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當前語文教育的反思
　　在最普遍的意義上，生活先在性地規(guī)定了語文教育。我們關注語文教育，努力實施語文教育，如果無視生活的要求和變化，其效果將令人懷疑。但令人遺憾的是，現(xiàn)實中語文教育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脫離生活的弊端，在內(nèi)容和表達方式上給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談到訓練兒童說話能力時，葉圣陶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與兒童一起生活”，“這里所謂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處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觸他們的內(nèi)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頭。”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交往中我們不能把對方語言單純看作客觀現(xiàn)象去把握，而是要進入交流、溝通，設身處地去體驗和領悟，最終實現(xiàn)主觀和客觀的統(tǒng)一。
　　在這方面，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民國時期的三種教材《商務國語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世界書局國語課本》，幾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會層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刮起了一陣“懷舊風”。民國時期教育家、文學家重視對基本教材尤其是對初級學生課本的編寫，語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說：“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這些民國大家愿意在“紅花開，白花開，紅花白花朵朵開”“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覺”這樣淺白的課文編寫中傾注才華，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話詩般的語言，讓長期生活在單調(diào)的教科書語言和新爆的網(wǎng)絡語言環(huán)境中的人們感到陌生、新奇、優(yōu)美。
　　對老課本的懷舊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對現(xiàn)行語文教材的不滿?，F(xiàn)行語文教材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責任，其結果往往道彰而文傷。民國老課本并非不講以文載道，但其傳導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以“立人”為宗旨，“做人”為準則，在傳導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誘，“攙著學生向前走”?！独蠋熀芟矚g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學回來，母親問他說，老師喜歡你嗎·弟弟說，老師喜歡我，他攙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對應著“攙”字，現(xiàn)行的教材可用一個“牽”字來概括。“你看，你看，滿樹盛開的小花，那是我們的笑臉，感謝你時時把我們牽掛。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師，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讓花香飄進你的夢里。”這種將老師形象定型化的文字，以及其他極富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金水橋”“大典”“檢閱”“神州”“騰飛”等詞匯與學生心理脫節(jié)太遠。
　　“語言—日常生活—社會”這一認識鏈是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帶給我們的啟示，通過認識語言去認識日常生活，進而認識社會，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是否一致不是絕對的。泰州學派的基本理念是“百姓日用即道”。課文中涉及的內(nèi)容應該都是學生身邊事、家中事、學堂事和經(jīng)常接觸的自然現(xiàn)象，用淺顯的方法說明人倫之理、孝親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際往來所必須具備的品德、素質(zhì)和知識。這樣的生活化語文教育才算是處理好了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也才有助于學生認識社會和人生。這是語文教育改革中應當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劉少杰.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J]社會學研究,1999,4.
　　[2]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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