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起點上，為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這一戰(zhàn)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zhàn)略目標和戰(zhàn)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為全面準確理解、領會“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本報借第七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壇召開之機，約請知名專家就相關問題展開對話交流，從多個角度作系統(tǒng)把握與深入分析。

　　主持人

　　譚 怡史冬柏

　　話題嘉賓

　　韓慶祥周為民楊金海郭建寧

　　“四個全面”站在治國理政的高度，把握改革發(fā)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持人：黨的以來，我們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不斷深化。 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首先提出“協(xié)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此后，在不同場合多次涉及這一問題并發(fā)表系列重要講話，并于2015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明確“四個全面”為“戰(zhàn)略布局”。為什么用“戰(zhàn)略布局”這一理論定位?

　　韓慶祥：這個問題不妨從目標和手段兩個維度來把握。治國理政思想，其目標維度主要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手段維度就是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 “四個全面”作為以同志為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首先是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雖然“四個全面”自身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但這一目標又從屬于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這個更大更長遠的目標?？梢哉f，“四個全面”不僅著眼于當前，而且指向未來，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總體方略。因此，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能夠解決好當前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矛盾決定問題，問題決定重點，戰(zhàn)略布局抓住了矛盾、抓住了問題，就是當前的重點。這里講的主要矛盾，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任重而道遠與“四個全面”還沒有完全到位的矛盾。

　　周為民：戰(zhàn)略布局體現著階段性。“四個全面”是目前階段的戰(zhàn)略布局，需要在目前階段協(xié)調推進。在“四個全面”中，很多任務都是明確到2020年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完成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等。 “四個全面”主要是著眼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對此，我們應按照“行動至上”的理念來協(xié)調推進。指出，“崇尚實干、狠抓落實是我反復強調的。如果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花、水中月”。前不久，在吉林調研期間召開部分省區(qū)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強調，“千難萬難，只要重視就不難;大路小路，只有行動才有出路”。這些講的都是針對目前任務展開實際行動，而行動的綱領就是“四個全面”。

　　主持人：這就是說，要著重從治國理政的高度把握“四個全面”?

　　郭建寧：“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思想的方略概括和集中體現。對此，一定要放在治國理政思想這個大主題、大背景和大格局的框架下來把握。系列重要講話蘊含的治國理政思想內容很多，我們可以用四個關鍵詞來概括，即主線是 “中國道路”，目標是 “人民至上”，布局是“四個全面”，引領是“核心價值”。其中，“四個全面”是抓手，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牛鼻子”，因此定位為戰(zhàn)略布局。如果從目標和手段的維度來看，不妨說其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如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手段)的問題，或者說集中體現了“現代治理觀”。

　　“四個全面”繼承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注重理論和實踐互動的品質，是解讀中國現實發(fā)展邏輯的典范

　　主持人：當前，很多研究都聚焦于“四個全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聯。 “四個全面”究竟怎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yǎng)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動?或者說，我們應從哪種意義上探討“四個全面”與馬克思主義的新發(fā)展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fā)展?

　　韓慶祥：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是在經典文本和現實邏輯的互動當中推進的。馬克思在書房里主要是研究經典文獻，但閱讀的目的是為解釋當時所面對的“現實邏輯”服務的。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等，體現的都是對“現實邏輯”的解讀。馬克思本人在創(chuàng)立自己學說過程中的做法，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有借鑒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之一，就在于解讀現實的邏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引領時代，是因為它不僅解釋世界，而且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不是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它是世界性的、實踐性的，抽象的概念蘊含著一種偉大的情懷。

　　治國理政思想正是書寫當代中國現實邏輯的典型范例。只有深入中國現實，才能理解治國理政思想。可以說，治國理政思想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為重要組成部分的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這里應注意，“四個全面”不是治國理政思想的全部，而是核心內容之一。 “四個全面”以當代中國的現實邏輯為基礎，是從現實邏輯當中提煉出來的，本質上是面向中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是面向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它不僅是一個研究對象，也是一種研究范式，這個范式即“問題導向”。它既是理論理性，產生于現實邏輯，又是理論使命，要認識現實邏輯、推進現實邏輯。只有植根于現實和問題，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才有生命力，才能超越和整合話語之爭，才能提升我們黨的理論話語權。

　　郭建寧：“四個全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發(fā)展。當然這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fā)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tǒng)一和互動中發(fā)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怎樣建設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立足實際，用中國話語、中國理論詮釋中國經驗。 “四個全面”就是從實踐而來的話語體系，說到底體現著一種戰(zhàn)略思維、哲學思維，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正是其思想精髓、活的靈魂。

　　“四個全面”飽含著制度創(chuàng)新的要求，需要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下功夫

　　主持人：認真研究本質特征，才能深刻把握基本要求，積極探索有效推進的方法路徑。 “四個全面”有怎樣的突出特點或鮮明特征?

　　郭建寧：“四個全面”的特質，我認為是實踐性特色、人民性特征、整體性特點。實踐性特色是指 “四個全面”解決中國實踐問題，是在中國實踐中、在百姓期待中、在面對問題中提出來的。人民性特征是指“四個全面”體現人民主體論。我們黨要做的就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增進人民福祉，讓人民滿意，以百姓心為心，以人民為中心，最集中體現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連著人民幸福，全面深化改革要讓人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全面依法治國要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全面從嚴治黨要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四個全面”都和人民及其幸福緊緊連在一起，形成相輔相成的邏輯體系，這就是整體性特點。

　　楊金海：“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一個總特征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換句話說，抓“治理”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新格局的“新”之所在。為什么這樣說?比較一下前30多年不同階段的改革發(fā)展戰(zhàn)略布局即可明白。 20世紀80年代，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抓“改革”。90年代，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抓“發(fā)展”。進入21世紀后的頭10年，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追求各個方面的 “穩(wěn)定”(和諧)，但就總體而言，這一階段還沒有形成科學規(guī)范的社會治理體系，加之30多年發(fā)展積累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形成了黃金發(fā)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的局面。

　　黨的前后，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治理整頓。既要承續(xù)前幾十年的成果和經驗，同時又要消化和解決長期積累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矛盾問題，從而使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治理等各項工作目標更加明確、方向更加正確、制度更加健全，打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升級版”。

　　為適應我國改革發(fā)展的新形勢，黨的提出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要求。據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任務，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zhàn)略部署。兩次全會分別通過的兩個《決定》是姊妹篇，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這就是統(tǒng)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chuàng)新。

　　主持人：這是否意味著，“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貫穿著制度創(chuàng)新的要求，而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也正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規(guī)定?由此，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也就具有一種對接關系?

　　楊金海：的確如此，“四個全面”的每一個“全面”要落實到位，都需要有具體的抓手，這就涉及到具體的體制機制問題。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主要是改革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體制機制，包括改革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相關的戰(zhàn)略部署、政策措施和實際運行中的體制機制。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的具體化，它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要從總體上協(xié)調各個方面的改革發(fā)展，使其相互配合、全面推進，打造改革開放的“升級版”。二是要使得這些改革發(fā)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將這些基本制度以及相關的戰(zhàn)略、政策、措施和運行體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前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后者是全面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這二者共同構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成為“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共同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

　　在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有一項十分關鍵的工作，就是黨的建設。要推進改革、加強法治建設，并將相關成果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中去，關鍵在黨的領導。

　　“四個全面”是對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戰(zhàn)略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統(tǒng)一于實現全面現代化

　　主持人：如何實現現代化?這是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夢想和追求，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旋律。實現這個理想，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獨特悠久文明歷史的民族來說，尤其顯得艱辛而迫切。前面的探討似乎也都將“四個全面”與“現代化”目標聯系在一起，這應怎么理解?

　　韓慶祥：近代以來我們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偟膩碚f，結構轉型、領域分離、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整合共識、現代治理、建構秩序和民族復興，就是解讀中國現實邏輯的幾個核心范疇。 “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是從當代中國發(fā)展的現實邏輯當中提煉出來的，主要是解決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問題的。

　　周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zhàn)略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就要突破或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問題，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求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意味著要建立一整套完備的現代國家制度?，F代國家制度的本質或根本特征是民主和法治，而法治又是自由、民主、公正等的實現條件和方式，這些價值只有在法治軌道上、以法治方式才能得以充分有效實現。因此，現代國家制度最顯著的標志就是法治。全面從嚴治黨是為了充分發(fā)揮黨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領導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這個“全面”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根本保證。因此，“四個全面”統(tǒng)一于全面現代化，統(tǒng)一于在中國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現代文明這一發(fā)展方向和大趨勢。我們應當從現代文明的高度來理解“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

　　主持人：從國家治理這一新視域來看，我們追求的現代化有什么深意?是否只有“西方化”這一條單行道?

　　楊金海：這里所講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指我國治理系統(tǒng)的結構更加合理，功能更加高效。準確地講，是指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化、完善化，實現各項治理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并將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不斷提高黨的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不能把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或“美國化”。當然，其他各國好的治理經驗我們可以學習借鑒，但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國家的治理模式。

　　“四個全面”本身體現全面與重點的辯證統(tǒng)一，需在總體謀劃基礎上找準發(fā)力點

　　主持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同樣適用于我們對“四個全面”的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 “四個全面”立足于“全面”，但各有各的重點。怎樣理解和把握每個“全面”的關鍵?

　　周為民：“四個全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方略，是新的發(fā)展階段的整體布局，要抓住關鍵、抓住要領去推進，進而展開中國發(fā)展進步的大趨勢。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是貫徹富民思想。鄧小平同志用“小康”這個概念來定位中國現代化的首要目標，鮮明體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現代化的實質、目的、根本價值的深刻理解——我們所要實現的現代化，根本是要創(chuàng)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終著眼于改善民生，著眼于為人民實現美好生活提供條件。從“小康”到“全面小康”，表明我們黨始終抓住民生這一根本。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觀點需要澄清，那就是把目前收入差距、財產差距突出的問題歸咎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也是不了解歷史的表現。鄧小平同志怎么會忽視共同富裕?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說明就是落腳在共同富裕上的，而且他也曾明確提出，在21世紀初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進一步促進共同富裕，正是我們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

　　郭建寧：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點在“全面”，體現在覆蓋的人群上應該是全面的，涉及的領域也應該是全面的，一個不能少，絕不能讓一個民族、一個地區(qū)掉隊，特別是老區(qū)、邊遠地區(qū)、貧困地區(qū)和少數民族地區(qū)，這是全面小康的重點，也是難點。要致力于解決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部門差距、行業(yè)差距，讓全體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實現這個“全面”，根本上還是要靠發(fā)展，而且是通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造，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發(fā)展。

　　周為民：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貫徹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要求，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防止形成權力控制市場的體制。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幾十年，在一般的商品市場上，市場關系已經發(fā)展得比較充分，但在要素市場上還遠遠不是這樣，如在勞動力、資本、土地等方面，市場機制還沒有充分發(fā)揮作用。在要素市場上，支配資源的力量很大程度上還是行政權力，這就導致要素市場的扭曲，其結果就是大量的資源錯配，集中表現為眾多行業(yè)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不僅影響市場經濟健康運行，同時帶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例如腐敗。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么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會在半途中異化為最糟糕的體制，即由權力控制市場的體制。全面深化改革關鍵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深化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發(fā)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這個基礎上，帶動其他各領域的改革。

　　全面依法治國，關鍵是貫徹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認真實施落實憲法。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是認真對待、充分保障公民的權利。我們黨始終代表并維護人民的利益，“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利益”是一個經濟概念，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概念，“人民利益”的含義是復雜的，有時甚至是模糊的。而人民利益一旦以法的形式表達出來，那就是明確的、具體的，就表現為憲法和法律所確定的公民權利。 “公民”是法的概念，公民權利就是以法的形式表達的人民利益。因此，是否做到了代表、維護和實現人民的利益，檢驗的標準，主要就是看是否正心誠意地對待公民權利，特別是公民的憲法權利。指出，“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這句話非常深刻。要按照這個基本精神落實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抓住這個關鍵來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主持人：在從嚴治黨方面，我們黨特別強調規(guī)矩、紀律，較以往更加重視制度建設。思想建黨這個傳統(tǒng)不能丟，在此基礎上，制度治黨更應成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黨的建設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周為民：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從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出發(fā)，切實推進干部制度改革。管黨治黨，包括思想、作風、組織、紀律、制度等方面，其中，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長期性。從制度的改革完善入手，最重要的又是干部制度，如何真正形成完備有效的干部選拔、任用、考核制度和體制，這是關鍵。沒有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防止出現干部隊伍的劣質化傾向，就不能克服“逆淘汰”現象。優(yōu)秀的干部上不來，投機鉆營的干部下不去，這種“逆淘汰”一旦形成，就會不斷自我強化。 “關鍵在黨，關鍵在人”，干部制度就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抓手。

　　郭建寧：從嚴治黨，關鍵在治，要害在嚴。這里最重要、最根本的，確實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在從嚴治黨特別是反腐敗方面，我們有一些新的提法、新的舉措，比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老虎蒼蠅一起打”，“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F在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不敢腐”的高壓態(tài)勢，接下來要重點加強制度建設，使其 “不能腐”，而制度內化于心，成為思想認識和心理的自覺，就會“不想腐”。

　　主持人：從“四個全面”提出到現在已歷時8個月左右，在此期間，的相關重要講話至少有20次。理論界迅速跟進，對“四個全面”進行深入解讀、集中闡釋、積極宣傳，形成了豐富的階段性成果，表現出對當代中國問題的敏感關切和現實關懷，彰顯出把握時代精神、回應人民呼聲、直面前沿課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

　　“四個全面”本身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對它的學習宣傳闡釋也將是一個開放性的探索過程。 “四個全面”作為以同志為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chuàng)造，已經吹響邁向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號角。時不我待，理論界、學術界尤需進一步研究，以期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撐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