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偏好對家庭參與風險資產投資有著顯著的影響。今天學習啦小編將與大家分享：影響家庭風險資本市場投資決策的因素研究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

影響家庭風險資本市場投資決策的因素研究

　　引言

　　家庭是社會重要的微觀主體，隨著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越來越大，投資組合日益多樣化。為了實現(xiàn)家庭財富的增值，許多家庭開始投資于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風險資產。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風險態(tài)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種資產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著“異質性”。研究家庭的資產選擇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的主要關注點是風險態(tài)度和受教育程度兩個因素，主要貢獻有兩點：一是驗證了“風險偏好者更偏好風險資產”這一理論;二是嘗試探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會對家庭投資風險資產產生不一樣的影響。

　　關于家庭資產投資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獻積累：Gollier(2001)研究發(fā)現(xiàn)，居民風險偏好程度的不同，會導致其持有的金融資產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產的價格風險對于股票持有具有擠出效應，特別是對于那些金融資產凈值低的投資者來說更為明顯;史代敏和宋艷(2005)運用微觀數(shù)據建立了家庭金融資產選擇行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選擇的金融資產品種較少，從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資受限的結論;陳瑩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蘇某銀行提供的13000個客戶的詳細資料，對家庭風險資產配置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結果表明，樣本家庭的資產配置存在顯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應;還表明，我國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因素有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家庭財富、年齡、收入、房貸等多種因素;魏先華等(2009)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奧爾多投資研究中心的調查數(shù)據，分析得出居民對社會的信任度和滿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對金融資產的投資的結論;何興強等根據2006 年中國9 城市“投資者行為調查”數(shù)據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勞動收入風險高及擁有商業(yè)或房產投資的居民風險金融資產投資概率更低，享有醫(yī)療社會保險或購買了商業(yè)健康保險的居民的投資概率更高，風險規(guī)避程度對其投資概率沒有顯著影響;吳衛(wèi)星等(2011)運用資產參與和資產分配模型，分別討論健康狀況對居民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投資者的健康狀況不顯著影響其參與風險資產市場的決定，但影響家庭的風險資產投資在總財富中的比重，健康狀本文由論文聯(lián)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況不佳會導致這一比重較低;吳衛(wèi)星和齊天翔(2007)以奧爾多投資研究中心的調查數(shù)據為基礎，得出替代效應、生命周期效應、財富效應以及住房投資的擠出效應等在我國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模型、數(shù)據及變量說明

　　(一)模型選擇和指標設定

　　本文運用probit和tobit模型，來估計各個解釋變量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與否及參與度的影響，總共有兩個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數(shù)項，Z代表各個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年齡平方、婚姻狀況、家庭收入、金融資產總量、經濟預期、利率預期、房價預期、物價預期、是否拆遷、農村與否、地域范圍、房屋價值等變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風險態(tài)度，ε表示擾動項。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有兩個，分別為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和參與程度。這里的風險資產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黃金和不包括國債的債券。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沒有參與風險資產投資，1代表參與風險資產投資;風險資產參與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風險資產占總金融資產的比例，在0-100%之間。

　　(二)數(shù)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數(shù)據，該數(shù)據涵蓋了25個省、市、區(qū)，最終收集到有效家庭樣本8443個，并且樣本分布均勻，既包括貧困地區(qū)，也包括富裕地區(qū)，保證數(shù)據有效。

　　(三)變量說明

　　性別：采用虛擬變量，男性賦值為1，女性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虛擬變量，受教育水平為小學時賦值為1，其他為0，初中、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采用同樣的賦值方法;年齡及年齡的平方：分別使用戶主的年齡及其平方;婚姻狀況：采用虛擬變量，已婚賦值為1，其他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總收入;金融資產：采用家庭總金融資產持有量;家庭規(guī)模：采用家庭總人數(shù);風險態(tài)度：采用虛擬變量賦值，風險偏好賦值為1，風險厭惡賦值為0;經濟、房價、物價預期分別使用家庭對未來三者的預期衡量;拆遷：采用虛擬變量賦值，拆遷過賦值為1，否則賦值0;家庭戶口：采用虛擬變量，農村賦值為1，否則為0;地域分布采用虛擬變量賦值，中部時賦值為1，其他為0，西部參照同樣的賦值方法;房屋價值：使用家庭房產的總價值。

　　實證分析

　　在實證前首先用Stata對各個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過程略)，分析得出參與風險資產投資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總樣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樣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計占比50%左右;在風險態(tài)度上風險厭惡的家庭占比61.82%，風險偏好的家庭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別對各因素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和參與程度進行回歸，實證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齡以及年齡的平方對家庭是否參與風險資產存在顯著的影響，年齡平方的系數(shù)是負數(shù)，說明年齡對家庭是否參與風險資產呈倒U型，可以說在我國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現(xiàn)象?；橐鰻顩r、家庭收入、預期、家庭戶口、房屋價值都對家庭是否參與風險資產存在著顯著的影響。戶主性別、家庭規(guī)模、是否拆遷、家庭所處地域對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沒有顯著的影響。

　　風險偏好對家庭參與風險資產投資有著顯著的影響。相比于風險厭惡的家庭，風險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參與風險資產，這是因為當家庭是風險偏好者時，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更大，為獲得更高的收益，他們傾向于投資風險資產;當家庭是風險厭惡時，家庭承受風險的能力較小，他們傾向于不參與風險資產投資。

　　受教育程度表現(xiàn)在家庭成員學歷的高低上，學歷的高低對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存在著不同的影響。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學歷，相比較于文盲，學歷不存在顯著的影響。但在高中以上學歷中，學歷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影響。這是因為高中及以下學歷所獲得的知識基本都是通識知識，沒有關于金融的專業(yè)知識，而高中以上的學歷接觸專業(yè)知識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對風險資產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們更可能投資于風險資產。博士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博士的數(shù)據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過對風險資產投資參與度的Tobit模型分析結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與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一致，年齡、婚姻狀況、家庭收入、預期、家庭戶口、房屋價值對風險資產投資參與度也有顯著的影響，并且年齡存在著“倒U型”的影響。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對風險資產參與度有顯著的影響，這里金融資產總量的影響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釋變量的分母是金融資產總量，所以才會有負向的影響。而戶主性別、家庭規(guī)模、是否拆遷對風險資產參與程度也沒有顯著的影響。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對風險資產參與度有反向的影響。風險態(tài)度對風險資產參與深度有顯著的影響，即當家庭是風險偏好時，家庭傾向于更多的參與風險資產;當家庭是風險厭惡時，傾向于減少風險資產或者不參與風險資產。受教育程度，即學歷的高低對風險資產投資參與度存在著不同的影響，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學歷，相比較于文盲，學歷不存在顯著的影響;但在高中以上學歷中，學歷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影響。

　　結論

　　本文根據2011年的CHFS數(shù)據，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從影響家庭參與風險資產投資的因素來看，我國居民家庭是否參與風險資產投資受到年齡、婚姻狀況、家庭收入、風險態(tài)度、預期、家庭戶口、房屋價值等因素的影響，而且各個因素的影響程度也不一樣，其中風險態(tài)度對風險資產的參與決策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風險偏好者更可能投資于風險資產。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學歷對風險資產參與不存在顯著的影響，高中以上學歷對風險資產參與決策會產生顯著影響。

　　從影響風險資產參與度的因素來看，我國居民家庭風險資產參與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齡、婚姻狀況、家庭收入、風險態(tài)度、預期、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家庭戶口、房屋價值等因素的影響。地域差別不明顯，僅僅能確定中部地區(qū)相對于東部地區(qū)更不傾向于股票投資。性別也不存在顯著影響。其中風險態(tài)度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度存在正相關的影響，風險偏好者傾向于更多的投資于風險資產，而風險厭惡者會少投資或者不投資風險資產。教育程度對風險資產參與度的影響在高中以上學歷影響顯著，在高中以下沒有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