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是指國際社會中各主權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各種政治力量相互之間的關系及其矛盾運動過程的綜合。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國際政治方面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有關國際政治方面論文篇1

　　淺析匯率變動的國際政治效應

　　一個國家的貨幣相對于另一個國家貨幣的兌換比率，似乎應該是一個經濟問題，兩種貨幣之間的比率應該是由市場決定的，但事實上，現(xiàn)實與此十分迥異。在實際情形中，匯率變動不僅涉及到經濟與市場行為，同時還涉及到國際政治的考量，甚至思想觀念的影響。因此，探討是有重要意義的。

　　一、幣值的高估與低估之國際政治效應

　　(一)貨幣堅挺與國家強大

　　第一，貨幣堅挺是否是國家強大的標志?

　　匯率高估有時具有重要的政治效應。匯率高估不僅出現(xiàn)在發(fā)達國家，同樣也出現(xiàn)在發(fā)展中國家。一方面，貨幣堅挺對發(fā)達國家來說，在其他國家看來，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即貨幣堅挺是這個發(fā)達國家經濟優(yōu)異的體現(xiàn)。另一方面，貨幣堅挺代表著國家的強大。貨幣堅挺或者說是匯率高估，在外匯市場上表現(xiàn)為本國的貨幣需求大于供給。那么，為什么市場上會表現(xiàn)出本國貨幣的需求旺盛呢?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本國貨幣的購買力充滿信心，相信將來本國貨幣能夠保持購買力不變。

　　為什么投資者對本國的貨幣充滿信心呢?答案的謎底就在于本國的經濟實力雄厚。例如，對于發(fā)達國家來說，認為貨幣堅挺是國家經濟政治強大的體現(xiàn)(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認為“貨幣堅挺是一件好事”。這種觀點來自于前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他認為，“因為匯率堅挺意味著一國經濟生機、強大和競爭力。當然，這種看法有時可能過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內，他的一些助手們就這么宣揚過美元堅挺的好處，有時甚至達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這些好處后來被證明是暫時性的，但他們的直覺是對的?！盵4]

　　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貨幣高估有兩個含義：第一，從經濟層面來說，為了降低使用外匯的成本，本國貨幣會大大高估。因為，一般來說，發(fā)展中國家由于缺乏發(fā)展的資金，急需資金來發(fā)展自己的經濟，這樣，幣值高估就成為了籌措資金的一種便利手段。例如，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為了實現(xiàn)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降低使用外匯的成本，人民幣被大大地高估。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一直維持在1美元兌2.4618元人民幣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美元貶值7.89%，中國人民幣同時相應地升值達到了2.2673元人民幣[6]。第二，從政治層面上，把本國貨幣高估，有利于領導人對本國民眾宣告本國經濟發(fā)展勢頭的良好。

　　第二，匯率高估是否與一個國家尊嚴有關?

　　貨幣堅挺有時被國家認為是體現(xiàn)了國家的尊嚴。例如，中曾根就認為，強勢日元與他的日本“政治大國”目標是相符的，是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戰(zhàn)略的一部分，強勢日元意味著在世界上日本所處的重要政治和經濟社會地位，中曾根認為，日元匯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獲得的經濟財富轉換為國際威望。

　　與此相對應的是，認為貨幣貶值是一個國家衰落的表現(xiàn)?！柏泿刨H值，一般來說當然意味著進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幣計算的出口收入的減少。換句話說，它表明這個國家變得更窮了而不是更富了，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歡呼雀躍的事情。讓我們來看一下美元價值的歷史性變化吧：20世紀50年代的美元非常堅挺，但自從出現(xiàn)幾次明顯下降之后，美元就走上了不斷貶值的道路。到現(xiàn)在，美元對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對德國馬克也只有2/5了，這就足以表明美國在世界的地位變化情況了?！盵7]一般來說，貶值與國家衰落的關系是復雜的。國家的衰落一定會影響本國貨幣的購買力，本國貨幣的幣值變化并不只是由國力一個因素來決定的，而且還包括本國發(fā)行量的大小等。

　　當前，關于貨幣升值與貶值的政治爭論似乎成為一種政治口號，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現(xiàn)象之后，在國家崛起過程中，本國經濟發(fā)展速度快于其他國家，這時，本國的貨幣幣值從長期來看，可能會變得堅挺，甚至是升值。但反過來，貨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國家的強大。同樣，貨幣貶值也是同樣的道理，國家經濟實力衰落從長遠來看，本國的貨幣幣值會面臨著向下調整。這樣，關于匯率變動與國家強盛或衰落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反映的關系，而不是一種決定關系。因此，匯率變動的政治爭論成為一種借口，成為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

　　(二)貨幣升值與國際責任

　　匯率升值是否是承擔國家的國際責任意識的一種體現(xiàn)?這一觀點經常發(fā)生在匯率摩擦的國家之間，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國?！皣H責任說”是一種能力——意圖說。在國際社會中，擁有什么樣的能力，就必須要有義務和責任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擁有這樣的能力，而不承擔這樣的責任，就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不負責的?！叭魏我粋€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是其外部影響力，而外部影響力的主要標志又是該大國能否履行國際責任?！盵8]具體到匯率問題上，這主要是認為崛起中的國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貨幣，造成不公平的國際競爭力，使本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其他國家則會被這一不公平的行為所害，甚至是造成全球經濟的不平衡。這一觀點在本文研究的題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國屢次提及，同樣，在當今美國與中國關于人民幣的爭論都又再一次出現(xiàn)。因此，美國要求日本和中國履行國際責任，承擔起自身的國際義務，讓其貨幣升值。

　　那么，崛起中的國家又是如何反應的呢?“絕大部分時期內日本處理那些國際貨幣問題的態(tài)度，都帶有一些鮮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顯的被動，變現(xiàn)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臺上扮演角色。它只想關注自己國內的事務，不愿和其他人摻和在一起。而且在與美國的雙邊關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種強烈的、幾乎是排他的投入態(tài)度。”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兩個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動的角色;二是與美國的“不正常”關系。中曾根提出，要改變成為“世界中的日本”到“為世界作貢獻的日本”。行天豐雄指出，“在80年代，我們(日本)開始為成為國際金融問題的一個主要參與者進行有意識的努力，而且我們也渴望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參與者。”[9]因此，日元在負責任這一原則下開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日元的大幅度升值與“國際責任”的認識不充分有關。

　　崛起中的國家如果想在現(xiàn)存的國際體系下得到 發(fā)展，就始終避免不了“國際責任”問題。因此，崛起中的中國是在當前國際體系下發(fā)展的，這樣中國同樣面臨著國際責任問題。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也是明確的——中國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但中國政府認為，承擔國際責任應該與自身能力相當。因此，在匯率問題上，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溫家寶的話代表著中國在這問題上的立場?！皬?005年7月份我們實行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21%。雖然最近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歐洲貨幣、亞洲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實際上也處在升值的狀況。這對我們外貿出口帶來了壓力。我們的目標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wěn)定。但是，這是由市場和我們自己決定的，任何國家不能對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施加壓力?！盵10]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際責任”的界定，匯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國際責任?這一問題的回答具有模糊性，因此，這也是匯率變動與國際責任 聯(lián)系起來的重要原因。

　　二、匯率變動與國家的興衰

　　(一)匯率變動與國家競爭

　　匯率變動在引發(fā)國家競爭力變化方面，引起的爭論是兩個層次的。

　　第一，匯率變動引發(fā)關于“傾銷”的 政治爭論。匯率變動與傾銷的關系主要是指匯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國的產品相對于外國更加具有競爭力，從而迫使外國生產廠商破產或者轉行。因為，匯率的變化會影響進出口價格，而進出口價格的變化最終必然會影響到進出口量。一般來講，一種貨幣貶值會減少貿易赤字，因為它會使進口品更昂貴;而貨幣升值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皡R率波動使反傾銷指控稱為 熱點。當日元急劇升值時，似乎大多數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傾銷：用美元來結算，美國的傾銷價格低于在日本生產或銷售同樣產品的價格?！边@一點特別在利益集團游說政府改變匯率政策時常常出現(xiàn)。

　　第二，匯率變動國家競爭力的關系上如何認識?這也是對匯率變動的重點爭論之一。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國際競爭力的涵義和如何測量。關于競爭力的定義，由克林頓總統(tǒng) 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拉·迪森(Laura D′Andrea Tyson)《鹿死誰手》一書中給出。她指出，競爭力是“能持續(xù)地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生產出在國際競爭力中經受住考驗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力?！?/p>

　　因此，一方面，長期低估會對外國的生產者造成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造成本國的成本卻較小。事實上，匯率波動與國家產品的競爭力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為因果關系的，我們可能發(fā)現(xiàn)國家產品的競爭力是匯率變動引起的，也可能認為匯率變動會造成國家產品具有競爭力。要分清具體的場合。因此，把匯率問題與國際競爭力進行掛鉤，保羅·格魯克曼給出了主要的原因：“競爭力問題與國家安全問題一樣，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以愛國為名謀求私利。”

　　(二)國際收支逆差是否是國家衰落的表現(xiàn)

　　這個觀點是霸權穩(wěn)定論的一個重要證據。羅伯特·吉爾平引用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關于帝國衰落的研究，“經濟政治大國衰落的一些傳統(tǒng)特征：過度的 稅收、慢性的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困難。……但里根‘經濟奇跡’的虛假繁榮蒙蔽了美國人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真相，不知道他們僅僅依靠別國的金錢才繁榮興旺。總的來說，美國人民未能領會預算赤字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對 社會的影響?！睆倪@里我們可以看出，國際收支逆差被認為是國家衰退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要分析國際收支的政治影響，我們需要具體地區(qū)分各個項目的差額。首先，國際貿易差額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特別是貨物和服務貿易反映了一國制造業(yè)和經濟發(fā)展的水平，而當前體現(xiàn)經濟發(fā)達是更為重要的服務業(yè)。經濟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是，第二產業(yè)與第三產業(yè)會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于是出口中制造業(yè)和服務的比重越大，經濟就越發(fā)達。因此，我們不能混淆國際收支逆差與國際貿易逆差。國際貿易差額是反映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國際收支逆差則不一定是國家競爭力喪失的體現(xiàn)。其次，當前發(fā)生的另一個變化是信用在經濟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不僅對個人而言，對國家來說，這種情形仍然適用。能夠擁有大量信用的國家一定會是富國，而不會是窮國，因為富國才會讓人相信信用總體上是安全的。

　　匯率變動與國家實力變動發(fā)現(xiàn)關聯(lián)。一般說來，匯率變動造成的政治效應發(fā)生在霸權國與正在崛起的且對霸權國的霸權構成威脅的國家之間。

　　有關國際政治方面論文篇2

　　論音樂與國際政治

　　【摘 要】 本文闡述了音樂在國家外交中的作用，在中西音樂的異同比較中分析了兩種不同的生存哲學。認為，音樂在外交中的主要作用體現(xiàn)在三方面：試探敵意、釋放善意、軟化矛盾。而中國音樂體現(xiàn)的和諧與包容兩大特點，對今天中國人看待世界政治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國際政治;音樂;外交;和諧

　　一、引言

　　本文試圖從音樂本身的特性出發(fā)，探究音樂在對外交往中的特殊作用，并比較中西方音樂的不同，探究兩種音樂背后的不同哲學，及雙方對于國際秩序不同的價值追求，進而探討能否從中國傳統(tǒng)音樂所蘊含的“和諧”“包容”來構建中國自身的國際政治觀。本文所指的音樂不是關注音樂的水準、技巧，而是著眼于音樂蘊含的情感及其與世界政治的聯(lián)系。

　　二、音樂與外交

　　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權力的內涵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約瑟夫奈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闡述了軟權力的基本內涵，技術、文化、觀念等軟權力因素越來越被視為實力的核心要素。實力的轉移使得權力的分配發(fā)生了變化，從前被民族國家壟斷的權力開始流向跨國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在這個過程中，音樂作為一種蘊含著人類情感思想的藝術，在外交中發(fā)揮著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學界對于音樂在外交中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音樂在公共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認為音樂可以作為防御性工具和進攻性工具。

　　作為進攻性工具，音樂主要承擔“政治先鋒”和“觀念大使”角色，發(fā)揮其試探對方政治意圖、軟化對方負面情緒，加強對行為國文化認同的作用。作為防御性工具，音樂主要承擔“身份標識”和“文化橋梁”角色，發(fā)揮其吸引他國公眾興趣、塑造國家形象、培植他國信任的長遠防御性作用。分而論之，音樂在外交中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作用。

　　首先，試探敵意。20 世紀50年代冷戰(zhàn)中的美蘇關系高度緊張，試圖改善卻又無法摸清對方底牌時，音樂發(fā)揮了特殊的試探作用。1956年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率先成功赴蘇聯(lián)演出時，樂團特意演奏了蘇聯(lián)國歌，在演奏美國國歌時，蘇聯(lián)觀眾紛紛起立鼓掌。同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提出了：“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在現(xiàn)代國際條件下戰(zhàn)爭并非不可避免。”在得到對方善意信號之后，1959年，美國紐約愛樂樂團也赴蘇聯(lián)演出，美蘇關系迎來冷戰(zhàn)中的第一次緩和。

　　其次，釋放善意。1973年，倫敦交響樂團訪華，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支在中國大陸演奏的西方樂團。2007年，德國奧斯納布魯克樂隊在伊朗演出。2008年，紐約愛樂樂團在平壤演出。2009年，中國愛樂樂團在梵蒂岡演出。音樂在這些外交的破冰之旅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軟化矛盾。二戰(zhàn)后，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奧地利是納粹德國的幫兇，為了改變自己的形象， 奧地利政府耗費巨資派遣維也納歌劇院和愛樂樂團、維也納童聲合唱團到歐洲巡演， 演出貝多芬、勃拉姆斯等人的經典作品，通過音樂向世界傳達：“勃拉姆斯和貝多芬是奧地利人?！?/p>

　　音樂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離不開權力的影子，音樂本身并不會區(qū)分進攻性工具與防守性工具。音樂可以釋放善意，也會釋放敵意，音樂會軟化矛盾，也會加劇矛盾。因此，在我國全面布局“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時候，如何合理利用好包括音樂在內的各種形式向世界舞臺展示中國形象，增加外國政府民眾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了解，如何規(guī)避文化差異，增強互信，需要高超的外交手段。

　　三、中西音樂的異同：兩種不同的生存哲學

　　對比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音樂作品，可以從兩者的不同來探究其背后的生存哲學，發(fā)現(xiàn)兩者對于國際秩序的不同追求，對于世界政治的不同目標。西方的音樂背后是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邏輯;而中國古代音樂里則有儒釋道三家對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內心三個關系的思考。

　　簡要回顧西方音樂發(fā)展史。1000-1450年，這一時期以__音樂為主，只有單一的旋律線，沒有和聲與對位。1450年-1600年，文藝復興的浪潮席卷了整個歐洲，音樂也進入了復興時期，世俗音樂占有了更重要的位置。1600-1750年，通常被稱為巴洛克時期，即從威爾第開始到巴赫和亨德爾為止。與音樂所希望的和平秩序相比較，這一時期的歐洲經歷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zhàn)爭，幾乎把整個歐洲卷入。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提出了擴疆拓土的“天然疆界”政策，企圖把法國的邊界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爾卑斯山、萊茵河等，并為此發(fā)動了多場戰(zhàn)爭。

　　1667年，同西班牙作戰(zhàn)，1672年到1678年同荷蘭作戰(zhàn)，1700年，與奧地利戰(zhàn)爭......德國學者森哈斯在關于音樂與國際和平的研究中， 將巴洛克音樂稱為“和平幻想曲”與“秩序幻想曲”，巴洛克音樂反映了人們對合理國際秩序的向往，對和平的希冀以及對戰(zhàn)爭的憎惡。1750-1827年，被稱之為古典主義，古典主義是以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四位大師為中心的，追求條理、平衡和寧靜，對世界和平的向往。

　　1827-19世紀末，被稱為浪漫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家追求個性，標新立異，渴求如癡如醉如狂，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從個人角度去看待思考世界。出現(xiàn)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印象主義，則大量采用了不和諧的七九各弦、疊置和弦、造成撲朔迷離、朦朧不和諧的音樂風格。縱觀西方音樂發(fā)展史，是一個從追求整體到追求個人，從追求和諧到追求自由，從追求整齊劃一到追求個性張揚的過程。

　　再來回顧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華民族音樂的啟蒙于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已經可以用古笛演奏完整的七聲音階。夏商兩代是奴隸制社會時期，這一時期的音樂從內容上看，脫離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對人的頌歌。例如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春秋戰(zhàn)國時期，音樂迎來了大的發(fā)展，宮廷首先設立了禮樂制度，孔子刪定形成了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到后來秦漢時期的樂府，魏晉南北朝的相和歌，隋唐時期的七步樂，宋金元時期的雜劇、元曲，明清時期的戲曲、彈詞、民間小調?？梢?a href='http://lpo831.com/zjzongjie/' target='_blank'>總結中國音樂的兩個特點。

　　第一，和諧。

　　這種和諧不僅包括韻律上的和諧，也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自己內心的和諧。從上古時期到近代中國，中國音樂只有五聲調式，即只有1、2、3、5、6五個音符，而沒有七聲調式。缺少最刺耳的4、7兩個音符。這樣就達成了一種韻律的和諧一致;在傳統(tǒng)的古琴演奏中，琴人總結出“得之于心，方能應之于器”的心理感受。更有民間歌女韓娥，歌后“余音繞梁，三日不絕”，體現(xiàn)的是人與自己內心的和諧;再如著名樂人秦青的歌唱據載能“聲振林木，響遏飛云”，漢代樂府敕勒川中描述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眲t是一種人與自然的一致和諧;再如傳統(tǒng)的禮樂制度模式，《樂記》中記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和;序，故群物皆別......?！薄墩撜Z》中對于詩書禮樂的教化功能進行了許多極富啟發(fā)意義的論述，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第二，包容。

　　中國音樂的發(fā)展史稱得上一部包容史，不同流派、不同風格、不同民族的音樂都能在中國音樂中得到體現(xiàn)，都能為中國音樂所接受并且內化。漢代以來，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已開始傳入內地。北涼時呂光將在后代隋唐燕樂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帶到內地。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唐代，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漢族)、西涼(今甘肅)樂、高昌(今吐魯番)樂、龜茲(今庫車)樂、康國(今俄國薩馬爾漢)樂、安國(今俄國布哈拉)樂、天(今印度)樂、高麗(今朝鮮)樂等。還有著名的唐代歌舞大曲，它繼承了相和大曲的傳統(tǒng)，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的結構形式。其中《霓裳羽衣舞》則由唐玄宗所作，清雅和煦，為世所稱道。大詩人白居易就有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歌》傳世。

　　音樂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包容與和諧也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精華，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家、佛家所蘊含的思想對今天中國人看待世界政治有借鑒。許曉春老師認為儒家是解決人與人的關系，道家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佛家則是解決人與自己內心的關系。中國傳統(tǒng)音樂所蘊含的對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解讀也正是中國人的生存邏輯，有別于西方的叢林邏輯，是典型中國式的和而不同。

　　不強求一致，不追求中國治下的秩序，超越西方民族國家的分析單位，用世界作為單位去思考問題，追求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追求一種有容乃大的世界，用“化”的方式，而非“克”的方式去對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趙汀陽在《天下體系》中所說的：“天下無外，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崩缗e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導演張藝謀選取一首溫和自然的《我和你》作為主題曲，事后張藝謀坦言，“這首平和且安詳的歌曲正表達了北京奧組委對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像歌中唱的‘我們都是一家人’;中國和西方不同的音樂發(fā)展歷程背后是兩種生存哲學的碰撞，反映了雙方對于世界政治的不同態(tài)度，對于價值秩序的不同追求?！?/p>

　　四、結語

　　本文運用“拼貼畫”的方法，從音樂角度出發(fā)，比較中西方音樂背后的不同價值追求。其意義在于為國際政治微觀理論層面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其目的在于比較中西方音樂的不同，來說明其背后不同的生存哲學，對于世界政治不同的看法，以期能從傳統(tǒng)的儒釋道文化提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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