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而由其后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下面是小編精心推薦的大一馬克思主義論文格式范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觸!

　　大一馬克思主義論文格式范文篇一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

　　【內容提要】 直到今天，在關于社會的本質、作用和意義上還存在著巨大的誤區(qū)，在一些人頭腦中，社會似乎總是站在國家或體制對立面的敵人。“社會”這個團結、穩(wěn)定、和諧的最重要的組織和機制卻被視同異端，成為與其特質相悖的負面因素，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解。

　　一、尋找社會

　　“社會”對于社會學而言應該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研究對象，然而一百多年來這個概念卻似乎在一種不言而喻中面目不甚分明。直至“公民社會”概念的提出，當社會學家提及“社會”時，其所指才首先落實于“公民社會”。雖然現代社會學中還有很多其他的社會概念，但“公民社會”優(yōu)先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沈原，2007，327)。西方社會學的發(fā)展也是與其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密切相關的，“社會學與社會之間存在著類似臍帶般的聯系，但是，這肯定不是說社會學只研究公民社會。遠遠不只如此。但它是從公民社會的立場上研究國家和經濟”(布洛維，2007，48)。伴隨著第二波市場化的出現，西方學術界關于公民社會的討論日益增多。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也逐漸興起了一場關于公民社會的研究熱潮。這一熱潮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重要的學術傳統(tǒng)及其理論發(fā)展促使中國研究者開始思考，是否也存在一個與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相對應的公民社會，如果存在，其特征和機制是什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及其社會轉型過程已然將社會對社會學的需求呈現于我們面前。

　　“公民社會”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概念。傳統(tǒng)中國有社群，有基于血緣、地緣或業(yè)緣等關系的共同體而缺少現代意義的社會形式——以公共領域為基礎產生的、外在且獨立于國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社會。

　　自1949年以后，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合一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對經濟和各種社會資源的分配和運作實行全面控制和壟斷。在這樣的體制下我們很難看到計劃外的經濟活動和自主的社會生活的存在，社會被國家嚴重擠壓而難以存活。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一局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為經濟自主提供了契機，使得經濟逐漸從國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釋放出來，開始嘗試著按照市場的原則運行。然而，一系列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新興精英階層的崛起和對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占有，使得一個斷裂的社會結構日漸形成。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fā)展雖然為社會的自主和發(fā)育提供了契機，但公民社會的生成還未見雛形。研究者們依稀從加速發(fā)展的非政府組織中、從新興的城市社區(qū)中，或是從各種各樣自組織的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中，看到了中國公民社會生長的可能。于是他們開始在這些最有可能、最有希望產生公民社會的地方尋找社會的生長點或萌芽。第三波市場化浪潮和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凸現，則讓研究者們在中國尋找公民社會的心情更為迫切，因為第三波市場化不僅使西方國家的公民社會更直接地暴露于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威脅之下，同時也要求中國盡快出現抗拒第三波市場化的對沖力量，以制約國家和市場的無規(guī)制擴張，形成一個政治、經濟與社會相互制衡的結構體系。

　　尋找社會的努力在現實中常常令人失望。雖然“在對中國公民社會眾多的分歧意見背后，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至少存在著這樣一種共識：中國公民社會正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fā)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對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但是，中國公民社會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問題，面臨著許多困難，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和困難來自其制度環(huán)境。這一點已經得到相關調查的證實”(俞可平，2006，122)。

　　尋找公民社會的努力與嘗試首先出現在有關非政府組織和第三部門的研究中。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的王名指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中國曾經出現過三次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高峰。第一次出現于1978-1989年間(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第二次出現于1992-1998年間(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第三次出現于2000年以后(伴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分層的顯現和利益群體的形成)(Wang Ming，2007，96-99)。而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被很多研究者看做是公民社會發(fā)展中的最積極最活躍的力量。非政府組織“是在靠國家力量發(fā)展社會經濟遭到失敗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是8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發(fā)展的新的推動力量(趙黎青，1999，57)。在非政府組織的實踐者、參與者和研究者們懷著對新的社會實體的期待而努力時，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公民社會同時呈現出令人擔憂的現實與前景。研究者看到公民社會的話語很難在中國擴展，而對公民社會的現實建構就更是難上加難(Shu-Yun Ma，1994，193)。人們對建立獨立的公民社會產生疑慮，擔心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熱情也許只是西方的中國研究者的一廂情愿(McCormick，1992，196)。公民社會在現實中所遭遇的是種種困境：非政府組織難以經注冊登記合法化存在的問題;非政府組織從體制內難以脫出和過度科層化以至于形成所謂GO-NGO的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公民基礎薄弱、社會性質模糊問題，等等。正如沈原等所揭示的：“體制依賴”是當今全國各式各樣的官辦社會團體的實質所在，其決定了這些社團組織的“形同質異”特征，即這些社團具有自治社團或獨立法人的外觀，而本質上則是體制內正式組織面對風險制度環(huán)境時產生“組織變形”的結果(沈原，2007，301-324)。而這一對非政府組織特性的基本判斷較之“市民社會”一類的宏大敘事更為貼近中國的社會生活現實。不難看出，當人們懷著理想和期許試圖在非政府組織的成長中尋找社會的生長點時，時常會感到相當程度的失望。

　　改革開放后從單位制脫離而出的城市社區(qū)是為研究者們共同期待的又一個社會的生長點?！拔覀儚闹袊鐓^(qū)的學理研究中能夠發(fā)現，社區(qū)建設或多或少被看做是一個‘社會實體’建設的過程和在中國獨特背景下公民社會發(fā)育的一個重要路徑”(李友梅，2007，166)。一些研究者似乎對此達成了共識，雖然他們的研究視角和關注層面各有不同。王穎認為，正是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社區(qū)民主治理改革和一系列自下而上追求自我發(fā)展的社區(qū)居民有組織活動，造就了中國最具實際意義、擁有最廣泛社會基礎的公民社會的崛起(王穎，2006，45)。陳偉東和李雪萍從社區(qū)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構建過程中，推論出社區(qū)治理結構(包括參與、分權、制度和決策標準)的形成過程，進而延伸至政府和社會的分權，以及公民社會的發(fā)育(陳偉東、李雪萍，2003，27)。李友梅則把視線從宏觀、中觀層面轉向了微觀，她指出，“在‘社區(qū)共治’的前提下，發(fā)育公民社會不僅要看到體制和制度的宏觀、中觀層面的問題，而且還要看到使‘社區(qū)共治’有效運轉的協(xié)調與治理機制，這也許正是公民社會發(fā)育的微觀基礎能夠形成所需要的機制”(李友梅，2007，166)。然而，研究者們對在社區(qū)建設運動中形成公民社會的樂觀預期與社區(qū)的現實尚有較大距離，并不足以斷言一個自組織和自主的社會的生成。城市社區(qū)中存在著諸多抵消社會生長的因素，在參與意識淡漠和參與能力不足等社區(qū)問題的背后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社區(qū)發(fā)展的體制問題。長期的集權體制，自上而下的控制和保障系統(tǒng)，養(yǎng)成了社區(qū)居民的消極“子民”心態(tài)，也培養(yǎng)了人們慣于接受的依賴性和惰性。公共生活的長期缺乏，使得“公民”意識的生根發(fā)芽一直沒有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有研究者通過對社區(qū)動員和參與的具體過程以及居民對社區(qū)認知的研究發(fā)現，很多居民的社區(qū)參與，仍然只是一種出于國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結果，這種參與具有很強的革命時期形成的國家動員、群眾參與的傳統(tǒng)色彩。中國城市社區(qū)既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中性的地域社會，也不是一個充滿溫馨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而是一個國家建構出來的有著明確邊界的政治空間，是為了解決單位制解體后城市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問題的治理單元(governance unit)。在這個國家治理空間之下，居民在建構著屬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間。國家治理空間和日常生活空間在重疊與沖突中生產著各自的認同與意義(楊敏，2005)。

　　與社會轉型相伴而生的城鄉(xiāng)各種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的出現，成為研究者們尋找社會的另一個新的且可能性最大的領域。于建嶸認為，自1998年以后，農民的抗爭表現為一種旨在宣示和確立農民這一社會群體抽象的“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的政治性抗爭(于建嶸，2004，49)。應星則認為于建嶸的結論可能略顯倉促，他通過研究鄉(xiāng)村草根行動者的集體行動指出，隨著外界知識分子、新聞媒體和國外非政府組織的介入，農民群體利益表達的政治性會更為明晰，但這種政治性不一定是對抗性政治，也可能導向新農村社區(qū)再造的非對抗性政治形態(tài)(應星，2007，22)。在都市運動方面，畢向陽全面考察了失地農民、被拆遷戶、私房主、市民、文化精英和業(yè)主的維權抗爭行為，并且認為上述都市運動的抗爭實踐具有推動著公民權利從符號化、虛置化向實體化轉變的潛力，其機制正在于具有公民意識的權利個體的鍛造。因為沒有公民，公民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公民的產生來自于抗爭實踐的鍛造過程(畢向陽，2006，637)。施蕓卿在對某市的一場集團訴訟進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在這場訴訟中，市民以法律為武器，以權利為訴求，以法制建設和社會正義為最終關懷，積極面對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復雜問題。這個過程中所體現的公民勇氣和智慧、所營造的維權的機會空間，也許可以展現出社會轉型時期中國市民社會生成的一個片斷”(施蕓卿，2007，107)。

　　上述幾個研究領域的探索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尋找和建構社會的努力，然而很少有研究者能夠做出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然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判斷。因為他們尋找到的可能只是社群、可能只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共同體、可能只是某種尚在形成中且難于界定的社會片段，但依然不是公民社會，或者說不是自組織意義上的社會。那么，社會到底在哪里?我們怎么把社會丟了?社會，難道也如同民族一樣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當我們踟躕于這些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時，不如讓我們回到理論經典，或許在那里，我們可以厘清紛繁混雜的思路，獲得“社會”問題的理解。

　　二、社會主義無社會

　　在探討中國社會及其轉型的過程中，邁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大力倡導和推進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重要的理論借鑒和思想源泉之一。

　　(一)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

　　布洛維首先概括了針對作為一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四種不同立場，即傳播馬克思主義，埋葬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構筑馬克思主義。他所認同的立場是第四種——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至關重要的社會理論的有力分析傳統(tǒng)，用以科學地理解當代社會變遷和社會再生產的困境和可能性”。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不是業(yè)已建成的真理大廈”，因而“構筑馬克思主義意味著重建馬克思主義”(布洛維，2007，139-41)。

　　從布洛維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理解，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甚或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與作為一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在社會思想的意義上學習、理解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摒棄對其教條、教義式的歪曲和閹割，而不是摒棄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為經典社會學理論的三大家之一，相對于涂爾干所強調的社會整合與規(guī)范化過程理論、韋伯的理性化和有意義行動的文化社會學理論，馬克思的社會理論自有其毋庸置疑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其聚焦點在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關系及其所產生的階級沖突，進而說明資本主義的運行規(guī)律并預期其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布洛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成分、基礎命題及其社會學義涵進行了精當的提煉，他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素很少達成過共識，但他們都同意，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部分是關于作為一種階級社會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其中心論點落在三個理論論題上。這就是關于資本主義軌跡和命運的理論;關于資本主義矛盾再生產的理論;以及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規(guī)范化理論。在布洛維看來，在馬克思自己的著作里，最明晰和系統(tǒng)的論點是這三個論題中的第一個，或者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最重要的功績是說明了資本主義運行的規(guī)律。馬克思通過批判性地揭示資本主義本質性弊端：異化、剝削、拜物教、神秘化、退化、貧困化、市場無序等，指出其軌跡和命運的三個基礎命題：其一，資本主義不可能長期持續(xù)，它的內在動力最終會破壞它自我再生產的條件;其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的激烈化，當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變得足夠強大，而資本主義自身變得足夠衰弱時，資本主義就能夠被推翻;其三，向社會主義的自然轉變，即社會主義成為替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布洛維，2007，143-55)

　　以資本主義的運行規(guī)律和命運作為研究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固然是一種社會理論，但社會卻不是其核心概念。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中，社會只是隱含的、潛在的，社會概念是懸置的，從未以清晰的面貌出現。作為一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理論執(zhí)著于階級關系。正如布洛維所言：階級處于資本主義動力學(dynamics)和再生產的中心位置。

　　就資本主義的現實發(fā)展進程而言，它并沒有按照馬克思預期的因其“內在動力最終會破壞它自我再生產的條件”而走向必然的衰落，資本主義似乎有著更強大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結構不是變得更為簡單和更加兩極化，而是變得更加復雜和愈加分化，階級斗爭也并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真實軌跡”并沒有提供支持馬克思論斷的證明，這恰恰是因為公民社會的存在和作用維持了資本主義的持續(xù)和發(fā)展，“經典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料到，資本主義內部發(fā)展出的社會再生產的多種機制會那么有活力、有彈性和有效力”(布洛維，2007，152-54)。

　　在新的歷史時代重建馬克思主義需要將社會(學)概念引入進來。將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為真正的社會理論，有待于其繼承者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構出來。被布洛維稱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基礎，根植于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矛盾再生產的理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軌跡理論;而挑戰(zhàn)資本主義的問題仍然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支點。(布洛維，2007，154-55)

　　(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與發(fā)展

　　布洛維在“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一文的開篇即明確提出：后社會主義時代呼喚馬克思主義，并要求它對社會這個不同于國家和經濟(市場)的領域給予最多的關注(布洛維，2007，188)，這正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形成的背景和基礎。在后社會主義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并非如一些人斷言的因社會主義在現實中的受挫而消亡，在布洛維看來，馬克思主義仍提供著最全面的資本主義批判，同時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可行的替代制度。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的高齡保障了馬克思主義的長壽，而馬克思主義也必須隨著資本主義的重建來更新自己(布洛維，2007，189)。

　　實現上述更新并奠定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基礎的是兩位繼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這兩大繼承者獨立地從差別巨大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出發(fā)，相交于“社會”這個概念，殊途同歸地暗示了他們的發(fā)現是嶄新的和重要的，發(fā)展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論題。布洛維在其重要的論文“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安東尼·葛蘭西和卡爾·波蘭尼的互補合一”中討論了一直被忽略的二者在理論上的共性，這就是他們通過各自的“社會”概念，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相似的批判和超越，即布洛維所概括的“馬克思主義的每一支后裔都有不可歸之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原創(chuàng)性和自主性”。這種原創(chuàng)性和自主性就在于對“社會”的重視和闡釋。藉此，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終于開始掌握社會的意義，而社會學對此卻一直令人費解地毫無建樹(布洛維，2007，188-98)。

　　布洛維闡述的作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傳統(tǒng)——葛蘭西和波蘭尼的“社會”是有歷史針對性的：

　　葛蘭西的社會是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主要包括工會、政黨、大眾教育和其他志愿團體、利益群體的發(fā)展。所有這些團體都是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和美國大規(guī)模發(fā)展起來的。特別是這一公民社會要放在它與國家的矛盾關系中才能理解(布洛維，2007，198)。我們知道在葛蘭西那里，公民社會是在與國家既勾連又斗爭的復雜情景中生成的。國家并非等于經濟基礎加上層建筑，而是由公民社會加上政治社會構成。所謂政治社會，是指由政府、軍隊和司法部門構成的強制性的國家機構，行使暴力性質的強制功能;而公民社會則是由相對自主的教會、行會和學校等機構組成，替統(tǒng)治階級行使非強制性的“霸權”(hegemony)職能。這里霸權概念的引入有助于理解公民社會的本質，葛蘭西所說的霸權，指的是統(tǒng)治階級將于已有利的價值觀和信仰普遍推行給社會各階級的過程，它不是通過強制性的暴力手段，而是依賴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自愿認同來實現的。因而霸權是一種建立在普遍同意之上的統(tǒng)治權，它不僅存在于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關系之中，而且以經驗和意識的形式內在于社會思想中，是捍衛(wèi)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堡壘。由于霸權的存在，公民社會一方面能夠與國家合作以遏制階級斗爭，另一方面它獨立于國家的自主性能夠促進階級斗爭;公民社會與國家的結合，既能穩(wěn)定階級關系，又為挑戰(zhàn)資本主義提供了條件(布洛維，2007，189，198)，從而使得晚期資本主義的階級關系和斗爭變得異常復雜，而這也是資本主義并未如馬克思所預言的被無產階級革命推翻的原因。

　　波蘭尼的社會概念是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要將其放在與市場的矛盾制衡關系中才能理解。能動社會主要指十九世紀英國的工會、合作社會、工廠運動組織、爭取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和政黨的發(fā)展。能動社會產生的背景在于市場具有毀滅社會的傾向，而社會以行動/回應來保護自身、制服市場。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將勞動力、土地和貨幣都變?yōu)樯唐分?，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得以形成。而此前人類的經濟生活是嵌入于(embedness)非經濟的制度和社會關系中的，資本主義的演進使得市場從社會關系的制約中脫出(disembedness)，而且市場原則全面滲透人類社會生活從而制造出一個“市場社會”。波蘭尼指出：“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性分離——這種分離對社會的存在產生了致命危險——幾乎自動地產生了以公正和安全保障為代價的自由”(波蘭尼，2007，211-20)。與市場擴張方向相反的是“自我保護的社會”的運動，在波蘭尼看來，“能動”的意義就在于，社會是本體的存在(reality of society)、自主的存在，代表自己行動(布洛維，2007，199)。而這一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主旨在于對人類的自由權利的堅守——“在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里，不服從(nonconformity)的權利必須被制度化地保護起來”?！肮駲嗬仨毮軌驂旱挂磺袡嗤?，不管是國家的、市政的還是職業(yè)的”(波蘭尼，2007，211-20)。

　　布洛維認為，葛蘭西與波蘭尼雖然以不同的“歷史針對性”提出各自的社會概念，但他們都認為“社會”占據了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和國家之間的一個特殊的制度空間。其區(qū)別在于：“公民社會”溢入了國家，而“能動社會”滲透了市場(布洛維，2007，199)。

　　明確提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并闡明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生關系的非邁克·布洛維莫屬。布洛維首先著眼于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即“作為剝削關系的階級”(class as exploitation)，進而他通過討論(1)生產的社會關系概念;(2)生產中的社會關系的補充概念;(3)階級作為生產關系特殊形式的觀點;(4)階級關系變動形式的問題;(5)剝削和支配作為階級關系中的中心過程;(6)從對階級關系抽象分析到對階級結構具體分析的概念性轉變等六個概念性議題，明確闡釋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meta-theoretical)觀點：“社會關系被社會實踐再生產(和轉變)，而社會實踐自身又被社會關系塑造”。他指出：階級關系社會再生產的制度機制既存在于階級關系的微觀設置中，也存在于資本主義的宏觀制度支持中。微觀層面的關鍵問題是理解同意(consent)和壓制在日常實踐中、特別是在勞動過程中連接的方式。宏觀層面的中心問題，則是各種機構——國家、媒體、教育——作用于階級結構穩(wěn)定化的方式(布洛維，2007，155-70)。正是通過強調階級關系的“社會”再生產命題，布洛維等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理論成功地嫁接起來。他在概括比較葛蘭西和波蘭尼思想的基礎上，闡明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點：第一，“社會”的強弱，以及它和國家、經濟的關系決定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fā)展結果。第二，社會不是懸在自發(fā)的價值共識流中的一個自主領域，而是被各種微小的力量貫穿，經常分化或分割成帶有種族或民族色彩的部分，分裂成具有性別特征的統(tǒng)治領域。第三，社會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穩(wěn)定了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提供了超越資本主義的條件。第四，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增加了社會學對功利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反感，它將社會學自身的普世性主張、關于社會行動和共同體的理論轉變?yōu)榕械奈淦?布洛維，2007，199-201)。

　　簡而言之，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而言，馬克思主義是其批判性和人性的基礎與思想靈感的源泉，而不是完整的理論框架，更不是支配性的意識形態(tài)。面對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要繼承和發(fā)展馬克思的遺產，必須超越和重建馬克思主義。

　　(三)馬克思主義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

　　布洛維以“社會”為核心，重述了葛蘭西和波蘭尼所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并創(chuàng)建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對資本主義而言，處在國家和經濟間的“社會”的進步既是發(fā)達資本主義經久不衰的保障，也是超越它的關鍵條件;而對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而言，“社會”的脆弱正是造成蘇聯共產主義衰敗的原因;而后共產主義時代是凱歌高奏的世界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時代;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正是適應這個后共時代而產生和發(fā)展的(布洛維，2007，189-90)。

　　葛蘭西和波拉尼二人傳承了極為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譜系，但其思想的共性在于對“社會”的強調，他們都把社會主義設想為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之上，而社會是一個與經濟、國家相分離又相關聯的空間，經濟應服從于“社會”，并受國家的監(jiān)管;而國家在此是被動反應式而非主動干預式的，其強制力已大為削弱(布洛維，2007，213-16)。葛蘭西和波拉尼探尋被法西斯主義歪曲、破壞、吞并的“社會”的起源和作用。在這一探尋的引導下，他們回到十九世紀，看到一個全新的社會現象遏制了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趨勢。波蘭尼認為，這個“能動社會”具有自主性：社會把市場從其毀滅趨勢下拯救出來，同時也束縛了市場，并可能超越和征服它。資本主義的延續(xù)正是通過“能動社會”來抵御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商品化的毀滅性后果的。葛蘭西則認為：“公民社會”是把國家和日常生活進程相聯系的一個新的斗爭場所，具體可以表現為公民社會如何協(xié)調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利益，如何加強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力量來遏制革命趨勢。他們都摒棄了認為資本主義的繁榮蕭條遵循線性進化規(guī)律的觀念(布洛維，2007，216-25)。不難看出，回答“為什么西方沒有發(fā)生社會主義革命”和“為什么俄國革命退化為獨裁統(tǒng)治”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社會”。

　　布洛維概括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三條原則性分歧：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不認為資本主義會自蹈滅亡，而是強調社會的建構協(xié)調了國家和經濟;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不認為階級斗爭會自發(fā)擴張，而是強調階級有霸權體系，各階級利益通過妥協(xié)和聯合相協(xié)調;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不認為社會主義的條件會自動成熟，而是看到統(tǒng)一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各國的發(fā)展道路是不同的(布洛維，2007，272)。

　　上述研究表明一個重要的理論議題，即將“社會”引入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并以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面對中國的社會轉型。我們已經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延續(xù)和力量來自于社會;而蘇東社會主義的瓦解緣于沒有給社會以空間。面對中國社會的結構與轉型，我們不難發(fā)現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主義。

　　1949年以前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格局只是一些缺少公共性的共同體(community)，即費孝通先生概括為“差序格局”的人倫、人際關系。他用一石入水形成的“波紋”形象地比喻這種社會差序結構——“我常常覺得：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如此“差序格局”遵循的是“維系著私人的道德”(費孝通，1985，21-35)。我們不難理解，在鄉(xiāng)土社會中這樣的共同體也會承擔一些公務或公益，但它們絕非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而只是基于先賦性的人際關系網或者“圈子”。

　　共產黨革命的勝利使中國走入社會主義，但社會并未因此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革命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瓦解乃至摧毀舊的社會結構，包括其組織和意識形態(tài)。這一革命過程使得傳統(tǒng)的宗族、宗教、行業(yè)、幫會等組織完全被城市中的單位和鄉(xiāng)村中的公社這類體制組織所取代，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依然付諸闕如。直到今天，在關于社會的本質、作用和意義上還存在著巨大的誤區(qū)，在一些人頭腦中，社會似乎總是站在國家或體制對立面的敵人?！吧鐣边@個團結、穩(wěn)定、和諧的最重要的組織和機制卻被視同異端，成為與其特質相悖的負面因素，這實在是天大的誤解。

　　不同國度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提供了“公民社會”的經驗教訓——進入列寧所言的“最后階段”的資本主義非但沒有“垂死”，反而相當地長壽，其原因恰是公民社會協(xié)調了資本與勞動的利益以及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關系;而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脆弱和解體，也恰恰由于缺少公民社會。在已有前車之鑒的條件下，我們?yōu)槭裁床荒芙宕硕苊庵氐父厕H呢?凡舉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困境、諸多弊病幾乎都與社會的缺失有關，社會主義對“社會”的需求已經成為迫切的議程。而中國的現實卻是權力與資本合力擠壓、吞噬下的社會空間的狹小甚至社會無從生成。

　　這里再次涉及到如何繼承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遺產問題。當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以其特有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而交互推進的時候，當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破繭而出之時，在一些地方馬克思主義卻依然作為教條或意識形態(tài)工具被功利主義地、抱殘守缺地加以“利用”，一如布洛維所言，這種利用其實正是“埋葬”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布洛維，2007，139-41)。如若只是功利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化甚至教條、教義化，權宜性地用作統(tǒng)治的工具，那么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扼殺泯滅了社會，另一方面“埋葬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試圖去尋找久違了的社會之時，我們不應忘記，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應該是人類解放的工具，是思想解放的工具;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建設和保衛(wèi)社會的理論路徑。

　　三、構建和保衛(wèi)社會：社會學的使命與擔當

　　針對已經橫掃世界的第三波市場化(marketization)浪潮，布洛維明確提出了參與社會、保衛(wèi)社會的主張，這就是以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為路徑，保衛(wèi)公民社會的使命。

　　所謂第三波市場化，指的是“一個全球維度的經濟階級，其為自己的目標駕馭了民族國家”，“將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拓展到新的領域”(布洛維，2007，58)。第三波市場化是相對于第一波和第二波概括得出的：第一波市場化指的是勞動力成為虛構商品，與之對抗的力量發(fā)生在地方社區(qū)，主張勞工權利，相應產生的社會學潮流是“烏托邦社會學”，它包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第二波市場化是貨幣變成虛構商品，成為不受限制的市場交換主體，對第二波市場化的反應發(fā)生在民族國家層面，即政府的保護性反應——保護主義、計劃、工資保障、福利等，主張社會權利，而與之相應的是政策社會學的時代;更為洶涌的第三波浪潮在全球范圍內將身體、土地、環(huán)境等自然商品化，它不僅摧毀了勞工權利和社會權利，而且擊退了國家對社會的保衛(wèi)，引發(fā)國家的共謀，使社會處于來自經濟和國家的雙重威脅之下(布洛維，2007，64-70)。相對于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場化的對抗反應分別是地方性的和國家層面的，而對第三波市場化的反應則是從地方性出發(fā)上升到全球范圍。“社會學的命運取決于社會的命運。社會學的自身利益存在于在幾乎不存在公民社會的地方對其的構建中，存在于在公民社會逐漸衰退的地方對其的保護中”(布洛維，2007，70)，而這樣的社會學就是公共社會學，而且是全球范圍的公共社會學。公共社會學作為一種保衛(wèi)社會的路徑的特點在于：“它拒絕與市場和國家的共謀;它認為若沒有政治，科學就是盲目的，若沒有干預，批判就是空洞的;它號召社會學家在社會歸于完全消逝之前直接參與社會”。(布洛維，2007，59)

　　與布洛維主張參與社會不謀而合的是，法國的重要社會思想家布迪厄在其晚年不遺余力地研究和保衛(wèi)社會，甚至積極投身于社會運動。在其《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書中，他努力突破各種各樣的屏蔽，深刻揭示了苦難的社會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他還要動員人們控訴那些使他們變得不道德和墮落的社會運作機制，而正是這些社會機制滋養(yǎng)了人們的反感、苦惱、絕望(布迪厄、華康德，1998，262-280)。布迪厄及其合作者的調查研究表明，苦難恰恰來自于社會的缺失和社會性的喪失。布迪厄將其歸結為與市場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同時出現的“國家與市場的雙重撤退”：它們可以表現為公共物品供給上國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務的枯竭、國家體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產業(yè)結構調整帶來的工人階級渙散和勞工運動的消解、教育體制制造的社會排斥和集體失望、與所有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家庭代際關系的斷裂等等;所有因處于特定結構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與集體衰落相伴的個體遭遇都可以歸結于苦難的政治根源——市場邏輯的大規(guī)模入侵和國家的運作所導致的社會性的喪失(Bourdieu，1999)。

　　當然，當今中國所面對的“社會”問題與西方的“社會”問題相當不同：傳統(tǒng)中國從未有過公民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和生成土壤;當代中國在資本與權力的雙重擠壓下沒有社會的生存空間，自組織的社會甚至被視同洪水猛獸;而各種社會問題、弊端、困境，無不與社會的缺失有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社會學的羸弱幾乎是在所難免的。正如沈原所尖銳批評的：“現實情況竟是這樣：在應當討論階級分層的時候卻去研究職業(yè)分層;在應當面對制度變遷的時候卻專注于人際關系;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實際上，近兩年來社會學開展的某些大規(guī)模社會調查，就體現出上述的特點。甚至可能陷入布迪厄所嘲笑的‘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決不提供新的知識”(沈原，2006)。

　　布洛維提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首要任務是在當下這一后共產主義時代，去思考“社會”的問題——它是否存在?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結果是什么?“社會”的有無對一個國家政體的發(fā)展方向和后果產生了怎樣不同的影響?布洛維認為，現在無疑是后共產主義時代，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從沒有認真思考過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一經建立必將永世長存。因此他們既不必思考國家社會主義的特點，也不必思考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斗爭。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使命，它已經看到資本主義不會引起自己的滅亡，而會創(chuàng)造一個社會，為資本主義的新形式(與社會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打下基礎(布洛維，2007，272-73)。

　　布洛維認為，社會的組成包括：帶有集體自我調節(jié)手段的社團，借集體意志形態(tài)而得到表達的運動，以及彼此承認和溝通的公共性(布洛維，2007，58)。若如布洛維所言，美國社會學對抗第三波市場化的任務是發(fā)掘并培養(yǎng)公眾，使之成為組織起來對社會進行自衛(wèi)的力量;那么中國社會學的重大使命則應該是鍛造公民、培育或生產自組織的社會、爭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達的渠道，使社會成為實在，構成市場—國家—社會成鼎足之勢、相互制衡的結構與機制。社會組織、公民運動、信息溝通和公共性的形成，進而達至布洛維所期冀的“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這一切都有賴于公民、公民權、公民意識的生產。正如沈原所強調的，社會生產的關鍵所在是公民權和公民社會(沈原，2007)。構建社會須從培養(yǎng)公民開始，需要制度、文化、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互構。

　　社會學的本質意義在于社會，對此我們需要不斷地回到傳統(tǒng)，重溫經典：在馬克思那里，“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1867]1975，95)。而這一抽象的社會界定在馬克思的研究中集中體現于階級關系和對未來社會的預見上。涂爾干所關注的主要是建立在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賴基礎上的、“有機聯系”的、整合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韋伯則著重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精神條件——社會與____倫理之間的關系。真正對社會概念加以明確闡述并將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起來的是波蘭尼和葛蘭西，他們“超越了懸殊的身世背景、迥異的政治發(fā)展道路和不同的國家環(huán)境，獨立地走向了相似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他們都把社會主義設想為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之上，后者是一個與經濟、國家相離又相關的空間。他們都發(fā)現了社會”(布洛維，2007，216)。而此前，正如Fred Block在對布洛維的評論中指出的：社會學的傳統(tǒng)竟然150年來都沒有給出一個充分的或有用的“社會”概念——而表面上，這卻是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布洛維，2007，198注①)

　　社會學與社會的共同命運在這門學科誕生之時即已注定。正如布洛維明確指出的，“對于每一波市場化，都有一門特殊的社會學與之對應。社會學成長于十九世紀，公民社會也如此。它自身就是對第一波市場化的反應”(布洛維，2007，67-68)。在全世界面臨第三波市場化浪潮之時，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發(fā)生的過程之中，作為社會的實踐者和研究者，我們切不可每天做著科學的、精確的、象牙塔中的社會學，卻忘記了這門學科的根本所在——社會。社會學與社會可謂榮辱與共、命運相連。布洛維指出：“社會走多遠，社會學就走多遠?！辫b于社會學在生產和保衛(wèi)社會中的責任與使命，反過來是不是也可以說：社會學走多遠，社會就走多遠。讓我們盡其所能來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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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開放時代》(廣州)2008年3期第141～151頁)

　　【作者簡介】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00084

　　史云桐，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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