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近代史人物梁啟超研究的近代史博士論文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梁啟超的近代史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梁啟超的近代史論文篇一：《梁啟超“時務文體”對近代宣傳的影響》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新聞宣傳大家,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著開風氣之先的推手角色。尤其是他發(fā)展的“時務文體”整體推動了近代以來的宣傳工作,本文將從對革命宣傳的影響和對文學改革的影響兩方面來討論,分析梁啟超的“時務文體”對中國近代宣傳的重要影響。
關鍵詞：時務文體革命宣傳文學改革
“辛亥革命前的報紙改革(1895—1911)是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史上的‘黃金時期’”,期間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人物當屬梁啟超。他的新聞傳播觀念和辦報實踐,為我國近代新聞傳播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并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尤其是對近代的宣傳事業(yè)影響深遠。
在新聞工作中,新聞報道要遵從新聞規(guī)律,但在宣傳中,則要注重技巧性,不僅要求文字信息的寫作和內(nèi)容選擇,更要加強傳播的技巧。在長期的新聞宣傳實踐中,梁啟超總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傳策略,而且發(fā)展了“時務文體”,為以后中國的新聞實踐和宣傳工作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一、“時務文體”的特點時務文體受到龔自珍、魏源等人影響,發(fā)端于王韜的《循環(huán)日報》,他認為,報紙的文風應該是直抒胸臆,詞達而已。提出文章要適合報紙要求,文字平易暢達,不事雕琢,簡短并盡量少的引經(jīng)據(jù)典逐漸形成報界最流行的政論文體。梁啟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fā)展,形成了“時務文體”。該文體發(fā)展于《時務報》,成熟于《新民叢報》。它靈活自由、豐富感人,更貼近當時的斗爭形勢,有助于批評舊思想,宣傳新觀念。梁啟超自己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總結他文體特點:“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有一番魔力焉。”時務文體迎合了當時人們渴求新思想的愿望,被人們迅速接受。
首先,“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梁啟超提出平易暢達主要是出于宣傳的需要。他所創(chuàng)辦的報紙稿件一定程度上還要依靠翻譯外報,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國人陌生的名詞術語。要使這些讓更多中國人接受,起到“開民智”的作用,就要求文章的語言淺顯流暢,明白通曉,摒棄矯揉造作、艱澀古僻的文字,同時又允許根據(jù)內(nèi)容的需要,使用俗語、韻語及外來的詞匯、句式和語法來論證問題、說明道理。
其次,“縱筆所至不檢束”。即要求解除寫作上的清規(guī)戒律,擺脫各種古文義法的束縛,打破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實行文體上的大解放,形成一種介于古文和民眾能夠接受的通俗文體。
再次,“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這種文體極具煽情性,以傳播學中的“訴諸感性”的方式進行傳播。他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訴諸文字之中,再配以高超的宣傳技巧,文章往往極富鼓動性和感染力,拉近了讀者與報刊的距離,擴大了讀者面。再者,梁啟超本人是一個愛國志士,在國家內(nèi)憂外患的時刻,他勇敢地站出來,承擔一份“救國救民”,力挽狂瀾的民族責任。而梁啟超豐富的知識也使其文章典故運用自如,感情自然流露,胸中激情蕩漾,下筆正如出峽之水,一瀉千里,氣勢非凡。
正因為這些特點,使“時務文體”更適合做宣傳,因此在當時被廣為運用,成為流行的報章文體。
二、對近代革命宣傳的影響梁啟超的新聞傳播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的。他認為報刊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黨派性,是政治斗爭的重要武器。為了取得最佳的宣傳效果,他強調報紙的可讀性,在辦報方面,提倡有針對性的辦報,“猶恐文義太頤,不能盡人而解,故有婦女報,有孩孺報”。而在報紙的寫作方面,則是強調使用“時務文體”。“時務文體”是梁啟超新聞宣傳方式的自覺運用。是他新聞宣傳思想的最直接體現(xiàn)。最能體現(xiàn)時務文體特色的代表作應該是梁啟超發(fā)表在《清議報》上的《少年中國說》: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fā)源。此老年人與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文中,梁啟超運用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典故:“埃及之金字塔”“西伯利亞之鐵路”“行星之隕石”“潯陽江頭琵琶婦”“拿破侖之流放厄蔑”“阿刺飛之幽于錫蘭”等,這九對對比,形成排比句式,層層深入。中西合璧的典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和諧,蘊含豐富。從而得出“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的結論,他指出“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之人也”。飽含救國救民的激情,且越到文章最后越是達到高峰。文章從詩歌式的散文完全變成詩歌,情緒由激昂漸進到波濤洶涌,似江水泛濫般噴瀉而出。
但是梁啟超為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宣傳,使得“時務文體”在他的手中也蒙上了倉促、不求甚解的陰影。嚴復就曾經(jīng)寫信批評過梁啟超的文章太過于草率,他復信承認:“啟超于學,本未嘗有專心肆力。但憑耳食,稍有積累,性率議論。信口輒談。每或操觚,已多隔閡。”這與梁啟超對報紙的認識有關,他把報紙作為政治斗爭的宣傳工具,而不是反映事實。所以他的文章,以及這種時務文體僅適合宣傳之用。
由于政治原因,近代以來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一直偏離軌道,宣傳重于新聞報道,制造輿論重于引導輿論,因此時務文體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影響是深遠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創(chuàng)辦的《時務報》成為當時維新派的輿論中心,一些影響較大的報紙如《知新報》《湘報》等皆按照《時務報》的模式創(chuàng)辦,文章皆模仿時務文體。這種影響力逐漸擴大,有趣的是,在革命派與?；逝傻拇笳搼?zhàn)中,盡管雙方所持觀點相左,但是所用文體基本都為時務文體。
以鄒容的《革命軍》中的一段話為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
梁啟超的近代史論文篇二：《梁啟超的中國學術史研究》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風云人物,他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貢獻,尤其是對中國學術史的研究,產(chǎn)生的影響力更為廣泛深遠,持久延綿。本文系統(tǒng)地介紹了梁啟超在中國學術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展示一個比較清晰、可資參考的影像,使眾人能夠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梁啟超。
[關鍵詞]梁啟超新史學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重在“論”,致力于對學術發(fā)展演變過程進行考察?！吨袊倌陮W術史》重在“史”,廣征博引,描述各個學術派別的開創(chuàng)人物。這兩部是學術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與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對一代學術的貫通考察,都重視對各派學術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擴大了學術的研究范圍。
《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為六章:1.史的意義及其范圍;2.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史之改造;4.說史料;5.史料之搜集與鑒別;6.史跡之論次。其中在說史料一章中將史料分為文字記錄和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兩大類,之下又細分為12小類,相比過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與鑒別一章中,梁啟超結合自身的治學經(jīng)驗,提出辨?zhèn)螘?amp;ldquo;十二條公例”,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學理論方法體系,吸收傳統(tǒng)史學的精華,利用西方進化論來批判舊史學的弊端。不僅倡導了宏觀上的史界革命,還對具體的技術問題作出了闡述。此書倡導客觀態(tài)度和經(jīng)世致用的精神,歸納出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研究史料和編纂史書的方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分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長;3.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詳細論證了五種專史的寫作方法。其中有一節(jié)專門講“史學史的做法”,這是具有開先河意義的。
《新史學》喊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從理論上論證史學革命的必要性,系統(tǒng)提出了新史學的理論,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應。另外,還從歷史主體、歷史服務對象、歷史理想三方面歸納了對傳統(tǒng)史學的批判。
二、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學術概論》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萬木草堂,為學生講“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作為康有為得意門生的梁啟超受其影響,很早便重視學術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啟超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將數(shù)千年的學術思想分成七個時代:一、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二、春秋末及戰(zhàn)國是全盛時代;三、儒學統(tǒng)一時代,即兩漢;四、老學時代,即魏晉;五、南北朝、唐之佛學時代;六、宋、元、明之儒學佛學混合時代;七、近二百五十年來的衰落時代;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對于每個時代,他都總結出各自的特點,分析產(chǎn)生這些特點的原因以及對于后世的影響。這對于當時的學術界無疑是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胡適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評價說:“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篇文章為梁啟超日后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1902年梁啟超受邀為蔣方震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梁啟超早就認為清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于是有意將之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作比,相為印證,汲取其長,以資借鑒。脫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題發(fā)表,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定名為《清代學術概論》。
此書共33節(jié),前3節(jié)總論時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后,卻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jīng)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nèi)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jīng)過以后所發(fā)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梁啟超對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簡單的解釋和評價,顯然對清代思潮的評價比較高,滿懷希望和憧憬。梁啟超將清代學術分為四個時期:一是啟蒙期。二是全盛時期。三是蛻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啟超所作的四個分期其實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個復古階段。從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到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貫穿始終,使各個時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實為科學的研究精神。清學雖然進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這種科學的研究精神應用于其它領域,其他事業(yè),令其發(fā)揮效用,那么清學的靈魂也就不會滅亡了,而且必將造福于社會。
總論之后各章節(jié)為分論,展開對每個時期不同流派加以詳盡的介紹論述。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主要以時代為經(jīng)線,以學派、學者為緯線,對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學術加以全景式的論述,脈絡清晰,詳實豐富,涉及到清代幾乎所有重要的學者和著作。從內(nèi)容上看,包括了經(jīng)學、史學、小學、金石學、校勘學、輯佚學、佛學、地理學、文學、哲學等各個方面,廣泛充分至極。僅以短短6萬余字就勾畫出了清代學術發(fā)展的大致經(jīng)由,不僅羅列出歷史事實,而且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梁啟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論述中還非常注意理清學者的思想淵源和闡釋各種思想對后世后代學者的影響。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創(chuàng)新的魄力和對傳統(tǒng)史學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種良著的。這本書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對于新史學的倡導
梁啟超非?？粗貧v史學的作用,他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fā)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說歷史學可以幫助國民鑒往知來,成為激勵愛國心的源泉,并可促進國民團結和社會進步。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思想發(fā)達,就得益于史學。中國雖然號稱史學發(fā)達,但實際上,傳統(tǒng)史學卻不能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這就要求對于舊史學進行徹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對于傳統(tǒng)史學的批判,梁啟超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1896年,梁啟超就根據(jù)當時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書使讀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為行孔子之制,何者為非孔子之制”,“歷代制度皆為保王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讀史以政為重,俗次之,事為輕”。他認識到傳統(tǒng)史學傳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而將民間之事排斥在史書之外,很少考慮蕓蕓眾生之事,而且都是為朝廷為君臣而作,而非為國民而作。
第二年,梁啟超將歷史著作分為君史、國史和民史三種,他認為西方各國民史興盛,而中國傳統(tǒng)史學所載若非君史即是國史,總是在中國歷史過程中找出一個王朝作為某一歷史階段的核心,并以此來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其實質是君權至上,這樣的史學根本不能滿足時代要求,不能反映社會群體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改造過程以及社會群體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況,缺乏一種感染國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顯然,他對于中國封建舊史學之體例、內(nèi)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滿之意。
1901年,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更多的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后,對舊史學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不過記載事實”,而不能說明其中的因果關系;所敘述的不過是“人間一二有權利者興亡隆替之事”,僅是一人一家的譜牒;雖為政治史,卻僅記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舊史學敘事籠統(tǒng),不能歸納出歷史事實的演變規(guī)則,不能反映歷史進化的規(guī)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夠獨具慧眼,善于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發(fā)掘新史料,從中找到歷史演變的主要線索,并且廣泛吸收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相關社會學科乃至自然學科的成就與方法,研究歷史專題,從而全面揭示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大勢。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在其“脫亞入歐”及“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大量傳入了有關西方的各種書籍,其中有關文明發(fā)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學者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869年至19世紀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興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譯熱潮,不少歐洲文明史析論的著作都傳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對日本文明史學影響較大的吉佐、博克爾、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澤諭吉樹起的文明史學的大旗之下,日本學者發(fā)表了不少他們對于西歐文明史學的響應文章。這樣,在歐洲文明史學的沖擊下,明治日本史學家對傳統(tǒng)史學展開攻擊,由長期仿效中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時值梁啟超流亡日本,不必說,自是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于是他成為了中國的“西學橋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紹了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潮和理念學說。
1902年,梁啟超著《新史學》,對于傳統(tǒng)史學進行了更為系統(tǒng)深入的批判。在書中他總結出傳統(tǒng)史學的“四弊兩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兩病即“能鋪述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chuàng)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難讀――史籍浩如煙海,一生難以盡讀;難別擇――讀者難以分辨何為有用,何為無用;無感觸――不能激勵愛國心,團結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緩了。
在批判舊史學的同時,梁啟超還極力倡導資產(chǎn)階級新史學理論。他在新史學的指導思想、服務對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從而構筑起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在指導思想上,要以進化論為指導,探討人群進化的原因,“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來指導后人沿此道路前進,從而獲得更大的幸福。在內(nèi)容上,要擺脫“帝王中心論”的束縛,將舊史轉化成為國民服務的工具,促進國民互助團結精神的發(fā)達,養(yǎng)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在服務對象上,要擺脫為死人服務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歷史取代死人本位的歷史,要為現(xiàn)實服務,“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jīng)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應盡量剔除主觀偏見,“為歷史而歷史”進行純客觀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純客觀,也要在盡可能的范圍之內(nèi)“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啟超有關治史方法的論述包括了對客體(即史料)的處理方法和對主體(即史家)素質的要求兩方面的內(nèi)容。
“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跡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又極易。因必有證據(jù),然后史料之資格備;證據(jù)一失,則史料隨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疇、價值意義、資格條件都很簡捷地表述出來了。梁啟超認為傳統(tǒng)史學慣于從史書記載中尋找史料,忽略了“現(xiàn)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等文字記錄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價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舊眼光,擴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圍,充分利用非文字記錄的史料,令其價值彰顯,則必能使中國史學之面目煥然一新。
怎樣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對于常人向來不認為是史料的,“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那么,首先“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然后“須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世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于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這就是說,治史者應該有敏銳的洞察力,能發(fā)現(xiàn)別人所不能發(fā)現(xiàn)的有價值的史料,能以新視角賦予舊史料以新的意義,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煩,親力親為,進行徹底精密的研究,綜合分析比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實面目和有用價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為真,還要進行正誤辨?zhèn)?即鑒別。鑒別真?zhèn)巫钪苯莸姆椒ㄊ桥e出一個極有利的反證,但事實上,并非這么簡單就可以解決,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卻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證來駁斥它。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懷疑的態(tài)度,設立假說以待日后考證審定。一般的原則,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為可信。梁啟超專門提出了一整套詳盡的辨別正誤、鑒別真?zhèn)伟ū鎮(zhèn)螘?、辯偽事的方法原則。另外,梁啟超還積極宣傳西方的學術方法,認為培根的經(jīng)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演繹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非常值得正處于向近代過渡時期的中國的眾學者,尤其是新史家們認真學習和汲取。這些方法對于今日的史學工作者亦是極為有用的。
搜集與鑒別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結果如何,還取決于學者自身的認識能力。因此,梁啟超提出了史家修養(yǎng)“四長”論,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史才。
史德是說作史的人,心術應該端正,對于過去的人事毫無偏倚,善惡褒貶都力求公正。僅此還不夠,梁啟超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如何才算忠實?即“對于所敘述的史跡,純采客觀的態(tài)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當然,純客觀做起來非常困難,也是根本達不到的,我們只能盡量避免夸大、附會、武斷等一些毛病,審慎對待過去的事實,努力把自己的認知態(tài)度養(yǎng)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鑒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講的就是學問。歷史范圍極其廣博,史籍卷帙浩繁,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學的人,都要有一種覺悟“貴專精不貴雜博”,想要無所不知,必定一無所知。梁啟超建議作史學的人先選擇一二項專門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東西,萬萬不要貪多。同時,有了專門學問,也還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識。能做到有一專長又有充分的常識最好,既能深入淺出又可觸類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專精的功夫”,勤于抄錄,練習注意、逐類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獵的功夫”,“如此做去,極其有益”。
史識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要能察得別人所不能察者。觀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養(yǎng)成歷史家觀察能力,兩種方法應當并用?？匆患?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銳的眼光去觀察,避免被傳統(tǒng)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見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zhàn)”。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有了史德,忠實地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敏銳,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歷史來。要做出的歷史讓人看了明了,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不可。此種技術,就是文章的構造。”文章的構造分組織與文采兩部分。組織就是整理歸納安排材料,包括對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寫文章所用的字句詞藻,要素有二,簡潔和飛動。要養(yǎng)成史才,需要多讀――多讀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時謹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復潤色,不滿意就改。
其實,在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上,劉知幾最早提出了史學“三長”論,“三長”指的是史才、史學和史識。后來,章學誠又加進了史德,強調史家的心術要正。梁啟超可以說是因襲于他們,但又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從排序可以看出,他對于史德的重視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啟超根據(jù)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統(tǒng)講述了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對于后人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具體細致的研究方法,對于今日的史學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導意義和可利用、可操作的價值。
五、對于中西文化的態(tài)度
“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續(xù)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于戲,美哉我國!于戲,偉大哉我國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這樣的表述足以窺見梁啟超對于中國古代文明和傳統(tǒng)文化無以比擬的自豪感。然而,面對近代以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學術思想的衰敗,梁啟超開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尋,力圖找到一條中西文化的最佳結合之路。
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后序》中寫道:“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有論“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怎樣結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應該向西方學習什么?
梁啟超主張不但要認真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要學習西方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從政治、法律到社會學、哲學、思想意識再到經(jīng)濟理論,無一不在學習內(nèi)容之列,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這是在當時的中國推廣西方現(xiàn)代化的一種嘗試。他認為只有實現(xiàn)一系列根本觀念和思維方法的變革,中國才能富強。中華民族才能擺脫厄運。后來,梁啟超到歐洲考察,看到一戰(zhàn)結束后各國破敗的景象,于是開始主張以東方文化經(jīng)濟西方文明之窮,實現(xiàn)中西文化的調和。19世紀西學東漸之后,相當一些知識分子力圖以中國文化去補充西方文化。梁啟超算得上是先驅之一,他認為中西文化應該互補,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國文化遺產(chǎn)中的經(jīng)過挑選的部分去補充西方文化的不足,這與當時朝廷認可的“中體西用”的文化方針是有差別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學與洋務派所堅持的傳統(tǒng)的綱常倫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著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選擇和繼承。他一直堅信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許多瑰寶是不能丟棄的,要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啟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發(fā)民主和民族意識。另外,他還努力從佛學中汲取為民族民主事業(yè)獻身的精神力量。梁啟超的所做說明,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著不少有益于現(xiàn)代文化的思想資料,人們?nèi)裟芨鶕?jù)社會進步的需要對其進行選擇和改造,必能使其煥發(fā)新的光彩。
任何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化都應是時代精神和民族特點融合的產(chǎn)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發(fā)展,要敢于正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文化之間的差距,大膽地輸入現(xiàn)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文化成果,在開放的狀態(tài)中讓各種文化自由競爭與滲透交匯,這樣才能實現(xiàn)中華文化真正的繁榮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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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近代史論文篇三：《梁啟超美學思想對中國近代文化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經(jīng)歷了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清王朝、袁世凱統(tǒng)治時期，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政治急劇變革的時代，在思想領域里面臨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同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的沖擊，古老的中國正在死亡，但人民的新中國還處于誕生前的黑暗之中。在如此深重的危機面前，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華文明與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開始艱難地探索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梁啟超就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先驅者之一。
梁啟超，這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兼學者，傾畢生精力于愛國報國的偉業(yè)之中。從他戊戌維新前后活動中，足以見其感天地、泣鬼神的愛國精神。政變前夕，梁啟超就曾發(fā)表演說，對士大夫明知亡國危險而不圖變革、無所作為的思想狀態(tài)大加針砭，呼吁立即行動起來挽救國家危亡。他克服流亡國外的各種困難，更積極進行思想啟蒙的宣傳，先后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小說》、《新民叢報》;這一時期他發(fā)表的批判和傳播西方進步社會學說的文章，對國內(nèi)愛國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黃遵憲稱譽他的文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梁啟超批判封建專制的腐朽和罪惡，致力于剖析國民弱點，力倡“新民”之說，以及如饑似渴的傳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都是與他豪邁的愛國之行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對國民性的批判，不是冷嘲熱諷，妄自菲薄，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飽含著愛國主義激情和對中華騰飛于世界的期望。他的思想喚起了國民的危機感和歷史責任感，有力配合了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它從思想上武裝了整整一代人，從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來。它首次透過幾千年文化背景的深層來思考中國的社會問題，實是開五四運動之先聲。“詩界革命”中他主張“新詩”須熔鑄新理想新意境，這其中就包括反對侵略、挽救國家危亡、誓死保衛(wèi)祖國疆土的尚武精神和變革舊制度、獻身國家民族的高尚抱負和雄偉氣魄。這些新內(nèi)容，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在詩中表現(xiàn)得不只是面對民族危機的悲憤，更重要的是一種要求奮發(fā)圖強的積極精神：他不僅熱情歌頌祖國的偉大、可愛，而對祖國的振興充滿了信心。在“小說界革命”中，梁啟超同樣包含激情，因此他的新小說立足于現(xiàn)實，敢于干預生活、針砭時弊，觸及并探索各種社會現(xiàn)實問題，具有鮮明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傾向。政治小說和譴責小說成為這一時期小說的主流。這時的新小說大都突出了兩個主題，即要求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主義，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
作為改良主義思想家的梁啟超，更是注重精神文明對于政治實踐的宣傳、鼓動及輿論的重要。他認為國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之一;他深刻地剖析國民性，以培養(yǎng)國民的元氣，即強調精神文明的重要，主張?zhí)岣邍竦乃枷肱c能力，“一曰，淬厲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本無而新之”即要求從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提煉出新思想、新精神，“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則其涸不移時”，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國民族可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并且要能使發(fā)揚本民傳統(tǒng)中優(yōu)良的東西，與吸收外來富強之道，二者“調和”即融合起來。他明之以理，動之以情，熱切地呼喚中國人徹底改變暮氣沉沉的氣習，振奮無畏的精神。在梁啟超那里，傳統(tǒng)的東方精神文明已經(jīng)發(fā)生動搖，新思想、新文明的輸入已成為改變國家落后和社會空氣惡濁的關鍵。
關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梁啟超早在《<民國十大元氣論>敘論》中已經(jīng)有過理論上的闡釋。他說如果想使我國進步，使與西方各國相等，“必先求進吾國之文明，使與泰西文明相等”。然而，文明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他認為，“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與此二者之先后緩急，不可不留意也。”他認為在上海香港所見到的馬車、華宴、鐵橋、軍艦之類都不能謂之文明。“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那么精神是什么?他說政治、法律也只能算是“形質之精神”，孟子所謂的“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才是“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節(jié)節(jié)，模范其形質，終不能成”。梁啟超在這時已經(jīng)指出精神文明高于物質文明，而且認為儒家的思想主張，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這個觀點，不僅他一貫堅持，滲透到他的美育思想中去成為他人生觀和精神生活理論的基礎，而且影響了不少人，在思想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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