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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類專業(yè)論文篇1

　　試談WTO對行政管理模式的沖撞及價值轉變

　　摘　要：中國加入WTO不僅僅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更是一個政府加入WTO及其行政管理模式的問題。由于WTO規(guī)則主要是行政法規(guī)，主要是對行政主體以行政行為的要求，所以，伴隨著入世而來的必然是對傳統(tǒng)行政管理模式的沖撞以及中國行政管理模式的價值傳換。本文在分析傳統(tǒng)行政管理模式及其與WTO的沖撞的基礎上，提出有關價值轉變的相應對策。

　　關鍵詞：WTO;行政管理模式;沖撞;價值轉換

　　一、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模式的特質及其局限

　　中國行政管理模式深受傳統(tǒng)行政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禮治與仁政學說、道家的無為政治主張的影響。傳統(tǒng)行政文化一方面為中國行政管理模式提供深厚的道德資源與人本思想，使其形成特有的風格，另一方面也使中國行政管理模式受困于“人治”、“無為”等觀念，從而表現(xiàn)出特有的局限。

　　1.管理手段道德化。

　　與西方法律至上的傳統(tǒng)不同，在中國歷史上道德至上的觀念特別發(fā)達。自古以來，中國的管理者提倡的是敬德保民，以德保民，把道德作為治國的根本手段?！蹲髠?bull;襄公二十四年》說：“德，國家之基也。”《管子•牧民》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與絕對推崇道德管理相對應，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對法律手段則相對忽略與輕視。

　　《論語•為政》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也就是說，道德是最為根本的管理手段，是管理手段之本。而法(在中國其實是“刑”)則是輔法之法，是管理手段之末，它遠不能與德相提并論。為了達到既定的管理目標，道德化的管理手段特別強調管理主體的道德修養(yǎng)與道德感召力。其實，好的管理不僅要有好的管理者，還要有好的法律。兩者缺一不可。傳統(tǒng)行政管理雖然竭力強調道德化的管理手段，但是由于沒有做扎扎實實的法制建設工作，結果道德化的管理衍生出頗具隨意性的“人治”苦果來。

　　2.監(jiān)督制度彈性化。

　　“以德為本”的德性化管理，之所以衍生出“人治”的苦果，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存在著彈性化的理性。就管理對象而言，最能體現(xiàn)中國管理制度的是監(jiān)督制度。中國的監(jiān)督制度源自秦代，到漢成帝時便有了專設的監(jiān)督機構。魏晉之后，監(jiān)督官的地位漸趨重要，但因長期動亂與分裂，監(jiān)督制度并無重大變化。隋朝時加強了監(jiān)督制度，除增強御史臺監(jiān)督御外，還設置了謁者臺和司隸臺，設謁者、司隸刺臺等，分別糾察內外百官和一切軍民活動。

　　可惜的是隋二世而滅，監(jiān)督制度并沒有產生多大效果。唐朝在多年戰(zhàn)亂之后將監(jiān)察制度恢復起來。特別在唐初，監(jiān)督官是皇帝的耳目，他們無所不糾，無所不察。但是，即使在中國歷史上最為開明的貞觀年間，監(jiān)督制度也存在著極大的彈性。

　　其一，監(jiān)督權力的來源不在于制度上的明文規(guī)定，而在于管理者的認可。而管理者又無時不受限于德性的高低、心情的好壞等主觀因素。

　　其二，監(jiān)督權力的行使受制于最高的管理者，行政監(jiān)督的運行必須通過最高管理者這一道閘門才能開始啟動。

　　其三，行政監(jiān)督的范圍無所不包，容易導致監(jiān)督上的主觀隨意性與模糊性。

　　其四，單向式的行政監(jiān)督，對下不對上，使監(jiān)督失去了公平性、明晰性。其四，道德化的行政文化強調倫理本位，必然主張以主觀的道德規(guī)范為監(jiān)督的依據。這就為監(jiān)督不穩(wěn)定性、不確定性即非理性埋下了伏筆。

　　3.管理目標平和化。

　　與西方管理中強調效率至上的目標不同，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往往把管理目標鎖定為一個字“治”。也就是說，管理的目標不是累積財富、不是競爭發(fā)展，而是天下太平。

　　正因如此，平和化的管理目標給中國行政管理帶來了最為深遠的影響。與西方傳統(tǒng)行政管理單純地強調制度、法令的作用，而不重視制訂、執(zhí)行法令制度的人的個人品質和修養(yǎng)不同，中國傳統(tǒng)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沒有多少法治可言?？梢哉f，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的運行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思想來維持，“人治”是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二、WTO對中國傳統(tǒng)管理模式的沖擊

　　WTO這一多邊性的貿易組織是由一系列的“游戲規(guī)則”組成的，WTO的基本規(guī)則有五：一是非歧視待遇原則，這一原則規(guī)定對待不同的締約國要采用相同的待遇，不得存在歧視性的行為。二是最惠國待遇原則，締約一方在締約另一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方享有或可能享有的待遇。三是國民待遇原則，締約國之間相互保證以不得低于其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的標準給予另一方的自然人、法人的待遇。四是互惠原則，是指利益或特權的相互或相應的讓與。五是貿易政策透明原則，指避免歧視性的存在從而制定透明原則來防止成員國之間進行不公開的貿易。由此可以看出這些游戲規(guī)則絕大多數(shù)都與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有關。所以，中國加入WTO其實就意味著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行政審批制度、政府角色的運行等等方面必須與成熟的市場國家相關體制與模式接軌。在這個接軌過程中，WTO規(guī)則必然對因襲“人治”傳統(tǒng)的中國行政管理模式產生強烈的沖擊效應。

　　1.“法治”對“人治”的沖撞。

　　加入WTO后，管理主體與管理對象就會發(fā)現(xiàn)權大于法、人情勝于法、徇私枉法等現(xiàn)象，是與WTO規(guī)則相抵觸的。由于WTO規(guī)則的宗旨是通過一系列法律原則來保證公平合理的經濟貿易競爭環(huán)境，促進世界貿易的發(fā)展，推動世界經濟貿易秩序的法制化、規(guī)范化，實現(xiàn)國際貿易自由化。所以，西方的法律精神將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沖擊著中國的“人治”傳統(tǒng)。WTO規(guī)則所體現(xiàn)的法治觀念以及精神等將不斷沖擊著中國傳統(tǒng)的“人治”陋習。

　　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法律，服從法律的權威性;任何權力都是公民通過憲法或者法律賦予的，都要依法行使并受法律的約束，任何人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以權廢棄;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無論管理對象職務多高、功勞多大，都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權。因此，加入WTO，中國行政管理必然面臨“法治”對“人治”的沖撞。

　　2.“效率論”對“平和論”的沖撞。

　　WTO的規(guī)則是繁冗并復雜的，若要編寫成書則足有厚厚幾本。但始終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核心精神，那就是WTO精神。這種精神可概括為，“公平競爭，以求雙贏”，亦精辟的稱為“公平”與“效率”。自加入WTO，應以貿易自由化為宗旨，而不能把保護主義當作入世后的價值信念。WTO的公平競爭原則，必然對傳統(tǒng)的平和論產生破壞性。公平競爭原則，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要求政府還權于企業(yè)、還權于市場、還權于社會。

　　政府就是政府，政府不是一切。政府既不能代替市場，更不能以市場主體身份參與市場競爭，而是要求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則運作。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管理中應講究效率。西方的效率論管理模式將對中國的行政管理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隨著中國“新公共管理”熱，我們可以感受到“效率論”對傳統(tǒng)的“平和論”的沖擊。

　　3.制度化對彈性化的沖撞。

　　WTO是一個追求公開、透明與和諧競爭的國際組織，WTO是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組織。WTO的各種細則加起來可以塞滿一棟樓。規(guī)則化、制度化的WTO必然對“人治”模式影響下的中國管理產生沖撞。根據世貿組織規(guī)則的要求，政府有關經貿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府應當是規(guī)范的，透明的和可預見的，而不是隨意性的產物。

　　鑒于中國管理中的彈性化傾向，美中貿易關系全國委員會250個會員企業(yè)一方面希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另一方面又期望入世后中國的管理更加規(guī)范化、制度化，依賴人際關系的情況越來越少。因此，加入WTO就意味著要加強制度化管理，那種在“人治”模式下留存的“暗箱操作”及主觀任意式管理，必然遭到摒棄。那種“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彈性化管理將不再擁有市場。

　　三、當代中國行政管理模式的價值轉變

　　自古至今，中國行政管理在提倡“以德治國”時并不缺少“以法治國”的口號，但是由于過多強調法治中人的作用而忽略了法治中法的建設與完善，結果法治走向了人治。目前，中國的行政管理模式若要擺脫“人治”的局限與“法治”的欠缺，除了繼續(xù)汲取傳統(tǒng)管理模式中精華資源外，必須抓住入世給予的機遇，汲取WTO精神，以“法德并重”為重點完成管理模式的當代轉變。

　　1.“人治化”向“法治化”轉變。

　　WTO的游戲規(guī)則集中體現(xiàn)WTO的法治管理模式。“法律的統(tǒng)治”是法治全稱。一個視法律為權威的國家叫做法治國，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法治國具有的特色。在實行法治的國家其最高權威不是某些隨心所欲發(fā)號施令的個人或集團，而是按照國家的意愿建立起來的。與法治直接對立的是人治。人治是個人、少數(shù)人或集團的專橫統(tǒng)治，人治國最高統(tǒng)治者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受挑戰(zhàn)、監(jiān)督和制約。依據WTO精神，一切管理以法的形式表現(xiàn)，嚴格遵照先立規(guī)矩后辦事，使規(guī)范和調整管理的必備手段是法律而不是“人”，讓法律取代“人”在管理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威嚴。

　　要形成這一狀態(tài)，我們政府首先要把與WTO規(guī)則相違背的行政規(guī)章進行清理和修改，存在不合理條例和法規(guī)進行廢止，建立科學、統(tǒng)一、嚴謹、合理的法制體系。唯有所依之法是全面的，對行政管理的監(jiān)督才能得到證;唯有所依之法是法律所明確的，才能使行政行為是權威的、合理的、公正的。只有將“從道不從人”的管理理念運用到管理實踐中，才能減少管理的主觀性與隨意性，走向行政科學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也才能使行政管理真正由“人事”行政轉向規(guī)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

　　2.“模糊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

　　“太陽是最好的防腐劑，電燈是最有效的警察。”這句話告訴我們行政公開是監(jiān)督行政行為最效的因素，是遏制行政權力腐敗的重要途徑。若把行政管理活動從“暗箱操作”轉為“陽光工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各種腐敗行為就像雪遇光而化一樣。行政透明化不僅僅是WTO透明原則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國實行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完善。

　　第一，樹立與WTO透明原則相適應的新觀念。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其宗旨必然是為人民服務。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信息公開，人民就無法根據相關信息來判斷政府決策的利弊，政府也可能存在腐敗行業(yè)而不被發(fā)現(xiàn)。同時公開信息是政府的義務和職責而不能視為他們的權力，公民當家做主的權力使得公民有獲取相關信息的知情權。所以要樹立相應的服務與權利觀念，明確政府的責任與義務。

　　第二，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如今，我國還沒有一部統(tǒng)一的信息公開法律。與之相關的一些法律都比較散亂，這些立法及相關的解釋都不能體現(xiàn)WTO的透明原則，存在不全面、不系統(tǒng)的問題。為了使我國能夠跟緊步伐，履行透明原則，我們必須建立政府信息公開法，使政府行為有法所依，將透明原則做到實處。

　　第三，加快“電子化”政府建設。電子化政府通過改變政府與公民的交流方式，從而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促進政府政務公開。網絡使信息資源共享化，只有政府上網了，公眾才能有效知道政府的工作與服務，政策的全過程也不再是神秘保守的東西，公民也能客觀了解工作進度。

　　3.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專業(yè)化”轉變。

　　加入世貿組織對我國公務員的素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專業(yè)化”轉變至關重要。江澤民同志深刻指出：“做好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各項應對工作，關鍵是人才”。公務員高素質專業(yè)化包括幾個方面，政治方面，必須保持立場堅定，與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保持一致，職業(yè)方面，公務員必須掌握本職工作內的業(yè)務知識及行政能力，最后作風方面，公務員是代表著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須堅持廉潔自律，不可貪污受賄。

　　作者:趙紅梅 單位: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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