和愈加蔑視國際法基本原則。他特別指出，不允許利用歐洲大西洋聯盟和歐盟取代聯合國的企圖。普京提出一個直接問題：擴大北約進程是反對誰，包括部署與保障歐洲安全沒有任何關系的反導設施，歐安組織的角色是什么，難道試圖要把它變成為“粗野的工具”以保障一些成員的利益和干涉另一些成員的內部事務?
2008年8月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嚴重不信任暴露無遺。此時格魯吉亞確信反俄路線會得到華盛頓和歐盟無條件支持，所以對南奧塞梯采取攻擊行動。俄羅斯反擊行動引起西方國家猛烈抨擊，它們指責莫斯科恢復“帝國政策”和冷戰(zhàn)思維。俄羅斯高層在高加索危機中發(fā)現自己判斷大體準確，即在最近20年里歐洲安全在各個領域都已嚴重動搖，并且需要盡快“修理”。俄羅斯外交特別注重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在2008年8月前二個月提出關于締結歐洲安全法律義務條約的想法?？墒沁@個倡議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積極回應，盡管因奧巴馬總統(tǒng)宣布“重啟”政策而降低抨擊俄羅斯的聲調。然而，副總統(tǒng)拜登非常直白地表明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立場：歐洲不需要新的條約和機構，因為“考慮到我們面對的威脅已經出現變化的特點，美國計劃建設更加安全的歐洲，在這種情況下要遵守類似北約和歐盟這樣的現行機制的基本原則”。
2010年俄羅斯對外政策出現例行調整，試圖在同西方關系中確定新的“游戲規(guī)則”，以此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考慮同美國和歐盟拉近關系以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保證國家現代化方針實施。在對待北約的立場上出現重大變化：在梅德韋杰夫關于2010年11月里斯本舉行俄羅斯與北約理事會會議成果的聲明中講到，盡管現在俄羅斯領導集團還沒有看出接納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條件，鑒于北約出現的變化有能力使雙方結成更緊密合作關系，可能會出現一種坦誠相見的局面。
然而，西方領導人在向俄羅斯示好的同時，追求疏遠俄羅斯的目標。2010年10月梅德韋杰夫在同薩克齊和默克爾會晤時，法國領導人回避歐洲安全問題，卻大談特談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可能聯合的領域，諸如俄羅斯資源豐富、制裁伊朗、尋求調解巴以沖突的途徑。在里斯本聚會時，華盛頓及其盟國特別強調阿富汗問題，試圖使俄羅斯-北約在這個國家的協同行動具有雙方合作主要方向的特點?？墒撬鼈冊诎⒏缓箚栴}上施加“壓力”會使俄羅斯陷入一種尷尬處境，因為它既是集體安全條約成員又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俄羅斯宣稱，客觀現實本身為俄羅斯和北約結成伙伴關系創(chuàng)造條件，這些聲明并不能安撫國際舞臺上的其他大玩家。選擇在這些領域展開合作，諸如阿富汗、伊朗、近東、關于俄羅斯參與歐洲反導體系進一步對話(自然是防御東部和南部的威脅)，這會在伊斯蘭世界造成一種俄羅斯要加入西方反穆斯林戰(zhàn)略的固定印象。印度和中國也會產生憂慮，它們看到俄羅斯與北約接近包藏著西方國家試圖拉攏俄羅斯以壓制“亞洲復興”。2010年10月上海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和歐亞研究中心合辦“俄羅斯對內對外政策調整：前景與對策”研討會，中國學者提醒俄羅斯領導集團在對待西方關系時切勿匆忙行事。理由在于，“俄羅斯將重蹈覆轍”，鑒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執(zhí)政初期實行倒向西方的對外政策方針，導致“蘇聯解體，1998年金融危機和顏色革命”。
同樣俄羅斯內部在實施新的對外政策上缺少共識。有一種觀點廣為流行，即根據當局的這一看法，如果認可俄羅斯加入北約可能性，就是以此鼓勵美國要把北約變成為世界安全體系基礎的方針，并在事實上終結梅德韋杰夫關于建設歐洲安全新結構的倡議。
三 俄歐關系的癥結：是價值觀不一致嗎?
2003年12月歐洲理事會通過歐洲安全戰(zhàn)略，把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系的前景與“尊重共同價值觀密切聯系起來”。2008年高加索危機期間，西方反俄羅斯的主要攻擊點之一是俄羅斯不尊重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價值觀。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爆發(fā)出的強烈不滿具有深刻根源，它們源自于從18世紀起就把俄羅斯變?yōu)闅W洲均勢不可或缺的因素。
當年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不必講拿破侖)，就用文明標準來論證自己征伐俄羅斯的合理性，蔑視地認為它是歐洲邊緣的一個暗無天日和忘記上帝的地方。19世紀西歐外交首先是英法，為了給本國對俄政策尋找正當理由就灌輸一種觀念，即認為它是“野蠻國家”，是不同于歐洲標準和對抗歐洲文明的另類。1843年法國旅行家和文學家克尤斯金侯爵出版的《尼古拉時代的俄羅斯》一書在歐洲各國首都名噪一時。正如法國人卡萊爾·唐科斯認為，克尤斯金對于俄羅斯的有關評價對人們思想具有不小的影響，甚至在共產主義消失和俄羅斯極度迷戀歐洲之時，“依然長久地影響著西方世界對新俄羅斯的種種看法”。
西方政治家為何如此著迷于這本書，盡管在克尤斯金侯爵前后有眾多歐洲外交家、商人和旅行家來到俄羅斯并且記述它?雖然作者的描寫非常有才華，可是貫穿全書的紅線是闡述這樣一種思想：俄羅斯是野蠻的亞洲國家，“西伯利亞起始于維斯瓦河”，意即歐洲終止于波蘭，俄羅斯不屬于歐洲。這位法國貴族寫道，俄羅斯人是“文明世界的暴發(fā)戶”，外面穿著“熊皮和獸皮”，但基本上還是“野蠻人，只是熟悉槍炮武器而已”。根據他的說法，俄羅斯“以為自己是剛剛走出亞洲腹地的巨人，幻想著成為世界統(tǒng)治者，并且過多地承擔充當歐洲政治均勢的重擔”。
克里米亞戰(zhàn)爭被倫敦解釋為是“文明反對野蠻的大會戰(zhàn)”，似乎英法結盟發(fā)起這場戰(zhàn)爭，目的不是為了削弱“俄羅斯熊”和不許它染指黑海海峽。可是一戰(zhàn)爆發(fā)重新使俄羅斯“返回”歐洲。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傾向多次得以印證，即一旦歐洲大國覺得大陸面臨巨大動蕩威脅(諸如拿破侖擴張)，俄羅斯就被急切地捧上歐洲命運主宰者的位子。但是，“危險”一過去，俄羅斯再次變成失去歐洲原有身份的國家，沒有資格代表歐洲文明。
在一戰(zhàn)期間俄羅斯遭受巨大人員和物質損失，對于協約國戰(zhàn)勝德國做出巨大貢獻?？墒菍τ诙砹_斯的需求一消失，“一切全都返回原狀”：武裝干涉、建立“防疫隔離線”、國際封鎖。這些遠不是西方國家使用武力政策對待俄羅斯的全部手段，這一政策穿上與“布爾什維主義瘟疫作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外衣就稍微掩蓋西方共同反俄傾向。二戰(zhàn)表明，面對全世界災難，意識形態(tài)分歧很快退居次要位置，“布爾什維主義”的蘇聯變成反對希特勒德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礎。
就在戰(zhàn)前時期，文明標準對歐洲政治留下明顯痕跡。西歐國家和美國直至1940年法國被占領之前，一直把德國當作西方世界一部分，并且決心不允許“半亞洲的”俄羅斯進入歐洲。英國人特別熱心這個：1937年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公開贊譽納粹德國可以作為“歐洲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棱堡”。甚至在1942年8月丘吉爾剛一來到莫斯科，由于不滿意同斯大林的談判，就向身邊人發(fā)泄怨氣說：“我聽說，俄羅斯不是人類物種。要在自然界他們是比猩猩還低級的動物?！比欢勾罅址浅Ｊ煜の鞣秸渭业姆刺K情緒，同樣也不重視西方，特別是對于西方的道德和意志也評價很低。只是由于在二戰(zhàn)中聯合行動，這種冷漠情緒才退居到次要位置。
今日圍繞著二戰(zhàn)性質和后果問題展開真正“歷史戰(zhàn)”，西方在評價蘇聯作用時觀點混亂。如果說以往盡管是不情愿，還是承認蘇聯軍隊在歐洲的解放使命，那么如今大量觀點則認為，斯大林利用希特勒“冒險行為”從而實現“俄羅斯人占領中東歐國家的帝國思想”。這種觀點的證據是，1996年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戴維斯的《歐洲史》出版，作者把希特勒進攻蘇聯說成是“納粹捍衛(wèi)文明的十字軍遠征”，德國占領者是“歐洲免遭東方進攻的保護者”。蘇聯軍隊被看成是“一幫衣衫襤褸、裝備極差的人”，他們好像是“亞洲的游牧人”，給歐洲帶來“劫掠、暴力、混亂和恐怖”。他們甚至把蘇聯人民在戰(zhàn)爭時期表現出的英雄主義當作是對歐洲人生命標準的冒犯。例如法國哲學家戈留克斯曼指出，歐洲人很難明白普通俄羅斯人“動物”本能的反應，正如在拿破侖時代，他們?yōu)轵屩鹫碱I者而表現出自我犧牲能力。
冷戰(zhàn)時代表現在兩個勢均力敵集團的激烈競爭，當時宣揚“西方文明”優(yōu)越性話題不太現實。雙方宣傳戰(zhàn)首先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展開。隨著蘇聯內部問題累積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西方對蘇聯思想基礎的攻擊帶有不愿接受蘇聯的意味，因為這個國家阻礙著西方價值觀在全世界的傳播。里根總統(tǒng)(1981～1989)在反對共產主義口號下發(fā)起對“邪惡帝國”的十字軍遠征，同蘇聯在全球和地區(qū)展開直接對抗，力圖打破軍事戰(zhàn)略均勢。
俄羅斯同西方關系重新帶有文明爭執(zhí)的色彩，這主要是由于葉利欽等人認為，與冷戰(zhàn)時期前對手結成戰(zhàn)略聯盟有助于在國內展開同“舊制度”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時任外長科濟列夫的許多人都支持這種看法，即新俄羅斯應該用任何方式力爭同“文明西方”接近，不在乎其角色如何。葉利欽在評價對外政策有必要急劇轉變時走得更遠，認為整個俄羅斯都在為蘇聯威脅到“文明國家共同體”而羞愧和備受折磨。在華盛頓和西歐國家，這種立場被認為是俄羅斯放棄蘇聯過去，是承認俄羅斯“不文明”。由于不能全面評價自己的國家，俄羅斯領導集團很難期待西方將它作為一個平等伙伴來對待。
1994年俄羅斯與歐盟伙伴合作協議(1997年生效)簽署，它具有“先生”和“學生”的性質。協議序言只限于關注到“歐盟成員和俄羅斯之間存在的歷史聯系和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性”，協議提到實現雙方伙伴關系取決于“俄羅斯政治與經濟改革的繼續(xù)和完善”。1998年盧文教會大學(比利時)出版《俄羅斯是歐洲大國嗎?俄羅斯在新歐洲的地位》論文集，它收集歐洲政治家與外交家及學者的文章就證實這種看法。論文集主要內容認為，二戰(zhàn)前后的蘇俄基本上被看成是“迷途的羔羊”，歐洲部分國家承擔某些擴張主義欲望的責任。蘇聯解體后，歐洲開始把俄羅斯當作是歐洲國家具有“特殊”地位的“學生”而加以接納，它受邀來觀摩歐洲一體化進程卻沒有投票權。在文集中確認，為了克服俄羅斯與歐洲在歷史上的“疏遠”，俄羅斯領導集團應該“表明”自己政策的歐洲傾向，并“說服”歐洲人相信有必要接納俄羅斯。
21世紀初俄羅斯領導人宣布建設民族國家和實行獨立外交，強調愛國主義和民族傳統(tǒng)。這引起西方許多政治家的批評，他們指責俄羅斯恢復“帝國思想”和沙文主義。西歐人士特別注意到普京關于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的觀點。德國前外長菲舍爾表示，大多數歐洲國家堅決反對重新審視后蘇聯空間已經建立的秩序，認為蘇聯消失是“巨大成功”。普京在慕尼黑演講同樣遭到美國和西歐的抨擊，它們認為普京的“冷戰(zhàn)言語”意在“挑起新的冷戰(zhàn)”。根據廣泛流行的一種觀點，西方應該聯合起來準備應對俄羅斯的新政策，以捍衛(wèi)西方價值觀。
在歐洲有不少政治活動家認為，在國際競爭加劇條件下，同俄羅斯結盟可以大大加強歐洲在世界政治的影響力。還有更堅決的觀點認為，“拯救老歐洲”必須接納俄羅斯，并與其在不同價值觀但卻是在共同目標基礎之上建設歐洲。但總體上，它們無法在歐洲占據上風。有一位研究俄德關系問題的知名專家德國人拉爾早在2007年確認，越來越少的歐洲政治家信奉俄羅斯屬于歐洲的思想，在這里發(fā)揮作用的不僅有對于俄羅斯根深蒂固的歷史憎惡，而且還有前華沙條約成員國執(zhí)政集團帶進歐盟的反俄綜合征。據拉爾說，對西歐國家而言，關于西歐自由主義價值觀免遭外部侵害的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西歐政治家將美國和跨大西洋聯盟擴大及鞏固看成是它的主要捍衛(wèi)者，所以寧愿疏遠俄羅斯并“把它推向亞洲”。
毫無疑問，俄羅斯主要還是一個歐洲國家，很早就與歐洲保持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聯系。作為歐洲一部分，雖然有全球化強大影響，俄羅斯社會生活還是受____價值的深刻影響。在300多年里俄羅斯優(yōu)秀人士一直認為，沒有歐洲就無法想象俄羅斯，他們羨慕大陸主要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標準，期望俄羅斯趕上歐洲生活的水平。但是，西歐從未真正將俄羅斯當作志同道合者，不允許俄羅斯靠近它。現如今，當共產主義消失之后，俄羅斯建立起資本主義秩序，西歐并不急于在同俄羅斯關系上“卸載重負”，反而在繼續(xù)設置障礙。應該說，目前俄羅斯可以提出不少理由，以便讓歐盟抓緊締結俄歐之間新的基礎協議，將改變基本制度的問題推遲至未來時期。在俄羅斯出現大多數歐洲人無法思議的社會分化和營私舞弊以及超出國界的有組織犯罪。眼下俄羅斯自己不能消除這些“病癥”，歐洲人那里還將有眾多理由，以此繼續(xù)把俄羅斯當作歐洲的“另類”。
俄羅斯向往歐洲的歷史情結總是伴隨著它的外交意愿要給予歐洲政治更大的影響力。但是，要是特別指望它能建設西歐式政治與經濟結構，并按照歐洲人喜好的文明標準和“東方威脅”不可避免的議題來行動，那是非常輕率的。國際秩序正在發(fā)生根本轉變，表現在產生新的國際政治中心和美中競爭加劇上。歐洲自身正在經歷“樂觀主義時代”終結(從柏林墻倒塌至金融經濟危機開始)，這不禁使人對于歐洲一體化現有水平的穩(wěn)固性和民族主義情緒增長的問題產生嚴重懷疑。
在世界力量配置變化的條件下，俄羅斯領導集團正面臨抉擇：要么滿足于現在已經掌握核武器，并實施“能源戰(zhàn)略”的“安全閥”，要么成為多極世界的積極支持者，并集中精力使俄羅斯成為其中一極。歷史已經證明：俄羅斯的實力與威望首先取決于順利解決內部發(fā)展問題，同時再去實施基于歐亞大陸國家戰(zhàn)略地位的對外政策。俄羅斯是應該收斂對外政策中一頭扎向歐洲的做法，面向東方亞太國家的時候了。
作者：陳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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