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康平室隨筆

　　十九年，仿造栗色、無煙兩種火藥。二十四年，創(chuàng)設工藝學堂。二十七年，加造新式快炮，并停造快利槍，專造小口徑新毛瑟槍。三十年，以黑藥、栗藥造存頗多，暫行停造，并因籌辦銅元，將炮彈廠機器并入他廠，騰出廠房以備鑄錢。此前后因革損益之大略情形也。綜計該局開辦，垂四十年，締造擴充，規(guī)模甚大，惜該廠所有機器，新舊羼雜，大都不甚齊全，其中因年久而損壞者有之，因省費而缺少者有之。即如槍廠各機，本系昔年所造來福槍之件，嗣改造林明敦槍，又改造快利槍，現又改造小口徑毛瑟槍，均就原機陸續(xù)湊配，從權改用。其大小有不合者，則兼以人工銼磨。所用工匠，又皆未經教練，不過仿照洋式，以意為之，以致所出之械，一經逐件拆卸，厚薄寬窄，互有參差，彼此不能調換。而局中自總辦以至員司人等，亦無精通制造之學，于制就之槍炮彈藥等項，其是否合用，并不詳加驗視，分別良?苦，以定去留，但造成后即盛箱發(fā)用。奴才此次派員，將該廠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細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鉅廠，歲糜經費一百四十萬金，而各械無一完善者，殊為可惜。至于員司之冗濫，工作之宕延，各物購價之浮開，各廠用料之虛耗，種種積弊，又復不一而足。而該處又為江海要沖，吳淞口內外，各國兵輪不時萃集。上年該督臣原奏，曾有慢藏之害、岌岌堪虞等語，綢繆未雨，具見深謀。夫舊機欠利，舊法未良，尚不難添購新機、整頓辦法。

　　至舊地弗善，而欲求深邃之所，臻穩(wěn)固之方，則該廠之移建，自不容已。原奏又以舊廠諸器，搬運易損，糜費亦多，謂移舊廠不如設新廠，亦屬不易之論。獨是改建固屬正辦，而擇地尤為要圖。查安徽灣?地方，由蕪湖江口，入內河東南行七十里至該鎮(zhèn)，距鎮(zhèn)四里，至啟發(fā)山，即原勘廠基地。其地廣袤一千四十余畝，土脈尚稱堅實，詳考面積，亦尚敷建廠之用。惟該鎮(zhèn)地勢稍卑，每當夏令，山水沖發(fā)，直趨下流，市面積水約四五尺不等，其低洼之處，數月方退，此地勢之不合者一。由蕪至灣，河水盛漲時，約有八九尺，冬令水涸，僅及尺余，重載之船，不克駛入，此運道之不宜者二。機廠以煤鐵為大宗，原議就宣城煤礦，而該礦迄未開采，此外涇縣、南陵等處雖有煤礦，聞煤質欠佳，不合機器之用，此煤鐵之不便者三。運船來往，臨河須筑碼頭，碼頭前水宜深闊，以便停泊旋轉，今該處河身既淺，且系沙底，縱或開挖，易就淤塞，此碼頭之不易建者四。廠中料件出入，須有馬路或鐵道載運，今距河四里內，非羊腸小徑，即高下圩灘，倘一律墊平，工費太鉅，此軌道之不易修者五。有此諸弊，似該地不如湘東之優(yōu)。湘東在江西萍鄉(xiāng)縣境之西，自湖北武漢溯江而上，經岳州，入洞庭湖，復歷湘陰、長沙，至湘潭縣屬之洙州鎮(zhèn)，計水程九百八十里;由洙州陸行至醴陵，由醴陵循鐵路抵湘東，共一百五十里。如由洙州舟行，經湘河濼口、醴陵以達湘東，則共一百八十五里。該鎮(zhèn)原勘廠基，地名楊家場，嗣又添備二處，曰峽山口，曰朝天柱。峽山口地約一千三四百畝，瀕河地勢稍低，水大時恐致沖刷;朝天柱在峽山口之西，地約六百二十余畝，土質尚堅，惟較峽山口尤為洼下，均無足取。楊家場局面最廣，約可得平地三千余畝，三面界山，一面傍水，以中心估計，距鐵路約六七里。

　　就該處全局而論，遠隔大江，深居堂奧，地勢高曠，土質堅凝，界內廬墓稀少，除建廠外，隔山余地，尚可擴充。東臨大河，足供廠用。其西北隅之泉塘灣，流泉清潔，于造藥及汽鍋亦甚相宜。安源煤礦即在鄰近，去安源四十里，聞尚有鐵礦可開。而由武漢至洙州，江湖運道，四時可通，由洙入湘東河，雖河水漲落無定，不免節(jié)節(jié)盤剝，然裝載一二百石之船只，亦尚可往來，且聞萍洙鐵路本年四月間即可造齊，是陸運亦尚便。具此格局，自較灣?為勝。惟其中尚待斟酌者，亦有數端：一、湘東雖兩江轄境，而距江寧省城及滬局太遠，稽察為難;二、該鎮(zhèn)山阜甚多，層層拱峙，非得重兵駐守，防御難周。惟節(jié)節(jié)設防，恐餉項所需，為數必鉅;三、鐵礦尚未開辦，是否可用，尚無把握;四、萍醴礦路如能接通粵漢干路，運道固較便捷，惟此項路權，其中有無???葛，尚須詳查;五、該省地勢偏南，于東北諸省運用軍火，稍覺不便。以上各節(jié)，均為原奏所未詳，既于廠務有關，自不得不預先籌及。此查明江南局廠之應行移建，及移建地方有宜有不宜之實在情形也。竊維強國之舉，首重練兵，練兵之要，必先利器。兵以精練為貴，即軍械亦以自制為宜，以中國全勢論之，斷非一二廠所能敷用。當此時局艱危之際，尤應計出萬全。奴才再四圖維，謹就目前情形，酌擬辦法二條，敬備圣明采擇：一、統(tǒng)籌全局辦法。各省軍隊，現方次第編練，所需新械，較前日多，非得南北中三廠源源制造，恐所出之械，難期因應而不窮。擬請就湘東現勘之地，設為南廠;再于直豫等省，擇其與山西煤鐵相近便者，另設一處作為北廠;而以鄂廠貫乎其中，以輔南北廠之所不及。應需款項，南廠于五年內，則取給于滬局節(jié)存之七十萬兩、江皖贛三省協(xié)濟之三十萬兩，及銅元一半余利;北廠則于奴才上年奏請試辦八省土膏統(tǒng)捐項下動支，得以各歸各用。惟照原議購備全機等項計之，所需甚鉅，恐該款尚有不敷，擬將兩廠均按全局之規(guī)模布置，而辦法則分別次第，先從槍廠、子彈廠、藥廠入手。所造槍式，三廠均須一律，不得稍有參差。

　　俟將來經費充足，再將煉鋼造炮等廠，逐漸擴充。南鄂兩廠，則專造過山快炮，北廠則專造陸路車炮，冀臻美備。此時并隨廠各設學堂，招集生徒，延師教練，藉以儲備廠才。此通盤籌畫之正計也。一、變通辦法。湘東廠基，大致可用，惟于東北諸省，相距稍遠耳。如南北兩廠一時難以并舉，止能先務其急，而又以該地偏南，轉輸究多不便，則惟有將該處暫行緩辦。另于江北一帶地方，選擇深固利便之區(qū)，取其與南北各省均屬適中可以兼顧者，專設一廠，地段局面仍須具有全廠體格，而亦無從槍廠、子彈廠、藥廠辦起，庶需費較省，成功較速，制造較專而易精。其款項即照原奏內籌款一條，將擬建湘東新廠之五年經費六百五十萬兩，盡數撥歸此項工需，當可敷用，一俟辦有成效，再行添制炮鋼等廠。似此擇要辦理，雖未必如兩廠并建之美備，而亦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此求全不能，姑思其次之變計也?？傊疅o論如何建置，似宜循序漸進，量力而行，較有把握。外洋各國，凡興一大工，造一巨廠，無不由日積月累而成，其辦法大率類是。至廠務責任綦重，自應以專員督理其事，并由練兵處隨時派員考察，以昭慎重。其滬局除提存新廠經費外，每歲所余洋稅等款，及銅元一半余利，亦尚有一百余萬兩之譜。應將不急之工作，閑冗之員司，核實刪減，即盡此項銀兩，于現時應需各件，如各項子彈及煉鋼、修船等項，精求造法，暫應急需。俟數年后新廠告成，屆時如何歸并，再行酌核辦理。惟新廠之設，事體重大，究應如何定議，較為妥善之處，奴才未敢擅便，應請飭下政務處、練兵處會同妥議具奏。至槍炮諸制，原奏擬請仿照德國槍簡少之機件，而用日本槍六密里五之口徑;行營臺船各炮，則分別大小口徑，定為長身短身等四種，度其地勢而用之，自系為力求利便起見。

　　惟查槍枝口徑既小，則子彈因之亦小，如不中要害，恐不能致敵人之命。聞各國槍枝口徑，互有不同，除日本外，均較此項有大無小。且德槍曾改口徑為七密里，旋又復其七密里九之舊式，其反覆改制，自非無因。又快炮為摧堅擊遠之具，其身長口徑，斤重大小，關于武備者尤要，考訂不厭求詳。以上兩項，擬請一并飭下練兵處詳細考校，妥擬畫一成式，奏請欽定施行。所有奴才遵旨查明江南制造局廠應否移建各情形，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鑒訓示。謹奏。按此摺于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奏，十九日奉朱批：政務處、練兵處議奏(交議后，當軸諸公于原奏均極贊成，由同事許稚筠觀察秉琦具稿議覆，卒以時事紛煩，款項支絀，新廠之設，竟不果行)

　　安樂康平室隨筆篇二

　　余舊撰《壽鑫齋叢記》四十卷，分門隸事，大致以征錄文獻及考證經史詞章為主;此外隨時紀載者，或談近事，或溯舊聞，或述家風，或抒己見，興之所至，信筆即書。雖雅俗兼陳，漫無體例，顧其間零星考訂，稍有發(fā)明，且于生平身世所經，時亦志其雪泥鴻跡。凡所綴輯，似與漁洋山人諸筆記意趣略同，特素不工文，固遠遜其名章俊語耳。爰命兒孫輩別錄為卷，而以隨筆名之。安樂康平者，為光緒丁未歲除日，蒙恩頒賜春條中語，謹奉以名室，因即取冠簡端云。己卯秋日，彭壽自識，時年七十有一。吾邑僻處海濱，壤地褊小，乃人文崛起，往往詞壇角藝，有獨出冠時者?？滴跫何丛~科，彭羨門少宰(孫?)則為一等一名。道光丙戌殿試，族父朵山給諫(昌頤)則為一甲一名;而道光甲申、咸豐己未，兩次大考翰詹，則族祖虹舫閣學(方增)與顏雪廬學士(宗儀)亦均以一等一名，不次超擢。說者謂每科新進士三四百人，凡擢大魁者，或擅文名，或工書法，奪標之望，尚不難推測而知。若鴻博特征，詞林大考，則高才碩學，盛集一堂，乃竟于名作如林中，輒荷九重鑒賞，褒然舉首，眾論翕然，不可謂非一鄉(xiāng)之盛事矣。

　　先曾祖司勛公，乾隆己亥舉人、辛丑進士，選授江西鉛山縣知縣，歷調彭澤、瑞昌，遷湖口督捕同知，內擢吏部稽勛司員外郎，掌驗封司印。嘉慶十九年，卒于京邸。所著《松喬詩鈔》，見郡邑志及家譜中。余嘗訪求是集，里中故老，無一見者。殆當時未經付梓，僅具原稿，遭咸豐庚辛間寇亂，遂付劫灰矣。偶讀法梧門祭酒《存素堂詩集》，載有《嘉慶辛未歲題朱松喬同年飲酒圖詩》(按公與祭酒為乾隆己亥鄉(xiāng)試同年)，乃知公寄情杯酌，飲量素豪，所繪之圖，度當時題詠者必多名宿。惜原圖佚，無可物色，為之悵然。今錄梧門先生詩于此，以存梗概。詩云：“我生不飲酒，而好交酒人。飲酒茍近道，作詩能守真。久病筆墨廢，末由卷軸親。夷宕天地間，頹然鷗鳥倫?；貞浫?，未了平生因。東籬野色足，南畝農事新。君肯攜美酒，訪我河之濱。六月荷花開，柳陰坐垂綸。葦間伴老漁，不溷車馬塵。”本朝承明代舊制，凡授大學士者，必兼一某部尚書，然當時任尚書者，實別有其人，此特兼銜而已。至乾隆中葉，始有管理某部事務名目。迨嘉慶間，遂垂為定例，自覺名實相副，官職分明(自軍機處設立后，大學士即不參預機務。

　　內閣承辦事件，以逐日票擬各部各省所進題本之批旨，及承發(fā)明諭、發(fā)鈔奏折為大宗，然皆中書分任之，侍讀管理之，大學士特受成而已。如無大典禮或大會議，大學士可終年不至內閣，故必兼一管部，方有趨公之地耳。其有兼差甚多者，則以位高望重，別予管領，于閣務無與也)。又國初大學士，分為三院(弘文、秘書、國史)。順治十六年，改四殿(中和、保和、文華、武英)、二閣(文淵、東閣)。十八年，仍為三院。康熙十年復改四殿。三十八年，又改三殿(保和、文華、武英)、二閣(文淵、東閣)至乾隆十四年，始定為三殿(保和、文華、武英)、三閣，(文淵、東閣、體仁)，設大學士四員(以前則自五六員至十一二員不等)。然自三十五年傅文忠恒卒后，保和殿不復置員，故今惟二殿、三閣。至授職名稱，則自康熙以來，向無一定。是以某殿某閣，有時竟無其人;而一殿一閣中，轉有同時數人并授此銜名者。嘉慶四年以后，始于每殿閣各設一員(第大學士止四缺，故或殿、二閣，或一殿、三閣，均出自圣裁)，其名位亦依次遞推，至今遂相承弗替矣。

　　本朝滿洲、蒙古、漢軍諸人，皆分隸八旗，而旗籍亦分次序：首鑲黃，次正黃，次正白(此為上三旗)，次正紅，次鑲白，次鑲紅，次正藍，次鑲藍(此為下五旗)。凡功臣貴戚，多有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至入侍宮廷之領侍衛(wèi)內大臣(為武職正一品)，亦惟上三旗有之(每旗二員)，他旗則無。本朝未入關以前，凡官員世職，其名稱多與今時不同：曰固山額真(即今之都統(tǒng))，曰梅勒額真(又名梅勒章京，即副都統(tǒng))，曰承政(即尚書)、曰參政(即侍郎)，曰總兵官，曰昂邦章京，曰精奇尼哈番(即子爵)，曰副將，曰梅勒章京，曰哈思哈尼哈番(即男爵)，曰參將，曰游擊，曰甲喇章京，曰阿達哈哈番(即輕車都尉)，曰備御，曰牛錄章京，曰拜他喇布勒哈番(即騎都尉)，曰拖沙喇哈番(即云騎尉)。今多有不知其名者。文字遇合，各有因緣。余昔從事舉業(yè)時，窗下所作課藝，每篇無不為六比者。戊子鄉(xiāng)試，題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余遵文公集注，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劈分三比;乙未會試，題為《主忠信》，復以主忠、主信、主忠信，劈分三比，皆獲中式。蓋同中見異，閱者較易刮目耳，然實非正格。凡掄元之作，例不取偏鋒也。

　　命之理微，故為圣人所罕言，然五行生克，似有定理。余命中八字五行缺木，每值考試，遇姓名有木旁者，輒蒙賞識。如癸未歲試時，學使為祁子禾夫子世長，禾字從木。戊子鄉(xiāng)試時，房師為楊映村夫子毓俊，座師為錢星伯夫子桂森、吳勰丞夫子樹梅。楊字、村字、桂字、森宇、樹字、梅字，均從木。乙未會試時，房師為周少璞夫子樹模，座師為徐蔭軒夫子桐、啟穎之夫子秀、李芍農夫子文田、唐春卿夫子景崇。樹字、模字、桐字、穎字、秀字、李字，均從木，而春之盛德亦為木，亦奇事也。豈五行缺木者，必遇木以玉成之耶?度星學家必有一說矣。文人為士大夫撰墓志傳狀，于生卒年歲最宜詳考，稍不經意，即易傳訛。猶憶光緒壬辰八月間，壽陽祁文恪師世長，卒于工部尚書任內，時年六十有九，實生于道光甲申。然舊時所刻鄉(xiāng)會試朱卷，則皆作乙酉生，蓋循俗例，應試時少填一歲耳(少填歲數，南宋《登科錄》中即已如是)。迨接訃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壽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與年歲計之，殊不相應。余心知其誤，然以無甚關系，故往吊時亦未與文恪后裔言及也。后讀王益吾祭酒《虛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則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據訃告所載，而以年歲推算不合，遂減去一歲，俾與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實年，則竟遭改削矣?？炙宋募兴拼苏哒龔筒簧?。且所敘生卒干支，與年歲不相應者，亦往往有之。偶閱疑年正續(xù)諸錄，有因年歲不合，輒多方引證，加以說明者。爰舉文恪事以破其疑，并為當代文人操觚率爾者勖(又按：吾鹽徐忠愍用儀，生于道光丙戌，至光緒庚子七月，以拳匪事遇禍，時年七十有五。乃當時有撰挽詩者，其起句云：“尚書授命時，年已七十六。”使此詩刻集流傳，后之閱者以為詩中用六字入韻，其見聞必確，鮮不據為典要矣。因記祁文恪事，附識其誤于此)。

　　歷代官撰諸書，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為最著，然亦不過數種而已(唐之《文館詞林》，明之《永樂大典》均遺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時勤編纂，除平定各地方略專紀一時武功，又《天祿琳瑯》、《石渠寶笈》、《西清古鑒》之類，專記內府儲藏書籍、字畫、金石諸品，茲不臚列外，其最稱精要者，如于經義，則有《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書經傳說匯纂》二十四卷、《詩經傳說匯纂》二十二卷、《春秋傳說匯纂》三十八卷、《周官義疏》四十八卷、《儀禮義疏》四十八卷、《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于樂律，則有《律呂正義》五卷;(又后編一百二十卷)。于字書，則有《康熙字典》四十二卷、《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清文鑒》三十三卷;于音韻，則有《音韻闡微》十八卷;于正史，則有《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于編年，則有《御批通鑒輯覽》一百十九卷;于史事提要，則有《歷代紀事年表》一百卷;于歷代通制，則有《續(xù)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續(xù)通志》五百二十七卷、《續(xù)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于地理總志，則有《大清一統(tǒng)志》五百卷;于地理分志，則有各省通志(志名及卷數不備錄)、《西域圖志》五十二卷、《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于本朝制度，則有《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二百卷、《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六卷、《大清會典圖說事例》若干卷(按此書歷經增修，以光緒中修成者為最備)、《大清通禮》五十四卷、《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于經籍目錄，則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又《四庫簡明目錄》二十卷)。

　　于名物譜錄，則有《廣群芳譜》一百卷;于理學，則有《性理精義》十二卷;于農政，則有《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于醫(yī)學，則有《醫(yī)宗金鑒》九十卷;于算學，則有《數理蘊》五十三卷、《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后編十卷)、《儀象考成》三十二卷;于術數，則有《協(xié)紀辨方書》三十六卷(按天時之說見于《孟子》，此書為擇日而作，利于民用，故特著之);于藝術，則有《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于類書，則有《淵鑒類函》四百五十卷、《分類字錦》六十四卷、《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佩文韻府》四百四十四卷(又拾遺一百十二卷)、《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于編輯總集，文則有《歷代賦匯》一百八十四卷、《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全唐文》一千卷;詩則有《全唐詩》九百卷、《全金詩》七十卷、《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詞則有《歷代詩余》一百二十卷;于詩文選本，則有《古文淵鑒》六十四卷、御選《唐詩》三十五卷、《宋詩》七十八卷、《金詩》二十五卷、《元詩》八十一卷、《明詩》一百二十八卷、《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唐宋詩醇》四十七卷。皆經諸名手，上秉圣裁，精心撰述，不獨嘉惠多士，且將昭示方來，鉅制鴻篇，洵為前代所未有者矣(又四部外，尚別有《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